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個巴掌拍不響。日本人把美國人視為一個“好樣”的占領者，他們自己也準備做一個“好樣”的戰敗者。如果日本沒有決心做一個“好樣的戰敗者”，麥克阿瑟對日本的占領就未必會那麽順當。有好樣的戰敗者和好樣的戰勝者，這是戰後日本之所以迅速復興的一個重要原因。
1945年9月17日，吉田茂出任外務大臣。不久，他去拜訪鈴木貫太郎。鈴木是吉田茂在學習院大學時代的老師，擔任過日本的第42屆首相。吉田茂說：“這次我就任了外務大臣，您想到應該注意些什麽，請多指教。”鈴木告訴他：“關於戰爭這個問題，勝利後的善後工作固然重要，但戰敗時也必須作個好樣的戰敗者。”
十多年後，吉田茂在回憶錄裏說，“西洋也有‘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個好的贏家同時也是一個好的輸家）這樣一句諺語，我也認為是至理名言。對盟軍總部要端正戰敗的態度是我一貫的想法”。那麽，何謂端正戰敗的態度呢？吉田茂說，既不是一切都惟命是從，也不是陽奉陰違，而是“協助占領政策”，不過，“每當對方有認識上的錯誤或不符合我國國情的主張時，我一向是盡可能說明我方的情況，力求說服對方。並且在盡管這樣但問題仍按對方的主張作出決定時，我所採取的態度是遵守這個決定，以等待能夠糾正對方錯誤或過分的時機到來”。
吉田茂並非麥克阿瑟的兒首相。吉田茂的思路有它的社會基礎。
經過二戰，許多日本人已經意識到，日本戰敗，並非壞事。著名教育家小原國芳在1946年出版的《教育立國論》裏就說，“假使當時日本成了戰勝國，日本會變成什麽樣呢？恐將是軍閥、財閥、官僚專橫跋扈，軍部權力永久化，猖狂達於絕頂，軍國主義被視為神聖，戰爭受到讚美，國家經費的大部分為此而被奪去，使國民陷於水深火熱的痛苦中。……所以，我們決不去惋惜失敗，難道不應該從心底歡呼‘敗得好’嗎？”
作一個好樣的戰敗者，日本並沒有吃虧，也沒有恥辱。吉田茂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日本的復興：“在戰爭結束後，有些人認為日本已不能復興。……但是，這樣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榮起來了，無論從汽車的數量，還是從樓房的幢數來看，都比戰前增加了幾倍以至幾十倍。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出現過這樣的復興景象？”從1952年到1973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長。復興起來的日本，並非一個懷恨在心的美國讎敵。
代後記 看他樓起樓塌
歷史上，大國怎樣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體息息相關。
拿破崙戰爭之後的大國歷史經驗顯示，奉行專製或極權政體，也可能富國強兵，興盛一時，稱雄一方，但此類政體有著致命缺陷，雖然也可能使一國如深沉暗夜中的流星一樣光芒耀眼，卻不足以言為萬世開太平。
在現代世界，試圖以競逐國家富強來阻礙、替代向共和政體的轉變，是一條不歸路，一條危險的不歸路。共和政體誠然並不完美，但它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並能付諸實踐的、對人民而言最為安全的一種政體，有著國家富強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價值和魅力。
（一）政體與大國的衰亡
一、自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以來，三百餘年裏，專製大國的壽命，有長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現象是，19、20世紀一些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由興到亡，時間不超過80年，以至於許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見它興起目睹其滅亡。
在19世紀的曙光照臨歐亞大陸之前，有的專製帝國，已經維係數百年，搖搖而不墜，有的則憑藉慣性、殘暴，當然還有智慧，甚至運氣，熬過19世紀，步履蹣跚地進入20世紀。自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待到宣統皇帝遜位，愛新覺羅氏坐了二百餘年的江山；及至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宣布退位，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俄羅斯已逾三百年；而古老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撐到蘇丹製被廢的1922年，則歷經了六百餘年的風風雨雨。
和這些老帝國的“長命百歲”不同，在19、20世紀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從誕生或興起到崩潰不超過80年。許多人有機會“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法蘭西第一帝國從1804年拿破崙稱帝，到1814年拿破崙退位，也就十年的光景；法蘭西第二帝國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崙三世在色當被俘，不到18個年頭；德意誌第二帝國1871年在普法戰爭的凱歌聲中應運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蘭，還沒有風光夠50載；日本帝國自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開始維新，到1945年戰敗，不到80年；而從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德意誌第三帝國隻存在了12年。作為一個超級大國，1922年12月成立的蘇聯，即使從1917“十月革命”算起，在1991年12月崩潰降臨之時，也沒有活到75個年頭。
換言之，如今世上已無“長命百歲”的專製或極權大國。
二、雖然實行共和政體的大國不一定“長命百歲”，但是迄今為止，“長命百歲”的大國，卻無不屬共和政體。
1945年9月17日，吉田茂出任外務大臣。不久，他去拜訪鈴木貫太郎。鈴木是吉田茂在學習院大學時代的老師，擔任過日本的第42屆首相。吉田茂說：“這次我就任了外務大臣，您想到應該注意些什麽，請多指教。”鈴木告訴他：“關於戰爭這個問題，勝利後的善後工作固然重要，但戰敗時也必須作個好樣的戰敗者。”
十多年後，吉田茂在回憶錄裏說，“西洋也有‘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個好的贏家同時也是一個好的輸家）這樣一句諺語，我也認為是至理名言。對盟軍總部要端正戰敗的態度是我一貫的想法”。那麽，何謂端正戰敗的態度呢？吉田茂說，既不是一切都惟命是從，也不是陽奉陰違，而是“協助占領政策”，不過，“每當對方有認識上的錯誤或不符合我國國情的主張時，我一向是盡可能說明我方的情況，力求說服對方。並且在盡管這樣但問題仍按對方的主張作出決定時，我所採取的態度是遵守這個決定，以等待能夠糾正對方錯誤或過分的時機到來”。
吉田茂並非麥克阿瑟的兒首相。吉田茂的思路有它的社會基礎。
經過二戰，許多日本人已經意識到，日本戰敗，並非壞事。著名教育家小原國芳在1946年出版的《教育立國論》裏就說，“假使當時日本成了戰勝國，日本會變成什麽樣呢？恐將是軍閥、財閥、官僚專橫跋扈，軍部權力永久化，猖狂達於絕頂，軍國主義被視為神聖，戰爭受到讚美，國家經費的大部分為此而被奪去，使國民陷於水深火熱的痛苦中。……所以，我們決不去惋惜失敗，難道不應該從心底歡呼‘敗得好’嗎？”
作一個好樣的戰敗者，日本並沒有吃虧，也沒有恥辱。吉田茂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日本的復興：“在戰爭結束後，有些人認為日本已不能復興。……但是，這樣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榮起來了，無論從汽車的數量，還是從樓房的幢數來看，都比戰前增加了幾倍以至幾十倍。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出現過這樣的復興景象？”從1952年到1973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長。復興起來的日本，並非一個懷恨在心的美國讎敵。
代後記 看他樓起樓塌
歷史上，大國怎樣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體息息相關。
拿破崙戰爭之後的大國歷史經驗顯示，奉行專製或極權政體，也可能富國強兵，興盛一時，稱雄一方，但此類政體有著致命缺陷，雖然也可能使一國如深沉暗夜中的流星一樣光芒耀眼，卻不足以言為萬世開太平。
在現代世界，試圖以競逐國家富強來阻礙、替代向共和政體的轉變，是一條不歸路，一條危險的不歸路。共和政體誠然並不完美，但它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並能付諸實踐的、對人民而言最為安全的一種政體，有著國家富強所無法替代的獨特價值和魅力。
（一）政體與大國的衰亡
一、自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以來，三百餘年裏，專製大國的壽命，有長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現象是，19、20世紀一些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由興到亡，時間不超過80年，以至於許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見它興起目睹其滅亡。
在19世紀的曙光照臨歐亞大陸之前，有的專製帝國，已經維係數百年，搖搖而不墜，有的則憑藉慣性、殘暴，當然還有智慧，甚至運氣，熬過19世紀，步履蹣跚地進入20世紀。自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待到宣統皇帝遜位，愛新覺羅氏坐了二百餘年的江山；及至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宣布退位，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俄羅斯已逾三百年；而古老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撐到蘇丹製被廢的1922年，則歷經了六百餘年的風風雨雨。
和這些老帝國的“長命百歲”不同，在19、20世紀新興的專製或極權大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從誕生或興起到崩潰不超過80年。許多人有機會“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法蘭西第一帝國從1804年拿破崙稱帝，到1814年拿破崙退位，也就十年的光景；法蘭西第二帝國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崙三世在色當被俘，不到18個年頭；德意誌第二帝國1871年在普法戰爭的凱歌聲中應運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蘭，還沒有風光夠50載；日本帝國自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開始維新，到1945年戰敗，不到80年；而從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德意誌第三帝國隻存在了12年。作為一個超級大國，1922年12月成立的蘇聯，即使從1917“十月革命”算起，在1991年12月崩潰降臨之時，也沒有活到75個年頭。
換言之，如今世上已無“長命百歲”的專製或極權大國。
二、雖然實行共和政體的大國不一定“長命百歲”，但是迄今為止，“長命百歲”的大國，卻無不屬共和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