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隻講妥協，不講為原則而鬥爭，就不會獲得可靠的權利和自由。早在1215年6月，《大憲章》第十二條就規定，國王除了“餘等之長女出嫁時之費用”等三項稅金，“設無全國公意許可，將不徵收任何免役稅與貢金”。雖然國王無權擅自徵稅的原則是宣告了，可約翰王根本不甘心被逼得“王在法下”。要知道，《大憲章》的產生，可謂是劍刻而非筆寫。當貴族和教士們等約翰王在寫著《大憲章》的羊皮紙上署印時，隨從士兵全副武裝地隱藏在不遠的灌木叢裏呢。所以在1215年8月，羊皮紙上的印跡未幹，約翰王又向反對派貴族開戰了。可見，英國的憲政歷程可不隻是寫滿“妥協”兩字。事實上，沒有鬥爭，就沒有英國憲政。
等到查理一世君臨英格蘭的時候，“王在法下”，國王無權擅自徵稅，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傳統了。事實上，英國在1640年之前的稅收，相對於許多歐洲大陸國家是相當少的。對英國人來說，交稅可不隻是錢多錢少的事兒。這是一個事關權利和自由的問題。英國人甚至認為，捐稅如果沒有議會批準的話，乖乖交稅那才真正是可恥可惡，哪會非要被國王逼到賣兒賣女的地步才質疑、才抵製。1629年3月，英國下院通過的決議就稱，“不論是誰，要是慫恿或者勸告徵收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要是充當這種稅款的徵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謀叛，本王國的重要敵人”；“不論商人或其他人，凡自願順從或繳納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者，就是本王國的敵人和自由的叛逆者。”離了議會批準，根本沒有什麽皇糧國稅天經地義之類的事。馬克思也說過：“使查理一世上了斷頭台的英國革命就是從拒絕納稅開始的”。
正是因為在原則問題上那種不依不饒的精神，絕對王權才沒法子在英國立足。據經濟學家熊彼特分析，在歐洲大陸和英國，世俗作家在涉及稅方麵的文獻，“表現出明顯不同的趨勢：大陸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機構一邊，常常認為出於階級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會的，而絕大多數英國作家，特別是在反對查理一世徵收造艦稅的鬥爭中，則認為爭取自由的立場是值得讚揚的”。1583年和1585年，法國三級會議拒絕給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準額外的稅收，可人家照征不誤。博丹還為此辯護：“如果急需，君主不應等待等級會議開會或人民同意，因為他們之安全依靠他的預見和勤勉。”這事要是擱在英國，那些平時溫文爾雅的紳士，早就有人站出來跟朝廷急眼了。
光榮革命之後，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開宗明義地宣稱，製定《權利法案》是為了確保英國人民傳統的“權利與自由”。“凡未經國會準許，藉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英國人這麽看重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麽意識形態的邪。他們尊重自由的價值是來自自己的經驗。
經驗告訴人們，在權力麵前不在意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錢財。中國有句俗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過，為財死和為自由而戰是分不開的。權力可以控製誰的自由，也就可以控製誰的錢財。你看查理一世，誰不按照他的意誌繳納船稅，就把誰扔進監獄，看你還繳不繳！1790年6月24日，馬拉寫信給德斯莫林說：“對於沒有麵包的人來說，政治自由有什麽用處？它隻對空談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恰恰相反，說自由無用的政客，是想讓人民的自由沒有保障，而政府的權力則不受製約。
權力蘊涵匪性。要錢還是要命？這是劫匪勒索的邏輯。同樣，這也是權力榨取百姓血汗的邏輯。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就曾提到過約翰王（1199—1216年在位）用監禁手段勒索猶太人的事。1210年1月，英國的猶太人遭到突然監禁，債務記錄被沒收。為了殺雞儆猴，一些猶太人被殘酷懲罰。坎特伯雷的以撒被絞死，財產進了財政署的腰包；諾維治的以撒向王室專員支付1萬馬克，保住了性命。布裏斯托的一位猶太人首領，如今已不知道姓甚名誰，他也遭到了監禁，並被勒令繳納1萬馬克。剛開始，他一口拒絕。於是，故事的進展就像孟德斯鳩描述的那樣：每天被拔掉一顆牙齒，一連拔了七顆，拔到第八顆的時候，他受不了啦，付銀1萬馬克。到了這年的10月，約翰王向猶太人開徵重稅，王室專員總共為國王搜刮到了6.5萬馬克。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由雖和氧氣、水、鹽一樣不能當飯吃，但是自由沒有保障的地方，最後一塊銅板，最後一粒米，都可能被官府毫不留情地拿走，也像唐朝百姓那樣，不得不“竭膏血，鬻親愛”。對於活活挨餓“沒有麵包的人”，由於沒有自由，處境甚至可能惡劣到不能自謀生路，即便當叫化子也得官府恩準開路條。沒有自由，是件要命的事情。
英國人那麽在乎國會同意，可他們交的稅，並不因此就比別的國家的人要少。就是在漢普登連20先令都不肯繳的英格蘭，光榮革命後，在威廉三世時代，“稅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後英國人承受的稅收負擔比法國人還重”，可稅負輕於英國的法蘭西日後卻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法國人對收稅的那些傢夥深惡痛絕，大科學家拉瓦錫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斷頭台，就是因為他當過包稅人。
等到查理一世君臨英格蘭的時候，“王在法下”，國王無權擅自徵稅，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傳統了。事實上，英國在1640年之前的稅收，相對於許多歐洲大陸國家是相當少的。對英國人來說，交稅可不隻是錢多錢少的事兒。這是一個事關權利和自由的問題。英國人甚至認為，捐稅如果沒有議會批準的話，乖乖交稅那才真正是可恥可惡，哪會非要被國王逼到賣兒賣女的地步才質疑、才抵製。1629年3月，英國下院通過的決議就稱，“不論是誰，要是慫恿或者勸告徵收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要是充當這種稅款的徵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謀叛，本王國的重要敵人”；“不論商人或其他人，凡自願順從或繳納未經國會同意的噸稅和磅稅者，就是本王國的敵人和自由的叛逆者。”離了議會批準，根本沒有什麽皇糧國稅天經地義之類的事。馬克思也說過：“使查理一世上了斷頭台的英國革命就是從拒絕納稅開始的”。
正是因為在原則問題上那種不依不饒的精神，絕對王權才沒法子在英國立足。據經濟學家熊彼特分析，在歐洲大陸和英國，世俗作家在涉及稅方麵的文獻，“表現出明顯不同的趨勢：大陸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機構一邊，常常認為出於階級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會的，而絕大多數英國作家，特別是在反對查理一世徵收造艦稅的鬥爭中，則認為爭取自由的立場是值得讚揚的”。1583年和1585年，法國三級會議拒絕給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準額外的稅收，可人家照征不誤。博丹還為此辯護：“如果急需，君主不應等待等級會議開會或人民同意，因為他們之安全依靠他的預見和勤勉。”這事要是擱在英國，那些平時溫文爾雅的紳士，早就有人站出來跟朝廷急眼了。
光榮革命之後，1689年英國的《權利法案》開宗明義地宣稱，製定《權利法案》是為了確保英國人民傳統的“權利與自由”。“凡未經國會準許，藉口國王特權，為國王而徵收，或供國王使用而徵收金錢，超出國會準許之時限或方式者，皆為非法”。英國人這麽看重他們的權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麽意識形態的邪。他們尊重自由的價值是來自自己的經驗。
經驗告訴人們，在權力麵前不在意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錢財。中國有句俗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不過，為財死和為自由而戰是分不開的。權力可以控製誰的自由，也就可以控製誰的錢財。你看查理一世，誰不按照他的意誌繳納船稅，就把誰扔進監獄，看你還繳不繳！1790年6月24日，馬拉寫信給德斯莫林說：“對於沒有麵包的人來說，政治自由有什麽用處？它隻對空談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恰恰相反，說自由無用的政客，是想讓人民的自由沒有保障，而政府的權力則不受製約。
權力蘊涵匪性。要錢還是要命？這是劫匪勒索的邏輯。同樣，這也是權力榨取百姓血汗的邏輯。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就曾提到過約翰王（1199—1216年在位）用監禁手段勒索猶太人的事。1210年1月，英國的猶太人遭到突然監禁，債務記錄被沒收。為了殺雞儆猴，一些猶太人被殘酷懲罰。坎特伯雷的以撒被絞死，財產進了財政署的腰包；諾維治的以撒向王室專員支付1萬馬克，保住了性命。布裏斯托的一位猶太人首領，如今已不知道姓甚名誰，他也遭到了監禁，並被勒令繳納1萬馬克。剛開始，他一口拒絕。於是，故事的進展就像孟德斯鳩描述的那樣：每天被拔掉一顆牙齒，一連拔了七顆，拔到第八顆的時候，他受不了啦，付銀1萬馬克。到了這年的10月，約翰王向猶太人開徵重稅，王室專員總共為國王搜刮到了6.5萬馬克。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由雖和氧氣、水、鹽一樣不能當飯吃，但是自由沒有保障的地方，最後一塊銅板，最後一粒米，都可能被官府毫不留情地拿走，也像唐朝百姓那樣，不得不“竭膏血，鬻親愛”。對於活活挨餓“沒有麵包的人”，由於沒有自由，處境甚至可能惡劣到不能自謀生路，即便當叫化子也得官府恩準開路條。沒有自由，是件要命的事情。
英國人那麽在乎國會同意，可他們交的稅，並不因此就比別的國家的人要少。就是在漢普登連20先令都不肯繳的英格蘭，光榮革命後，在威廉三世時代，“稅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後英國人承受的稅收負擔比法國人還重”，可稅負輕於英國的法蘭西日後卻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法國人對收稅的那些傢夥深惡痛絕，大科學家拉瓦錫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斷頭台，就是因為他當過包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