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了國政與守製的輕重後，張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韙，策劃“奪情”之局，並固執到底，毫不退讓。其維護個人威權的權謀手段固然不足為訓，但卻彰顯出對諸多謗議在所不顧的大政治家風度，又一次擊退了守舊勢力的瘋狂反撲。
張居正也並非孤掌難鳴，時人一片反對聲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幫他度過人生最困難的關卡。
其中，為之奔走呼號最為積極的當屬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當推重名教，時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時代的李贄做過比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識真機”之謂。
但耿先生在這件事上卻不拘泥於綱常名教，表現得相當開明，耿先生曾對張居正的狀元門生張元忭讚譽，相公乃當世伊尹、周公，反觀那些反奪情官員，看似愛國守禮，實則全無大是大非與輕重緩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張狀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輔。
張元忭這位德才兼備的狀元患有道德潔癖，骨子裏反對老師奪情，萬分仰慕敢於言事的吳、趙等人。但礙於師生恩義，他也不貿然彈劾恩師，讀到耿大哥的來信，感動之情溢於言表：“天下知師相之深、諒師相之誠者莫若公與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師相之幸也。”
不僅在門生故舊間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張居正本人安慰，回憶二十年前，蘭台史令張翰林在徐階府指點江山，忠言納諫，贏得士大夫一片讚譽的舊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舊喻今，意為如今的士大夫隻知敢於直言博取名聲，卻不能設身處地體恤社稷蒼生。他跳出現實的囹圄，從儒家經權思想的角度，為張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辯護，鼓勵首輔師法伊周，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髮以來惟知以直言敢諫為賢，恥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於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為聖人，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於格式？乃茲諸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鄙心願閣下時以往所覺，不搖撼於稱譏毀譽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為悅。
張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裏迢迢致書首輔，他和耿定向互為姻親，思想見解也高度一致，把話說到首輔心窩裏去了，他認為戀權是一個任事大臣所應該有的品質，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進取，隻求自保固寵了。
此話正中下懷，張居正深表贊同：隻有堅持“戀權”，才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單看這段對話，或許會覺得周友山是位善於察言觀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馬屁精，可誰又能想到張居正死後，反張英雄鄒元標也稱讚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權臣，周友山卻來了句令所有人驚駭的真情告白：“張太嶽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鄉梓好友能夠諒解首輔，不遺餘力幫他營造有利於他的輿論氛圍，首輔同年進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禦史陳瓚時已退休，拖著病體在家休養。當他得知首輔奪情起復之事，不顧身體有恙，奮力從床上爬起，迅速備好筆墨紙硯，致信禮部尚書馬自強：“師相之事，公卿應懇請陛下留他，禮部尚書亟需倡議。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於當時社會上有兩個陳瓚，他特別囑咐是北直隸之陳瓚，非南直隸的陳瓚。馬自強接信後不僅沒被陳大人的“精誠”所打動，反而大為嘆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難以愈，其心已死。”
這些支持張相爺奪情的人，於公於私，無論出於何種目的，不幸都成為輿論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著經典遵守綱常之徒，才真正偏離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務精神，用一定道德規範來修身，最終歸宿還是治國平天下。
當時不少言官確是隨聲附和，投機鑽營。耿定向等人則非，主少國疑之際，需要一個權威強力控製局勢，於內輔弼幼主，在外調動百司，號令群僚。支持者無非著眼於國家大局，挽留首輔，卻招來自詡為“君子”的“道學家”側目。
反觀反奪情之人，雖然遭受酷刑，卻毫無怨言，反而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整個士大夫階層，也藉此認為他們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體現出中國文人的錚錚鐵骨，究其內情令人唏噓不已。
遙遙不歸路
時過二百餘年，清代著名文史學家袁枚也和朋友討論起前朝這件轟動一時的首輔奪情事件。
袁枚頗為反感明代士人矯情做作的風氣，他在《答洪稚存書》中這樣給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釣譽的陰暗心理：“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為賢者諱過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其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乎！”
古時師生之誼，情同父子。袁枚認為，這位受到諸多門生接踵背叛、反覆打擊之後的內閣首輔，精神上迭受重創，他自忖“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
張居正也並非孤掌難鳴，時人一片反對聲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幫他度過人生最困難的關卡。
其中，為之奔走呼號最為積極的當屬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當推重名教，時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時代的李贄做過比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識真機”之謂。
但耿先生在這件事上卻不拘泥於綱常名教，表現得相當開明，耿先生曾對張居正的狀元門生張元忭讚譽，相公乃當世伊尹、周公，反觀那些反奪情官員，看似愛國守禮，實則全無大是大非與輕重緩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張狀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輔。
張元忭這位德才兼備的狀元患有道德潔癖，骨子裏反對老師奪情，萬分仰慕敢於言事的吳、趙等人。但礙於師生恩義，他也不貿然彈劾恩師，讀到耿大哥的來信，感動之情溢於言表：“天下知師相之深、諒師相之誠者莫若公與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師相之幸也。”
不僅在門生故舊間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張居正本人安慰，回憶二十年前，蘭台史令張翰林在徐階府指點江山，忠言納諫，贏得士大夫一片讚譽的舊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舊喻今，意為如今的士大夫隻知敢於直言博取名聲，卻不能設身處地體恤社稷蒼生。他跳出現實的囹圄，從儒家經權思想的角度，為張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辯護，鼓勵首輔師法伊周，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髮以來惟知以直言敢諫為賢，恥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於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為聖人，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於格式？乃茲諸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鄙心願閣下時以往所覺，不搖撼於稱譏毀譽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為悅。
張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裏迢迢致書首輔，他和耿定向互為姻親，思想見解也高度一致，把話說到首輔心窩裏去了，他認為戀權是一個任事大臣所應該有的品質，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進取，隻求自保固寵了。
此話正中下懷，張居正深表贊同：隻有堅持“戀權”，才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單看這段對話，或許會覺得周友山是位善於察言觀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馬屁精，可誰又能想到張居正死後，反張英雄鄒元標也稱讚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權臣，周友山卻來了句令所有人驚駭的真情告白：“張太嶽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鄉梓好友能夠諒解首輔，不遺餘力幫他營造有利於他的輿論氛圍，首輔同年進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禦史陳瓚時已退休，拖著病體在家休養。當他得知首輔奪情起復之事，不顧身體有恙，奮力從床上爬起，迅速備好筆墨紙硯，致信禮部尚書馬自強：“師相之事，公卿應懇請陛下留他，禮部尚書亟需倡議。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於當時社會上有兩個陳瓚，他特別囑咐是北直隸之陳瓚，非南直隸的陳瓚。馬自強接信後不僅沒被陳大人的“精誠”所打動，反而大為嘆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難以愈，其心已死。”
這些支持張相爺奪情的人，於公於私，無論出於何種目的，不幸都成為輿論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著經典遵守綱常之徒，才真正偏離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導的“學而優則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務精神，用一定道德規範來修身，最終歸宿還是治國平天下。
當時不少言官確是隨聲附和，投機鑽營。耿定向等人則非，主少國疑之際，需要一個權威強力控製局勢，於內輔弼幼主，在外調動百司，號令群僚。支持者無非著眼於國家大局，挽留首輔，卻招來自詡為“君子”的“道學家”側目。
反觀反奪情之人，雖然遭受酷刑，卻毫無怨言，反而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整個士大夫階層，也藉此認為他們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體現出中國文人的錚錚鐵骨，究其內情令人唏噓不已。
遙遙不歸路
時過二百餘年，清代著名文史學家袁枚也和朋友討論起前朝這件轟動一時的首輔奪情事件。
袁枚頗為反感明代士人矯情做作的風氣，他在《答洪稚存書》中這樣給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釣譽的陰暗心理：“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為賢者諱過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其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乎！”
古時師生之誼，情同父子。袁枚認為，這位受到諸多門生接踵背叛、反覆打擊之後的內閣首輔，精神上迭受重創，他自忖“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