首輔申時行隻得出麵打圓場，為潘季馴求情說，當時人多音雜，潘大人聽錯情有可原。
政治嗅覺異常靈敏的李植，自打發家後就到處炫耀：“至尊（天子）呼我為兒！”他這時更加活躍，順著皇上旨意攻訐潘季馴是以“狗功”自居的奸黨餘孽，“故輔居正，勾結太監，藐視皇權，殘害忠良，荼毒海內，即使斬棺斷屍尚有餘罪。潘季馴作為張黨餘孽，不說居正罪有應得，而說陛下損德傷體，欺上瞞下，若不速行罷斥，任他蠱惑人心，後果不堪設想”。
在群小的煽風點火下，萬曆抓住時機，把堂堂正二品的刑部尚書潘季馴革職為民。
此時，小臣肆意攻訐謾罵大臣，本應神聖的朝堂一時成了訟庭，兩方唇槍舌戰，喋喋不休。
就連當初忤逆過張居正的王錫爵都為自己舉薦過李植等人感到恥辱，他反戈一擊：李植三人從治張居正、馮保之獄以來，輒依附趙用賢等所謂君子，日尋戈矛，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天下不平之兆。
患難見真情。
張居正生前至交陸光祖，當初和首輔政見不合而告病隱退，復職來到京師，正巧遇到舉國轟動的張案。他甚為反感言官罔顧是非、誣陷良臣、逢張必反的小人行徑，嚴厲駁斥急於給張氏羅織罪名的少壯派官員：“江陵罪在剛愎、操切，但絕無貳心，皇天後土實所共知。故相非弄權，俯怨也，且擁護綢繆，其輔翼之功安可泯？”
在那個黨同伐異的環境下，陸光祖一番慷慨直言害得自己又遭貶謫，但這還是無法阻擋任事大臣對朝廷上下邪人、邪氣的抨擊。
次輔許國鄭重譴責吳中行、趙用賢等復仇黨：“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
大臣們的苦口婆心終究沒能解張氏之禍，當時唯一能夠製止萬曆清算張居正的人，是皇帝生母——慈聖李太後。但是，倒張運動期間未見她有任何動作，在這個關鍵時間段裏，李太後選擇緘默甚至縱容兒子清算恩相。
恰逢李太後小兒子潞王即將結婚，她一心要把婚禮籌辦得豪華氣派，多次催促萬曆出銀。
萬曆捨不得動用內府的豐富積蓄，又顧慮大臣再批評他隨意挪用國庫的銀兩，就把責任推到張、馮身上：“無恥臣僚盡獻奇珍異寶於張、馮二家。”
李太後竟露骨地說：“既然如此，抄沒必能獲得。”
後人對她的微妙態度有著種種猜測，或許其中的原因永遠說不清、道不明。可有一點是確定的，她起初信任張居正的才幹及忠誠，在“孤兒寡母”的權力危險期，毅然把一切國事委之於居正，可謂獨具慧眼，說到底是利用才相以保朱明江山。
張居正對其知遇之恩感激不盡，誓死報答浩浩皇恩。李太後畢竟代表皇族階層的利益，她無法擺脫階級局限，就如同當年“逐拱”意在鞏固皇權一樣。
一旦精明強幹的張閣老不在人世，對他們朱氏集團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為了維護家族利益，必須徹底消除他的影響力，告誡臣子們威權震主的下場。
倒張之後，萬曆徹底親政，李太後自此退出政治舞台，無論兒子如何胡作非為，她都無動於衷，盡情享受美好的貴族生活。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都察院按萬曆旨意，參劾已故首輔張居正。這是一份國家起訴書，萬曆批示了一段話，對張居正做出最終判決：
“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製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庶希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著永戍煙瘴地麵，永遠充軍。”
萬曆命令執事官員把故相的“罪狀”張貼於全國各地衙門，要六千萬子民都知道他是大明王朝的“社稷罪人”。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對張居正的清算已經做到盡頭。萬曆皇帝視臣子若草芥，將一切罪惡都扣在居正頭上，藉此告訴臣子，江山還是朱家的江山，大臣無非是朕手中的工具，既可捧上雲霄，也可打入地獄，即使有蓋世之功也概莫能外。
翻臉如翻書。
人性的醜惡，往往在帝製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萬曆親政後暴露出蛇蠍本性，對功勞蓋世的恩師元相視之如寇讎，不擇手段地製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特大冤案。
歷史有情，它會褒揚一切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人物事跡；歷史無情，它會揭露鞭撻任何禍國殃民的奸佞汙穢。
公道自在人心！後世史家在論及萬曆對張居正的“寡恩”時，都有不平之氣，清初名士沈德潛就哀嘆：“神廟始則尊如父師，過於寵；後至削籍破家，又過於薄。”
即使在張居正蒙冤的四十年後，當時的有識之士無不感嘆明皇朝對功臣的刻薄暴虐。隆慶年間與張居正在“請大閱”問題上發生衝突，被連降三級的駱問禮，鑑於居正覆敗後朝政日非，感懷時局，以一首《哭張江陵》公諸於世，以示緬懷之情：
寵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幾元臣。
政治嗅覺異常靈敏的李植，自打發家後就到處炫耀：“至尊（天子）呼我為兒！”他這時更加活躍，順著皇上旨意攻訐潘季馴是以“狗功”自居的奸黨餘孽，“故輔居正，勾結太監，藐視皇權，殘害忠良，荼毒海內，即使斬棺斷屍尚有餘罪。潘季馴作為張黨餘孽，不說居正罪有應得，而說陛下損德傷體，欺上瞞下，若不速行罷斥，任他蠱惑人心，後果不堪設想”。
在群小的煽風點火下，萬曆抓住時機，把堂堂正二品的刑部尚書潘季馴革職為民。
此時，小臣肆意攻訐謾罵大臣，本應神聖的朝堂一時成了訟庭，兩方唇槍舌戰，喋喋不休。
就連當初忤逆過張居正的王錫爵都為自己舉薦過李植等人感到恥辱，他反戈一擊：李植三人從治張居正、馮保之獄以來，輒依附趙用賢等所謂君子，日尋戈矛，今一言相左，即不惜用刃，此天下不平之兆。
患難見真情。
張居正生前至交陸光祖，當初和首輔政見不合而告病隱退，復職來到京師，正巧遇到舉國轟動的張案。他甚為反感言官罔顧是非、誣陷良臣、逢張必反的小人行徑，嚴厲駁斥急於給張氏羅織罪名的少壯派官員：“江陵罪在剛愎、操切，但絕無貳心，皇天後土實所共知。故相非弄權，俯怨也，且擁護綢繆，其輔翼之功安可泯？”
在那個黨同伐異的環境下，陸光祖一番慷慨直言害得自己又遭貶謫，但這還是無法阻擋任事大臣對朝廷上下邪人、邪氣的抨擊。
次輔許國鄭重譴責吳中行、趙用賢等復仇黨：“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
大臣們的苦口婆心終究沒能解張氏之禍，當時唯一能夠製止萬曆清算張居正的人，是皇帝生母——慈聖李太後。但是，倒張運動期間未見她有任何動作，在這個關鍵時間段裏，李太後選擇緘默甚至縱容兒子清算恩相。
恰逢李太後小兒子潞王即將結婚，她一心要把婚禮籌辦得豪華氣派，多次催促萬曆出銀。
萬曆捨不得動用內府的豐富積蓄，又顧慮大臣再批評他隨意挪用國庫的銀兩，就把責任推到張、馮身上：“無恥臣僚盡獻奇珍異寶於張、馮二家。”
李太後竟露骨地說：“既然如此，抄沒必能獲得。”
後人對她的微妙態度有著種種猜測，或許其中的原因永遠說不清、道不明。可有一點是確定的，她起初信任張居正的才幹及忠誠，在“孤兒寡母”的權力危險期，毅然把一切國事委之於居正，可謂獨具慧眼，說到底是利用才相以保朱明江山。
張居正對其知遇之恩感激不盡，誓死報答浩浩皇恩。李太後畢竟代表皇族階層的利益，她無法擺脫階級局限，就如同當年“逐拱”意在鞏固皇權一樣。
一旦精明強幹的張閣老不在人世，對他們朱氏集團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為了維護家族利益，必須徹底消除他的影響力，告誡臣子們威權震主的下場。
倒張之後，萬曆徹底親政，李太後自此退出政治舞台，無論兒子如何胡作非為，她都無動於衷，盡情享受美好的貴族生活。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都察院按萬曆旨意，參劾已故首輔張居正。這是一份國家起訴書，萬曆批示了一段話，對張居正做出最終判決：
“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製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假以丈量，庶希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著永戍煙瘴地麵，永遠充軍。”
萬曆命令執事官員把故相的“罪狀”張貼於全國各地衙門，要六千萬子民都知道他是大明王朝的“社稷罪人”。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對張居正的清算已經做到盡頭。萬曆皇帝視臣子若草芥，將一切罪惡都扣在居正頭上，藉此告訴臣子，江山還是朱家的江山，大臣無非是朕手中的工具，既可捧上雲霄，也可打入地獄，即使有蓋世之功也概莫能外。
翻臉如翻書。
人性的醜惡，往往在帝製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萬曆親政後暴露出蛇蠍本性，對功勞蓋世的恩師元相視之如寇讎，不擇手段地製造了一起慘絕人寰的特大冤案。
歷史有情，它會褒揚一切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人物事跡；歷史無情，它會揭露鞭撻任何禍國殃民的奸佞汙穢。
公道自在人心！後世史家在論及萬曆對張居正的“寡恩”時，都有不平之氣，清初名士沈德潛就哀嘆：“神廟始則尊如父師，過於寵；後至削籍破家，又過於薄。”
即使在張居正蒙冤的四十年後，當時的有識之士無不感嘆明皇朝對功臣的刻薄暴虐。隆慶年間與張居正在“請大閱”問題上發生衝突，被連降三級的駱問禮，鑑於居正覆敗後朝政日非，感懷時局，以一首《哭張江陵》公諸於世，以示緬懷之情：
寵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幾元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