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領導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訓，在推進改革方麵找到了新的並且有效的方式，即開放。無論是政治過程還是經濟過程，都向社會各種力量開放，這種開放當然不是西方式的開放，即多黨製或者政治多元主義，而是把各種社會力量吸納到執政黨內，構成黨內的競爭。
關鍵是再確立中央權威
那麽如何促成政治和經濟過程的再開放呢？這裏，確立中央的權威至為關鍵。盡管來自社會的壓力非常重要，但從製度建設的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社會壓力，也必須通過中央權威來發生有效作用。就是說，有效的改革取決於自上而下的改革議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的結合。
現在中央政府權威的流失不僅僅是因為強人政治已經成為過去，更是因為一些頂層結構性因素的變化，使得責任和權力出現不一致性。從中央層麵看，政治局常委一直處於擴大之中，從20世紀80年代的5人擴大到90年代的7人，後來再擴大到9人。這是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所需，但同時也在增加協調的難度。把國事分解成各個不同的部門（或者“口”），專人負責，形成了實際上的國事方麵的“勞動分工”。有分工，就要有協調。在分工缺少協調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很多負麵的結果。
最近，中央層麵就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的新概念。提出這個概念主要反映了現在中國的改革缺失頂層設計的客觀情況。實際上，“頂層設計”的目標不僅是要強化中央政府在設計改革過程中的作用，避免改革議程和過程的既得利益集團化，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協調改革的執行和實施。
那麽如何實現“頂層設計”呢？這裏可以結合其他國家的經驗，考慮建立三個國家級別的委員會，即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政治委員會。現在盡管也存在著各種領導小組，但這些小組都是虛體，非實體，主要為協調各官僚機構的利益，沒有實質性的製度意義。國家委員會則不同，其目的是要在決策過程中吸收社會力量，超越官僚體製利益（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決策實施過程中又對各個相關的官僚機構進行協調，保證決策的實施。就是說，決策要回歸其政治性，而官僚機構必須回歸到其作為政策執行工具的角色。（應當指出的是，日本民主黨曾經設想的改革就是要求政治家決策，而官僚體製回歸其工具職能。）
國家級委員會統籌改革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是進行國際關係和外交事務的決策與實施。這方麵，筆者已經在本欄多次提到過，不再重複。
國家經濟委員會可以協調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很多國家都有此類協調機構。在美國稱為總統經濟委員會，是總統的經濟決策班子。在中國，經濟社會事務主要是由國務院負責，但是部門捲入過多，分工過細，決策往往體現的是官僚體製的利益，而非社會經濟的整體利益。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的實際需要早就體現出來了。朱鎔基任總理時期所設立的國家經濟與貿易委員會，現在的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都是這種需要的體現。不過，無論是經貿委還是發改委，機構設置的初衷都是要負責設計改革，而最終演變成了一個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個官僚機構。要這些機構設計改革難度可想而知，誠如前審計長李金華所言，發改委本身必須是被改革的對象，要它設計改革，如何可能？
因為缺少類似國家經濟委員會這樣的“頂層設計”機構，中國的改革“部門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衛生改革、稅收體製改革等，都成為部門自己設計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鬧劇。結果，部門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麵），所謂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騰”社會罷了。這就是醫療、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沒有成效，反而越來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門化，就必須進行“頂層設計”；要“頂層設計”，就必須有這樣一個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機構。同時，改革政策的實施也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這也需要這樣一個機構的存在。
對中國來說，設立國家政治委員會的意義更大。執政黨要長期執政，政治是關鍵。但現在的實際情形是，執政黨對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黨權本來應當是關乎政治，但現在大多數黨權變成了行政權。黨的幹部不去從事政治，而是拚命地擠占和搶占行政權。這既影響黨權本身，也影響行政權。大家都想擠進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結果執政黨黨內既得利益集團日益壯大，其開放性自然減低甚至消失。
在中國，政治的要務是保持執政黨的開放性，尤其是其和社會的聯繫。現在幹部都搞行政權去了，沒有人關心和社會的聯繫。與社會的脫節是任何一個執政黨應當最擔憂的事情，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在民主國家，執政黨得不到選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國家，如果和社會脫節，執政黨得不到確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會的真相，就沒有能力來及時調整政策，最終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運。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過，現在國家政治發展方向並不明確；即使是高層釋放出來的信息，也沒有一致性。很多政治問題沒有得到研究、討論，沒有共識。各種既得利益想方設法要把國家政治體製誘導到對他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會積怨已久，卻沒有有效的參與管道，各種變相的抗議和抗爭不斷。社會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矛盾已經日益顯現化。
關鍵是再確立中央權威
那麽如何促成政治和經濟過程的再開放呢？這裏，確立中央的權威至為關鍵。盡管來自社會的壓力非常重要，但從製度建設的角度看，自下而上的社會壓力，也必須通過中央權威來發生有效作用。就是說，有效的改革取決於自上而下的改革議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的結合。
現在中央政府權威的流失不僅僅是因為強人政治已經成為過去，更是因為一些頂層結構性因素的變化，使得責任和權力出現不一致性。從中央層麵看，政治局常委一直處於擴大之中，從20世紀80年代的5人擴大到90年代的7人，後來再擴大到9人。這是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所需，但同時也在增加協調的難度。把國事分解成各個不同的部門（或者“口”），專人負責，形成了實際上的國事方麵的“勞動分工”。有分工，就要有協調。在分工缺少協調的情況下，就會出現很多負麵的結果。
最近，中央層麵就改革提出了“頂層設計”的新概念。提出這個概念主要反映了現在中國的改革缺失頂層設計的客觀情況。實際上，“頂層設計”的目標不僅是要強化中央政府在設計改革過程中的作用，避免改革議程和過程的既得利益集團化，更重要的是希望中央政府協調改革的執行和實施。
那麽如何實現“頂層設計”呢？這裏可以結合其他國家的經驗，考慮建立三個國家級別的委員會，即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政治委員會。現在盡管也存在著各種領導小組，但這些小組都是虛體，非實體，主要為協調各官僚機構的利益，沒有實質性的製度意義。國家委員會則不同，其目的是要在決策過程中吸收社會力量，超越官僚體製利益（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在決策實施過程中又對各個相關的官僚機構進行協調，保證決策的實施。就是說，決策要回歸其政治性，而官僚機構必須回歸到其作為政策執行工具的角色。（應當指出的是，日本民主黨曾經設想的改革就是要求政治家決策，而官僚體製回歸其工具職能。）
國家級委員會統籌改革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是進行國際關係和外交事務的決策與實施。這方麵，筆者已經在本欄多次提到過，不再重複。
國家經濟委員會可以協調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很多國家都有此類協調機構。在美國稱為總統經濟委員會，是總統的經濟決策班子。在中國，經濟社會事務主要是由國務院負責，但是部門捲入過多，分工過細，決策往往體現的是官僚體製的利益，而非社會經濟的整體利益。設立這樣一個機構的實際需要早就體現出來了。朱鎔基任總理時期所設立的國家經濟與貿易委員會，現在的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都是這種需要的體現。不過，無論是經貿委還是發改委，機構設置的初衷都是要負責設計改革，而最終演變成了一個具有深厚的自身利益的另外一個官僚機構。要這些機構設計改革難度可想而知，誠如前審計長李金華所言，發改委本身必須是被改革的對象，要它設計改革，如何可能？
因為缺少類似國家經濟委員會這樣的“頂層設計”機構，中國的改革“部門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多改革，包括住房改革、教育改革、衛生改革、稅收體製改革等，都成為部門自己設計改革、自己改革自己的鬧劇。結果，部門自己改革自己是假（因為不可能有自己改革自己的局麵），所謂的“改革”也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折騰”社會罷了。這就是醫療、教育、住房“改革”不但沒有成效，反而越來越糟糕的主要原因。要超越部門化，就必須進行“頂層設計”；要“頂層設計”，就必須有這樣一個有能力超越官僚利益的機構。同時，改革政策的實施也不是一個部門的事情，而需要非常整合的力量，這也需要這樣一個機構的存在。
對中國來說，設立國家政治委員會的意義更大。執政黨要長期執政，政治是關鍵。但現在的實際情形是，執政黨對自己的定位不清楚，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定位。黨權本來應當是關乎政治，但現在大多數黨權變成了行政權。黨的幹部不去從事政治，而是拚命地擠占和搶占行政權。這既影響黨權本身，也影響行政權。大家都想擠進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結果執政黨黨內既得利益集團日益壯大，其開放性自然減低甚至消失。
在中國，政治的要務是保持執政黨的開放性，尤其是其和社會的聯繫。現在幹部都搞行政權去了，沒有人關心和社會的聯繫。與社會的脫節是任何一個執政黨應當最擔憂的事情，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社會。在民主國家，執政黨得不到選票就要下台；在非民主國家，如果和社會脫節，執政黨得不到確切的信息，不能了解社會的真相，就沒有能力來及時調整政策，最終也避免不了走向衰落的命運。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不過，現在國家政治發展方向並不明確；即使是高層釋放出來的信息，也沒有一致性。很多政治問題沒有得到研究、討論，沒有共識。各種既得利益想方設法要把國家政治體製誘導到對他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社會積怨已久，卻沒有有效的參與管道，各種變相的抗議和抗爭不斷。社會和官僚既得利益集團的矛盾已經日益顯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