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辦法還是挺管用的。通過撥款的限製，如拒絕撥款或設置使用撥款的條件，確保軍隊不能獨立於國會的控製之外。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派海軍作全球航行，可是由於國會威脅要撤銷軍事撥款，他不得不讓軍艦半途而歸。國會的招數是，它決定隻為艦隊回國提供撥款，否則，艦隊就隻能呆在原地了。就憑這一點，任何獨裁者都不會對代議製民主有好感。
也正因為預算如此重要，國會對於軍事預算也不含糊。軍隊隻能是純粹的花錢機構，它不能以任何方式掙錢。它的一切開支隻能來自於國會的撥款。馬克斯韋爾·泰勒上將曾說：
和大多數議會製度國家的做法不同，美國三軍的參謀長們作為軍種的參謀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必須經常出席國會的各個委員會作證。此外每年至少要在兩院的武裝部隊委員會及撥款委員會上各出席作證一次。在正常的年月裏，還要就原子能、飛彈、軍事人員、後備力量及軍事援助計劃等等特殊問題出席作證。
比如，依照美國國會眾議院法律修訂谘議局編《美國法典》（1988年版）中有關法律條款，國防部長每年應該就國防部的開支、工作和成就向總統和國會作出書麵報告，提交的這份報告中，還應該包括各軍種部有關該部的開支、工作和成就的報告等；國防部長應在每年4月8日前向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武裝部隊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提交有關合眾國在海外駐軍費用的報告；“國防部長應於每年4月1日之前向國會提交《五年防務規劃》（及其附錄），該規劃是國防部長為支援國防部的計劃、項目和活動而製定的預算中預計的開支和建議撥款數額的依據。”
裏根時期的國防部長溫伯格在回憶錄裏這樣談到自己的切身體會：“每年的預算戰鬥都是一場漫長的戰役。其過程有聽證會、會議，在五角大樓以及其他地方同各位眾議員、參議員共進早餐以及單獨拜訪參眾兩院議員。為了努力使總統重振軍備計劃的大原則及其諸多細節贏得公眾的支持，我在電視和電台上的露麵比我願意做的多得多，和報紙編輯委員會、單獨的記者及專欄作家們舉行了無數次的會議，同輿論界頭麵人物共進晚餐，而且發表數不清的演講。”
有時候，堂堂國防部長，會遭到國會議員的痛斥。在1983年2月3日的一次預算聽證會上，來自密執安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小唐納德·裏格爾，把國防部長溫伯格批了個狗血噴頭，以至於溫伯格後來在回憶錄還稱之為“我記憶中最為惡毒的蠱惑民心的例子之一”。這位議員劈頭蓋臉說溫伯格為“揮霍者卡珀”，聲稱“我想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其基本判斷是危害我們國家的國防部長。在估計我們國家的國防需要時，你是一個失去了理智平衡、十足僵硬的空頭理論家。我認為由於你狂熱地堅持超出我們需要和能力的國防增支，你正在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
例外隻限於馬歇爾一個人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分支裏，1789年成立了陸軍部，1798年又成立了海軍部。陸海軍的指揮統帥機構相互獨立，自成係統，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都是內閣成員，直接接受總統的領導。到了二戰的時候，這種體製的缺陷，暴露無遺。
1941年，參議院成立國防計劃審查特別委員會，杜魯門擔任主席。結果他“才認識到由於陸、海軍部分立，互不協調，所造成的浪費和無能到了怎樣的地步”。比如他發現，陸海軍在美國和巴拿馬都建有緊相毗鄰的巨大飛機場，“可是海軍的飛機不能在陸軍的機場上著陸，而陸軍的飛機也不能在海軍的機場上降落”。
正是因為戰爭中暴露出的種種弊端，美國當局感到有必要統一國防機構。1943年秋，時任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首先提出了戰後統一三軍的建議。杜魯門也在就任總統前不到一年的時候，發表文章公開主張海陸軍合併，成立一個新的國防機構，把所有的國防單位都合併到這個機構裏來，歸掌握實權的首長指揮。
可是，設立國防部的過程並不一帆風順。直到1947年7月，國會才通過了美國第一個關於國防體製的基本法——《國家安全法》。根據該法，設立了國家軍事部，“作為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9月，福萊斯特出任首任部長。當時，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部長，和國防部長一樣，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的正式成員。第一任部長福雷斯特爾在三軍部長和參謀長的任命問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可是他在海軍部長任上的時候，曾堅持認為，國防部長的權力不能太大。等他自己成了國防部長，卻發現，他缺少同他所負責任相應的權威。
1949年8月修改了《國家安全法》，國家軍事部改成國防部，設參謀長聯席會議為國防部的常設機構，並創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職。1958年，法律又賦予了國防部長新的權力，軍事部門劃歸國防部領導。原來的陸、海、空軍三個部，降格為單純的軍種部，國防部長直接指揮監督各軍種部。
不管國防部如何改革，秉持文官統治是一以貫之的原則。表現在國防部長的任命問題上，就是該職隻能由文職人員充任。
第一任國家軍事部部長福雷斯特爾和其後任路易斯·詹森，不僅在就職之前十年內沒有擔任過常備軍軍官，就連正規軍裏的三等兵都沒當過。可是在1950年，當杜魯門總統想撤掉路易斯·詹森的時候，情形就有所不同了。當時正逢韓戰，杜魯門想讓馬歇爾出山。
也正因為預算如此重要，國會對於軍事預算也不含糊。軍隊隻能是純粹的花錢機構，它不能以任何方式掙錢。它的一切開支隻能來自於國會的撥款。馬克斯韋爾·泰勒上將曾說：
和大多數議會製度國家的做法不同，美國三軍的參謀長們作為軍種的參謀長及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必須經常出席國會的各個委員會作證。此外每年至少要在兩院的武裝部隊委員會及撥款委員會上各出席作證一次。在正常的年月裏，還要就原子能、飛彈、軍事人員、後備力量及軍事援助計劃等等特殊問題出席作證。
比如，依照美國國會眾議院法律修訂谘議局編《美國法典》（1988年版）中有關法律條款，國防部長每年應該就國防部的開支、工作和成就向總統和國會作出書麵報告，提交的這份報告中，還應該包括各軍種部有關該部的開支、工作和成就的報告等；國防部長應在每年4月8日前向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武裝部隊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提交有關合眾國在海外駐軍費用的報告；“國防部長應於每年4月1日之前向國會提交《五年防務規劃》（及其附錄），該規劃是國防部長為支援國防部的計劃、項目和活動而製定的預算中預計的開支和建議撥款數額的依據。”
裏根時期的國防部長溫伯格在回憶錄裏這樣談到自己的切身體會：“每年的預算戰鬥都是一場漫長的戰役。其過程有聽證會、會議，在五角大樓以及其他地方同各位眾議員、參議員共進早餐以及單獨拜訪參眾兩院議員。為了努力使總統重振軍備計劃的大原則及其諸多細節贏得公眾的支持，我在電視和電台上的露麵比我願意做的多得多，和報紙編輯委員會、單獨的記者及專欄作家們舉行了無數次的會議，同輿論界頭麵人物共進晚餐，而且發表數不清的演講。”
有時候，堂堂國防部長，會遭到國會議員的痛斥。在1983年2月3日的一次預算聽證會上，來自密執安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小唐納德·裏格爾，把國防部長溫伯格批了個狗血噴頭，以至於溫伯格後來在回憶錄還稱之為“我記憶中最為惡毒的蠱惑民心的例子之一”。這位議員劈頭蓋臉說溫伯格為“揮霍者卡珀”，聲稱“我想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其基本判斷是危害我們國家的國防部長。在估計我們國家的國防需要時，你是一個失去了理智平衡、十足僵硬的空頭理論家。我認為由於你狂熱地堅持超出我們需要和能力的國防增支，你正在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
例外隻限於馬歇爾一個人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分支裏，1789年成立了陸軍部，1798年又成立了海軍部。陸海軍的指揮統帥機構相互獨立，自成係統，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都是內閣成員，直接接受總統的領導。到了二戰的時候，這種體製的缺陷，暴露無遺。
1941年，參議院成立國防計劃審查特別委員會，杜魯門擔任主席。結果他“才認識到由於陸、海軍部分立，互不協調，所造成的浪費和無能到了怎樣的地步”。比如他發現，陸海軍在美國和巴拿馬都建有緊相毗鄰的巨大飛機場，“可是海軍的飛機不能在陸軍的機場上著陸，而陸軍的飛機也不能在海軍的機場上降落”。
正是因為戰爭中暴露出的種種弊端，美國當局感到有必要統一國防機構。1943年秋，時任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首先提出了戰後統一三軍的建議。杜魯門也在就任總統前不到一年的時候，發表文章公開主張海陸軍合併，成立一個新的國防機構，把所有的國防單位都合併到這個機構裏來，歸掌握實權的首長指揮。
可是，設立國防部的過程並不一帆風順。直到1947年7月，國會才通過了美國第一個關於國防體製的基本法——《國家安全法》。根據該法，設立了國家軍事部，“作為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9月，福萊斯特出任首任部長。當時，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和空軍部長，和國防部長一樣，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閣的正式成員。第一任部長福雷斯特爾在三軍部長和參謀長的任命問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可是他在海軍部長任上的時候，曾堅持認為，國防部長的權力不能太大。等他自己成了國防部長，卻發現，他缺少同他所負責任相應的權威。
1949年8月修改了《國家安全法》，國家軍事部改成國防部，設參謀長聯席會議為國防部的常設機構，並創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職。1958年，法律又賦予了國防部長新的權力，軍事部門劃歸國防部領導。原來的陸、海、空軍三個部，降格為單純的軍種部，國防部長直接指揮監督各軍種部。
不管國防部如何改革，秉持文官統治是一以貫之的原則。表現在國防部長的任命問題上，就是該職隻能由文職人員充任。
第一任國家軍事部部長福雷斯特爾和其後任路易斯·詹森，不僅在就職之前十年內沒有擔任過常備軍軍官，就連正規軍裏的三等兵都沒當過。可是在1950年，當杜魯門總統想撤掉路易斯·詹森的時候，情形就有所不同了。當時正逢韓戰，杜魯門想讓馬歇爾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