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農莊莊員伊萬諾夫，是個參加過“衛國戰爭”、撫養著3個孩子的二級殘廢軍人，從來沒有前科，因為家裏揭不開鍋，在1947年6月5日夜裏到農莊的地裏偷了大約16公斤土豆，第二天晚上又挖了大約20來個土豆，結果被判“在勞改營監禁15年，剝奪權利3年，鑑於本人一無所有，免於沒收財產”。而另一個“衛國戰爭”的參加者、工廠鉗工卡爾波夫，就因為在1952年對蘇聯的報刊“反應不好”，說“報紙報導的是好收成，而食堂裏的供應卻非常差”，跟工廠領導吵架時還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生活要更好些”，被弄進了大牢。日子過得不好還不能說不好。
也正因為這樣，蘇聯這樣的國家才格外需要弘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專製、極權國家的精神鴉片，企圖令人民忘記切身苦楚、不計較個人權益的精神鴉片，做統治者實現自己競逐強權夢想的、會說話的馴順工具。極權國家需要的理想國民，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像孟德斯鳩筆下提到的羅馬暴政，“需要公民們在國內怯懦，便於統治，但又需要公民們在國外勇敢，好來保護他們！”1957年10月，蘇聯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巴塞隆納的一次科學會議上，這成了蘇聯星際科學家利奧尼德·謝多夫（1907-1999）嘲笑美國同行的資本：“你們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高。可是，美國人就隻愛自己的汽車、冰箱、房子。他不像我們俄國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問題是，俄國人民不那樣愛行嗎？吊車司機科普科夫的一條罪證，就是他說過“衛星是放了，可是湯裏沒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國家不一樣，自進入核武器時代以後，一般而言，對國力雄厚的專製或極權國家的內部暴政，任何一個路見不平的共和國，也不會為此就跟它真刀實槍幹起來。1990年5月，美國總統布希對立陶宛總理卡茲米拉·普魯斯基涅說：“我不是如此樂觀地認為一場鎮壓是不可能的，蘇聯軍方仍然可能會幹涉。我們必須小心。如果我們承認立陶宛獨立，蘇軍把坦克開進來，我們又能怎樣呢？正因為其強大，外部輿論譴責或貿易製裁等措施的壓力相當有限，專製或極權大國容易滋生出一種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這也給此類國家和平轉型為共和國增加了難度。換言之，專製、極權國家竭力強軍，謀求國際地位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通過軍備擴張實現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懾，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對其國內事務進行武力幹預的可能性，從而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如此一來，所謂國防，其實首在防民、防內。”
四、在一個共和國，馴服權力，防止政府在國內“窩裏橫”，重於不問青紅皂白地謀求強盛，從而確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而不至於演變為壓製、馴服和盤剝人民的暴力機器。就對內關係而言，隻有共和政體的國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國家。
國家強大常常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而之所以要維護國家安全，一個理由就是保護人民免遭異國的傷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僅令異國有所忌憚，而且也讓本國人民在權力麵前卑微無助、噤若寒蟬，那就等於是說：在根本就沒有受到外敵入侵的情形下，僅僅因為擔心外國入侵這種想像的恐懼，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給奴役了。這樣一來，對於人民來說，無論是否國家安全，可能橫豎都是自由、財產、人身和尊嚴沒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狀態。對於人民來說，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不安全的危險國家。
安全國家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有一套運行良好的分權製衡機製，人權保障機製，權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會受到權力霸道的威脅，而不簡單是出門不會碰到強盜竊賊之類的“社會治安好”。古時的中國人喜歡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形容心嚮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實上，即使真的做到了這樣，也不見得這樣的國家就是安全國家。相反，一個“社會治安”非常好的國家，完全可能是一個不安全國家：小蟊賊不怎麽敢作奸犯科，而整個政權卻成為最大的犯罪組織肆意妄為。納粹政權，不就是前車之鑑？
相對於專製、極權政體而言，共和政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馴服政府，馴服權力，保障民權，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於淪喪為禍國殃民的暴力機器。因為政府沒有不受製約的權力，權力與金錢也就無法像專製國家那樣，肆無忌憚地相互勾結，一起禍國殃民。無論國家是弱小還是強大，人民在政權麵前都不會變得渺小、無助，而是生活得自由而有尊嚴。1960年代中期的一個下午，加爾布雷思想小憩一會兒，要女傭埃米莉替他擋掉所有的電話。結果林登·詹森總統親自打來電話，她也照擋不誤。總統要他去叫醒加爾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幹事而不是為你幹事。”即使你生活艱辛遭遇坎坷，至少你還可以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的喜好，抨擊執政黨或總統無能，而用不著餓的皮包骨了還要強顏歡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為這樣，共和政體對人民的那種親和力，是專製極權政體所不可能有的。20世紀30年代末，在就任格蘭森市“扶輪社”主席的宴會上，柴契爾夫人的父親、雜貨店老闆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就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也正因為這樣，蘇聯這樣的國家才格外需要弘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專製、極權國家的精神鴉片，企圖令人民忘記切身苦楚、不計較個人權益的精神鴉片，做統治者實現自己競逐強權夢想的、會說話的馴順工具。極權國家需要的理想國民，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像孟德斯鳩筆下提到的羅馬暴政，“需要公民們在國內怯懦，便於統治，但又需要公民們在國外勇敢，好來保護他們！”1957年10月，蘇聯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在巴塞隆納的一次科學會議上，這成了蘇聯星際科學家利奧尼德·謝多夫（1907-1999）嘲笑美國同行的資本：“你們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我們高。可是，美國人就隻愛自己的汽車、冰箱、房子。他不像我們俄國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問題是，俄國人民不那樣愛行嗎？吊車司機科普科夫的一條罪證，就是他說過“衛星是放了，可是湯裏沒肉”。
此外，和弱小的暴政國家不一樣，自進入核武器時代以後，一般而言，對國力雄厚的專製或極權國家的內部暴政，任何一個路見不平的共和國，也不會為此就跟它真刀實槍幹起來。1990年5月，美國總統布希對立陶宛總理卡茲米拉·普魯斯基涅說：“我不是如此樂觀地認為一場鎮壓是不可能的，蘇聯軍方仍然可能會幹涉。我們必須小心。如果我們承認立陶宛獨立，蘇軍把坦克開進來，我們又能怎樣呢？正因為其強大，外部輿論譴責或貿易製裁等措施的壓力相當有限，專製或極權大國容易滋生出一種我行我素的暴政自信。這也給此類國家和平轉型為共和國增加了難度。換言之，專製、極權國家竭力強軍，謀求國際地位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通過軍備擴張實現恐怖平衡或恐怖威懾，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力量對其國內事務進行武力幹預的可能性，從而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如此一來，所謂國防，其實首在防民、防內。”
四、在一個共和國，馴服權力，防止政府在國內“窩裏橫”，重於不問青紅皂白地謀求強盛，從而確保政府不能不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而不至於演變為壓製、馴服和盤剝人民的暴力機器。就對內關係而言，隻有共和政體的國家，才是持久的安全國家。
國家強大常常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而之所以要維護國家安全，一個理由就是保護人民免遭異國的傷害和奴役。可是，如果強大的國家實力不僅令異國有所忌憚，而且也讓本國人民在權力麵前卑微無助、噤若寒蟬，那就等於是說：在根本就沒有受到外敵入侵的情形下，僅僅因為擔心外國入侵這種想像的恐懼，政府先把自己的人民給奴役了。這樣一來，對於人民來說，無論是否國家安全，可能橫豎都是自由、財產、人身和尊嚴沒有可靠保障的受奴役狀態。對於人民來說，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不安全的危險國家。
安全國家最為重要的標誌，就是有一套運行良好的分權製衡機製，人權保障機製，權力不能一手遮天，人民不會受到權力霸道的威脅，而不簡單是出門不會碰到強盜竊賊之類的“社會治安好”。古時的中國人喜歡用“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形容心嚮往之的盛世景象。事實上，即使真的做到了這樣，也不見得這樣的國家就是安全國家。相反，一個“社會治安”非常好的國家，完全可能是一個不安全國家：小蟊賊不怎麽敢作奸犯科，而整個政權卻成為最大的犯罪組織肆意妄為。納粹政權，不就是前車之鑑？
相對於專製、極權政體而言，共和政體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馴服政府，馴服權力，保障民權，保障自由，使政府不至於淪喪為禍國殃民的暴力機器。因為政府沒有不受製約的權力，權力與金錢也就無法像專製國家那樣，肆無忌憚地相互勾結，一起禍國殃民。無論國家是弱小還是強大，人民在政權麵前都不會變得渺小、無助，而是生活得自由而有尊嚴。1960年代中期的一個下午，加爾布雷思想小憩一會兒，要女傭埃米莉替他擋掉所有的電話。結果林登·詹森總統親自打來電話，她也照擋不誤。總統要他去叫醒加爾布雷思，得到的回答是：“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幹事而不是為你幹事。”即使你生活艱辛遭遇坎坷，至少你還可以公開表達自己內心的喜好，抨擊執政黨或總統無能，而用不著餓的皮包骨了還要強顏歡笑唱人民地位高。
也正因為這樣，共和政體對人民的那種親和力，是專製極權政體所不可能有的。20世紀30年代末，在就任格蘭森市“扶輪社”主席的宴會上，柴契爾夫人的父親、雜貨店老闆艾爾弗雷德·羅伯茨就曾這樣告訴來賓：“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