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擺在聯盟黨麵前的問題是，組成什麽樣的聯合政府？是同社會民主黨組成一個大聯合政府，還是同自由民主黨加上另一個黨組成一個小聯合政府呢？當時許多聯盟黨成員認為，攜手社會民主黨是上策。不僅如此，各占領國，特別是英國人也歡迎這麽做。不過他們自己並不出麵插手。而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來說，如果在新政府中能夠獲得經濟部長一職，它也是打算跟聯盟黨合作的。在選舉後發表的聲明中，德國社會民主黨直截了當地提出，社會民主黨必須掌握經濟部是他們參加大聯合的必要條件。用史特勞斯的話來說，社會民主黨“不顧一切地反對艾哈德擔任經濟部長”。
可是在競選中的爭論卻顯示，聯盟黨跟社會民主黨的經濟主張有水火不容之勢。聯盟黨主張社會市場經濟，而社會民主黨則力推計劃經濟。如果讓社會民主黨人職掌經濟部，阿登納認為，那無異於放棄了聯盟黨“最基本綱領中的一項任務”，“這樣做將使投票贊成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選民感到上當受騙，這會使我們年幼的黨受到致命的打擊”。於是，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阿登納邀請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領導成員於1949年8月21日在其寓所召開了著名的倫多夫會議。
這次會議上核心的問題是：是建立大聯合政府還是小聯合政府？
阿登納和艾哈德堅決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合作。阿登納說：“……選舉結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絕大多數德國人根本不想與聞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的政策現在既已受到選民們如此擁護，那麽無論如何就得繼續執行。我把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的票數加在一起，共有八百萬選民投票贊成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如果我們把自由民主黨和其他非社會主義政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加在一起，投票贊成社會市場經濟的選民，則共有一千三百萬。對於選民們表達得如此明確的意願，我們必須聽從，要是另搞一套，那就是不民主。”他告訴與會的政治家們：“按照基督教教義的原則，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矛盾。此外，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之間在經濟形態問題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對立，要麽搞計劃經濟，要麽搞社會市場經濟，搞調和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社會聯盟總書記、第一屆聯邦議會議員施特勞斯也主張根本就不應讓社會民主黨入閣。他的理由是：“如果市場經濟的擁護者和反對者同在一個政府裏，那麽，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在公眾中將會受到極度的動搖。因為，在這樣一個政府裏可以說是水火相遇。”此外，搞大聯合在政治上也對聯盟黨不利，“如果大聯合政府取得了經濟成就，聯盟黨說是市場經濟的勝利，社會民主黨則稱是他們相反的路線成功地製止了市場經濟的惡劣影響”，況且“市場經濟必須經過一個艱苦的階段才能顯示出成果來”，而社會民主黨則可能“在最困難的時候撂挑子，要求重新選舉，並藉機欺騙選民說，你們看到了，他們不行，選我們吧！”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星期天。倫多夫會議採納了阿登納的建立小聯合政府的意見，它發布的新聞公報稱：“……選舉不僅有力證明了承認基督教民主主義社會觀的基本路線，而且有力地證明了確鑿不移地擁護市場經濟，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因此，有義務繼續堅持這一整個政策，並在組織聯邦政府時，得出明確的結論。”這意味著，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夢想，在大半個世界綻放異彩之時，他的故土卻將其冷落一旁。
9月15日，阿登納當選為聯邦總理。聯盟黨與自由民主黨、德意誌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德國社會民主黨成了反對黨。多年之後，阿登納在回憶錄裏還說：“過去和現在我都認為，對於國家來說反對黨是非有不可的，它必須完成一項國家的政治使命，隻有通過多數派政府和反對黨之間彼此對立，才能真正取得進步和養成民主習慣。”
阿登納分析的沒錯。在經濟政策的道路上，社會民主黨與聯盟黨確實是沒法調和的。它一直勁頭十足地反對市場經濟。這從社會民主黨激烈地反對艾哈德的問題上可見一斑。1951年3月的聯邦議院辯論預算，社會民主黨要求砍掉路德維希·艾哈德的薪水，因為他“不配”拿這份錢。
選戰中敗落的社會民主黨抱怨選民無知，責怪沒把票投給社會民主黨的個人違背了其“最切身的利益”。然而，多數選民並沒有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立場堅定”而對它親睞有加。舒馬赫大談的重工業的國有化、社會計劃經濟、拒絕馬歇爾計劃，隻能是一種響亮的卻隻能是在野的聲音。
1953年10月的聯邦議院選舉社會民主黨又輸了。在第二屆（1953-1957）聯邦議院487個席位中，社會民主黨雖然增加到了151席，而聯盟黨則上升到了244席。一些社會民主黨新黨員意識到，飄揚的紅旗，階級鬥爭的歌曲，“同誌”的稱呼，讓許多德國人感到恐懼，社會民主黨若想贏得選舉的勝利，必須扔掉這些象徵符號。可是他們改革的願望落空了。1953年11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埃裏希·奧倫豪爾說：“一個沒有紅旗這一象徵符號的社會民主黨將是一個沒有心髒的政黨。沒有了歌謠和戰鬥歌曲——90年來，它們已經長入我們的心中，也許、但願明天能得到新的和及時的補充；沒有了同誌般的‘你’；沒有了有聯繫的、約束性的‘同誌’的稱呼，這樣一個政黨就是沒有血液的政黨。”
可是在競選中的爭論卻顯示，聯盟黨跟社會民主黨的經濟主張有水火不容之勢。聯盟黨主張社會市場經濟，而社會民主黨則力推計劃經濟。如果讓社會民主黨人職掌經濟部，阿登納認為，那無異於放棄了聯盟黨“最基本綱領中的一項任務”，“這樣做將使投票贊成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選民感到上當受騙，這會使我們年幼的黨受到致命的打擊”。於是，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阿登納邀請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領導成員於1949年8月21日在其寓所召開了著名的倫多夫會議。
這次會議上核心的問題是：是建立大聯合政府還是小聯合政府？
阿登納和艾哈德堅決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合作。阿登納說：“……選舉結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絕大多數德國人根本不想與聞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法蘭克福經濟委員會的政策現在既已受到選民們如此擁護，那麽無論如何就得繼續執行。我把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的票數加在一起，共有八百萬選民投票贊成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如果我們把自由民主黨和其他非社會主義政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加在一起，投票贊成社會市場經濟的選民，則共有一千三百萬。對於選民們表達得如此明確的意願，我們必須聽從，要是另搞一套，那就是不民主。”他告訴與會的政治家們：“按照基督教教義的原則，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矛盾。此外，我們和社會民主黨之間在經濟形態問題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對立，要麽搞計劃經濟，要麽搞社會市場經濟，搞調和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社會聯盟總書記、第一屆聯邦議會議員施特勞斯也主張根本就不應讓社會民主黨入閣。他的理由是：“如果市場經濟的擁護者和反對者同在一個政府裏，那麽，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對市場經濟的信任在公眾中將會受到極度的動搖。因為，在這樣一個政府裏可以說是水火相遇。”此外，搞大聯合在政治上也對聯盟黨不利，“如果大聯合政府取得了經濟成就，聯盟黨說是市場經濟的勝利，社會民主黨則稱是他們相反的路線成功地製止了市場經濟的惡劣影響”，況且“市場經濟必須經過一個艱苦的階段才能顯示出成果來”，而社會民主黨則可能“在最困難的時候撂挑子，要求重新選舉，並藉機欺騙選民說，你們看到了，他們不行，選我們吧！”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星期天。倫多夫會議採納了阿登納的建立小聯合政府的意見，它發布的新聞公報稱：“……選舉不僅有力證明了承認基督教民主主義社會觀的基本路線，而且有力地證明了確鑿不移地擁護市場經濟，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因此，有義務繼續堅持這一整個政策，並在組織聯邦政府時，得出明確的結論。”這意味著，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夢想，在大半個世界綻放異彩之時，他的故土卻將其冷落一旁。
9月15日，阿登納當選為聯邦總理。聯盟黨與自由民主黨、德意誌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德國社會民主黨成了反對黨。多年之後，阿登納在回憶錄裏還說：“過去和現在我都認為，對於國家來說反對黨是非有不可的，它必須完成一項國家的政治使命，隻有通過多數派政府和反對黨之間彼此對立，才能真正取得進步和養成民主習慣。”
阿登納分析的沒錯。在經濟政策的道路上，社會民主黨與聯盟黨確實是沒法調和的。它一直勁頭十足地反對市場經濟。這從社會民主黨激烈地反對艾哈德的問題上可見一斑。1951年3月的聯邦議院辯論預算，社會民主黨要求砍掉路德維希·艾哈德的薪水，因為他“不配”拿這份錢。
選戰中敗落的社會民主黨抱怨選民無知，責怪沒把票投給社會民主黨的個人違背了其“最切身的利益”。然而，多數選民並沒有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立場堅定”而對它親睞有加。舒馬赫大談的重工業的國有化、社會計劃經濟、拒絕馬歇爾計劃，隻能是一種響亮的卻隻能是在野的聲音。
1953年10月的聯邦議院選舉社會民主黨又輸了。在第二屆（1953-1957）聯邦議院487個席位中，社會民主黨雖然增加到了151席，而聯盟黨則上升到了244席。一些社會民主黨新黨員意識到，飄揚的紅旗，階級鬥爭的歌曲，“同誌”的稱呼，讓許多德國人感到恐懼，社會民主黨若想贏得選舉的勝利，必須扔掉這些象徵符號。可是他們改革的願望落空了。1953年11月，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埃裏希·奧倫豪爾說：“一個沒有紅旗這一象徵符號的社會民主黨將是一個沒有心髒的政黨。沒有了歌謠和戰鬥歌曲——90年來，它們已經長入我們的心中，也許、但願明天能得到新的和及時的補充；沒有了同誌般的‘你’；沒有了有聯繫的、約束性的‘同誌’的稱呼，這樣一個政黨就是沒有血液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