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麵上看，希特勒熱愛德國“人民”，其實，“人民”不過是他政治豪賭的本錢。他壓根兒就瞧不起“人民”，在《我的奮鬥》裏，“人民”是這種德性：“廣大人民群眾受大謊的騙比受小謊的騙更容易……他們根本想像不到這樣大的謊，他們不相信世界上竟會有如此無恥透頂歪曲事實的大騙局，甚至在說破了之後他們還要懷疑猶豫，覺得至少總是無風不起浪吧；所以就是撒最無恥的謊，到頭來總可以撈到一些令人將信將疑的東西。”
當然，並非所有的“人民”都容易上當受騙，或者總是上當受騙從不醒悟。對此，希特勒是不憚於用國家和納粹黨的暴力威懾以備不虞。因為集中營裏對囚犯殘酷虐待，勞施寧曾規勸過希特勒，可希特勒卻說：“民眾需要處於有益的畏懼之中。他們希望有所畏懼……為什麽人們要談論暴行並對酷刑感到憤慨呢？群眾希望這種東西。他們希望某種引起他們毛骨悚然的東西。”通常，獨裁者在取得政權之前，更需要“人民”的擁戴，而在大權在握之後，更依賴於“人民”的畏懼。
“人民”的精神總會有起有伏，可是德國“人民”能用選票來表達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好惡麽？不能。德國“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真實感受麽？不能。……既然德國“人民”連表達真情實感的自由都沒有，希特勒和納粹黨所說德國人民如何如何，不過隻是蠻橫地、獨白一般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誌罷了。1945年3月3日，此時的納粹德國已經日暮途窮，德國人蒙受著戰火的煎熬，對這一點，戈培爾也並非全然不知，他在這天的日記裏寫道：“戰爭，尤其是空襲迄今已經使帝國的大約六百萬幢住房完全毀壞。這對1939年擁有二千三百萬幢住房總數的帝國來講是個不小的損失。帝國目前總共缺少九百萬幢住房。”形勢已經嚴峻到了這等地步，可這位部長大人談到國內形勢時卻說：“人民的狀況良好。”
“德國人民的末日宣判書”
希特勒對波蘭的軍事冒險，引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其實，這並不符合希特勒自己的如意算盤。
1939年，當他一心要襲擊波蘭時，預期自己麵臨的，隻會是一場速戰速決的局部戰爭。希特勒並沒有瘋狂到自以為德國可以同時對付英、法、俄、美四大強國。並且當時的德國，正如陸軍少將梅林津在戰後所說的那樣，“遠遠沒有做好全麵戰爭的準備”。
可是他希特勒覺得時不我待。
他把自己的政治才能視為解決波蘭問題的根本條件。在他看來，也許德國今後再也不會有哪個人像他那樣“享有全體德國人民的信任”，並且權威還能超過他。希特勒覺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像自己這樣一個有極大價值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被一個罪犯或白癡幹掉”。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說：“誰也不知道我還會活多久。因此，最好現在就攤牌。”
在“攤牌”到來之前，德國軍政大員裏並非沒有人心明眼亮。
1939年5月24日，最高統帥部經濟和軍備處處長奧格爾格·托馬斯將軍在外交部的一次講話中就說，“英國、美國和法國聯合在一起的經濟力量，歸根到底比軸心國的經濟力量更強”，一旦雙方爆發戰爭，那戰爭的結果就要看軸心國能不能迅速給對方以決定性的打擊。不過，托馬斯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的聽眾，他“不認為軸心國和西歐國家之間的衝突是一個‘閃電戰’的問題，即戰爭是幾天或幾個星期的事情”。雖然托馬斯將軍這次講話是要強調自己“作為國防經濟參謀部領導人，我個人認為為長期戰爭準備好軍備工業至關重要”，但他的弦外之音也非常明白，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中，德國不可能贏得戰爭。
這年的8月中旬，托馬斯將軍又撰寫了一份備忘錄，核心觀點是，速戰速決是絕對的幻想。他準備把這份文件呈送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凱泰爾。在托馬斯看來，進攻波蘭將會不可避免地引起全麵衝突，進而演變成一場消耗戰，而德國既沒有強大的盟國，也沒有充足的儲備和原料，因此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可是對於他的意見，凱泰爾根本就沒耐心聽下去。當然，任何人也沒有機會將類似的看法訴諸“人民”來裁斷、抉擇。
希特勒可以集中力量辦一件大事：解決波蘭。
這是一場押上國運的豪賭，而“人民”和德國的國力，隻不過是希特勒的賭資而已。
對波蘭的閃電戰雖然非常成功，但是入侵行動招來了英國和法國的宣戰。1939年8月31日中午十二點半，希特勒簽署了隻傳達到軍官的“第1號作戰指令”。5點30分，命令傳到了軍事情報局局長卡納裏斯那裏。他對吉澤維烏斯說：“這是德國的末日。”
到1943年，希特勒自己也明白大勢已去。有一次，他對陸軍元帥隆美爾說，“勝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可是，希特勒還要死撐，並不準備主動結束他所挑起的這場已經無望的戰爭。他完蛋了，也要拉上“人民”墊背。隆美爾感到自己麵對的，“已經不再是一個正常人了”。因為在1943年7月底的一個黃昏，兩人討論結束戰爭的問題時，希特勒對他說：“假使普魯士民族打不贏這場戰爭，那就讓他們腐爛好了。因為優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死得轟轟烈烈——這是歷史的要求。”
當然，並非所有的“人民”都容易上當受騙，或者總是上當受騙從不醒悟。對此，希特勒是不憚於用國家和納粹黨的暴力威懾以備不虞。因為集中營裏對囚犯殘酷虐待，勞施寧曾規勸過希特勒，可希特勒卻說：“民眾需要處於有益的畏懼之中。他們希望有所畏懼……為什麽人們要談論暴行並對酷刑感到憤慨呢？群眾希望這種東西。他們希望某種引起他們毛骨悚然的東西。”通常，獨裁者在取得政權之前，更需要“人民”的擁戴，而在大權在握之後，更依賴於“人民”的畏懼。
“人民”的精神總會有起有伏，可是德國“人民”能用選票來表達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好惡麽？不能。德國“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地表達自己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真實感受麽？不能。……既然德國“人民”連表達真情實感的自由都沒有，希特勒和納粹黨所說德國人民如何如何，不過隻是蠻橫地、獨白一般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誌罷了。1945年3月3日，此時的納粹德國已經日暮途窮，德國人蒙受著戰火的煎熬，對這一點，戈培爾也並非全然不知，他在這天的日記裏寫道：“戰爭，尤其是空襲迄今已經使帝國的大約六百萬幢住房完全毀壞。這對1939年擁有二千三百萬幢住房總數的帝國來講是個不小的損失。帝國目前總共缺少九百萬幢住房。”形勢已經嚴峻到了這等地步，可這位部長大人談到國內形勢時卻說：“人民的狀況良好。”
“德國人民的末日宣判書”
希特勒對波蘭的軍事冒險，引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其實，這並不符合希特勒自己的如意算盤。
1939年，當他一心要襲擊波蘭時，預期自己麵臨的，隻會是一場速戰速決的局部戰爭。希特勒並沒有瘋狂到自以為德國可以同時對付英、法、俄、美四大強國。並且當時的德國，正如陸軍少將梅林津在戰後所說的那樣，“遠遠沒有做好全麵戰爭的準備”。
可是他希特勒覺得時不我待。
他把自己的政治才能視為解決波蘭問題的根本條件。在他看來，也許德國今後再也不會有哪個人像他那樣“享有全體德國人民的信任”，並且權威還能超過他。希特勒覺得，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像自己這樣一個有極大價值的人，“隨時都有可能被一個罪犯或白癡幹掉”。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說：“誰也不知道我還會活多久。因此，最好現在就攤牌。”
在“攤牌”到來之前，德國軍政大員裏並非沒有人心明眼亮。
1939年5月24日，最高統帥部經濟和軍備處處長奧格爾格·托馬斯將軍在外交部的一次講話中就說，“英國、美國和法國聯合在一起的經濟力量，歸根到底比軸心國的經濟力量更強”，一旦雙方爆發戰爭，那戰爭的結果就要看軸心國能不能迅速給對方以決定性的打擊。不過，托馬斯直言不諱地告訴他的聽眾，他“不認為軸心國和西歐國家之間的衝突是一個‘閃電戰’的問題，即戰爭是幾天或幾個星期的事情”。雖然托馬斯將軍這次講話是要強調自己“作為國防經濟參謀部領導人，我個人認為為長期戰爭準備好軍備工業至關重要”，但他的弦外之音也非常明白，在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中，德國不可能贏得戰爭。
這年的8月中旬，托馬斯將軍又撰寫了一份備忘錄，核心觀點是，速戰速決是絕對的幻想。他準備把這份文件呈送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凱泰爾。在托馬斯看來，進攻波蘭將會不可避免地引起全麵衝突，進而演變成一場消耗戰，而德國既沒有強大的盟國，也沒有充足的儲備和原料，因此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可是對於他的意見，凱泰爾根本就沒耐心聽下去。當然，任何人也沒有機會將類似的看法訴諸“人民”來裁斷、抉擇。
希特勒可以集中力量辦一件大事：解決波蘭。
這是一場押上國運的豪賭，而“人民”和德國的國力，隻不過是希特勒的賭資而已。
對波蘭的閃電戰雖然非常成功，但是入侵行動招來了英國和法國的宣戰。1939年8月31日中午十二點半，希特勒簽署了隻傳達到軍官的“第1號作戰指令”。5點30分，命令傳到了軍事情報局局長卡納裏斯那裏。他對吉澤維烏斯說：“這是德國的末日。”
到1943年，希特勒自己也明白大勢已去。有一次，他對陸軍元帥隆美爾說，“勝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可是，希特勒還要死撐，並不準備主動結束他所挑起的這場已經無望的戰爭。他完蛋了，也要拉上“人民”墊背。隆美爾感到自己麵對的，“已經不再是一個正常人了”。因為在1943年7月底的一個黃昏，兩人討論結束戰爭的問題時，希特勒對他說：“假使普魯士民族打不贏這場戰爭，那就讓他們腐爛好了。因為優秀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個偉大的民族，應該死得轟轟烈烈——這是歷史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