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專製或極權國家的統治集團會不見棺材不掉淚，縱使是國外的旁觀者，也容易被這些國家一時的繁榮所蒙蔽。美國《新聞周刊》在1959年發出警告，蘇聯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經濟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輩子共的尼克森，到了1980年還在講，“除非我們迅速行動，20世紀80年代中期將是美國和西方危險最大的時期。……蘇聯將是頭號強國；美國將是二號強國”。可是，尼克森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蘇聯解體，《新聞周刊》也有機會再報導蘇聯的崩潰。
五、與過去的專製大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19、20世紀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自興起之時，就不得不麵對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體國家實踐的強烈衝擊和挑戰，隻能在封閉與開放中搖擺、掙紮，直到最後衰亡。
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球遠航以後，世界各國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及至進入到19、20世紀，已經沒有任何專製大國能建立起可全憑一己好惡將外來“敵對”或“有害”思想拒之門外的萬裏長城了。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這意味著，英國《權利法案》、《聯邦黨人文集》、法國《人權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鳩、傑斐遜……已不隻是屬於英國、美國或法國，而是屬於整個人類。專製或極權大國不得不麵對這種衝擊和挑戰。這種衝擊和挑戰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傾向於顛覆專製或極權國家的製度和觀念根基。以致於處於文明劣勢地位的專製或極權大國，不得不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方法，去應對這種衝擊和挑戰。
但是，專製或極權國家無論多麽強大，經驗顯示，並不足以使其人民免於統治者所不喜歡的域外文明的“侵蝕”。在對拿破崙的戰爭中，作為戰勝國的俄羅斯，無疑屬於強權的一方，可是駐紮在法國的俄國占領軍軍官，卻受到了戰敗國法國的思想感染，一些人開始從精神上厭惡俄國的農奴製和專製主義。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國人不像俄國人，他們不把君主視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黨人馬特維·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則說，“我們是1812年的產兒”。這樣的歷史，日後又在蘇聯重演，以致於1946年蘇共開展運動“反世界主義”，以抵製“西方”的影響。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隻怕貨比貨。不要說宣傳灌輸，即便酷烈的刑罰，也不足以消除人們對現實的反思和對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蘇聯，礦場機械師科斯佐夫鋃鐺入獄，是由於“謾罵政府不關心工人，舉例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組織關心工人的生活”；倉庫管理員焦爾諾夫說美國工人的生活要比蘇聯工人好，“在美國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評政府，那裏存在著幾個黨派”，這也成了他的罪證；而在一家醫院當科室副主任的阿韋季索夫受到指控，則是他說過，“在美國，人們甚至可以批評總統，而在我們這裏，甚至對警察局的局長，也不允許說什麽”。
由於極權國家沒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選舉等政治技術來準確地測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與民意的變化，也沒有自由選舉、司法獨立、彈劾等等手段構成的“政治結帳”機製，它高度依賴高壓、隱瞞、欺騙和信息封鎖，無法知道到底有多麽招人喜歡或惹人嫌惡。國內的強權政治背後，是一種極度的製度心虛或者說製度自卑，既不敢讓國民自由表達，也不敢讓國民自由獲取資訊。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進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到1954年本科畢業，他說自己“從未看過諸如《紐約時報》或《世界報》之類的‘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報紙隻允許研究生看。看的時候也有許多限製。至於收聽外國電台廣播，那是會受處分的犯罪行為”。即便如此，專製或極權大國也做不到徹底封死自己的國門，絕不跟他國來往，同時它再怎麽防民之口，也還是多少需要國民能向它表達自己的真實意願，然而縫隙稍開，總是易成衝決潰堤之勢，於是乎，專製、極權大國就呈現出一種不斷地在封閉與開放之間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敵搖擺的態勢。
（二）政體與大國崛起
一、三百餘年來，存在過不同政體類型的世界強國。強調隻有搞專製、極權政體才能強國，和堅稱共和政體才是強國的不二法門，同樣缺乏歷史根據。
在過去的三百年裏，如果僅就國家強盛而言，一些國家是在不同的政體下走向強盛的。
一是在同一個時代有不同政體的強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和英國、美國，雖然政體不同，但同時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政體差異更明顯的納粹德國、蘇聯和美國，則是20世紀30年代末最為強大的三個國家。二戰之後，蘇聯和美國政體迥異，卻同為爭雄世界的超級大國。值得一提的是，以為共和政體的國家奉行分權製衡、司法獨立、地方自治、法治、表達自由、自由市場經濟等等，不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實屬無心誤讀或有意曲解。其實，共和國與專製、極權大國之間，隻是確定要辦什麽“大事”和如何辦“大事”的機製有別罷了，否則，要是共和國不如專製極權國家那樣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美國何以能夠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二戰後的聯邦德國和日本何以能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
五、與過去的專製大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19、20世紀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自興起之時，就不得不麵對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體國家實踐的強烈衝擊和挑戰，隻能在封閉與開放中搖擺、掙紮，直到最後衰亡。
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球遠航以後，世界各國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及至進入到19、20世紀，已經沒有任何專製大國能建立起可全憑一己好惡將外來“敵對”或“有害”思想拒之門外的萬裏長城了。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這意味著，英國《權利法案》、《聯邦黨人文集》、法國《人權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鳩、傑斐遜……已不隻是屬於英國、美國或法國，而是屬於整個人類。專製或極權大國不得不麵對這種衝擊和挑戰。這種衝擊和挑戰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傾向於顛覆專製或極權國家的製度和觀念根基。以致於處於文明劣勢地位的專製或極權大國，不得不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方法，去應對這種衝擊和挑戰。
但是，專製或極權國家無論多麽強大，經驗顯示，並不足以使其人民免於統治者所不喜歡的域外文明的“侵蝕”。在對拿破崙的戰爭中，作為戰勝國的俄羅斯，無疑屬於強權的一方，可是駐紮在法國的俄國占領軍軍官，卻受到了戰敗國法國的思想感染，一些人開始從精神上厭惡俄國的農奴製和專製主義。米哈伊洛夫斯基-達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國人不像俄國人，他們不把君主視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黨人馬特維·穆拉維約夫-阿波斯托爾則說，“我們是1812年的產兒”。這樣的歷史，日後又在蘇聯重演，以致於1946年蘇共開展運動“反世界主義”，以抵製“西方”的影響。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隻怕貨比貨。不要說宣傳灌輸，即便酷烈的刑罰，也不足以消除人們對現實的反思和對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蘇聯，礦場機械師科斯佐夫鋃鐺入獄，是由於“謾罵政府不關心工人，舉例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組織關心工人的生活”；倉庫管理員焦爾諾夫說美國工人的生活要比蘇聯工人好，“在美國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評政府，那裏存在著幾個黨派”，這也成了他的罪證；而在一家醫院當科室副主任的阿韋季索夫受到指控，則是他說過，“在美國，人們甚至可以批評總統，而在我們這裏，甚至對警察局的局長，也不允許說什麽”。
由於極權國家沒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選舉等政治技術來準確地測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與民意的變化，也沒有自由選舉、司法獨立、彈劾等等手段構成的“政治結帳”機製，它高度依賴高壓、隱瞞、欺騙和信息封鎖，無法知道到底有多麽招人喜歡或惹人嫌惡。國內的強權政治背後，是一種極度的製度心虛或者說製度自卑，既不敢讓國民自由表達，也不敢讓國民自由獲取資訊。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進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到1954年本科畢業，他說自己“從未看過諸如《紐約時報》或《世界報》之類的‘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報紙隻允許研究生看。看的時候也有許多限製。至於收聽外國電台廣播，那是會受處分的犯罪行為”。即便如此，專製或極權大國也做不到徹底封死自己的國門，絕不跟他國來往，同時它再怎麽防民之口，也還是多少需要國民能向它表達自己的真實意願，然而縫隙稍開，總是易成衝決潰堤之勢，於是乎，專製、極權大國就呈現出一種不斷地在封閉與開放之間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敵搖擺的態勢。
（二）政體與大國崛起
一、三百餘年來，存在過不同政體類型的世界強國。強調隻有搞專製、極權政體才能強國，和堅稱共和政體才是強國的不二法門，同樣缺乏歷史根據。
在過去的三百年裏，如果僅就國家強盛而言，一些國家是在不同的政體下走向強盛的。
一是在同一個時代有不同政體的強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意誌第二帝國、日本帝國和英國、美國，雖然政體不同，但同時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政體差異更明顯的納粹德國、蘇聯和美國，則是20世紀30年代末最為強大的三個國家。二戰之後，蘇聯和美國政體迥異，卻同為爭雄世界的超級大國。值得一提的是，以為共和政體的國家奉行分權製衡、司法獨立、地方自治、法治、表達自由、自由市場經濟等等，不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實屬無心誤讀或有意曲解。其實，共和國與專製、極權大國之間，隻是確定要辦什麽“大事”和如何辦“大事”的機製有別罷了，否則，要是共和國不如專製極權國家那樣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美國何以能夠成為世界頭號強國？二戰後的聯邦德國和日本何以能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