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層提出了“三個代表”，更容許私人企業家或者資產者入黨，這隻表明共產黨要把這個新興的階級包含在政權之內，不讓這個階級作為黨的異體而存在而來挑戰其執政。很難說，共產黨會自然地代表這個新階級的利益。鑑於工人、農民還是中國社會的大多數，黨不該也不能忽視這些傳統階級的力量。無論是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都隻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因為如前麵所說，在中國發展出利益表達和聚合機製之前，黨不可能在實際意義上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另外一方麵，如果沒有這樣的機製，黨也不可能真正協調各階級的利益，不管黨的領導層的主觀意願如何，階級利益最終還是要失去平衡，從而造成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原刊於《信報》2002年12月24日
中國的政治危險在於三種權力的失衡
一個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對的平衡，這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和前提。對這一點，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到現代政治學家是有高度共識的。中國也不例外，在領導高層大講“三個代表”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尤其顯得重要。
無論怎樣分，我們可以把中國社會的權力分為三種，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權力，商人、企業家的經濟權力和老百姓的人數權力。這三種權力必須保持相對的平衡，否則政治穩定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三種權力的平衡，無論執政人物怎樣努力，政治穩定都會是空談。再者，如果中國要走向一個民主社會，這三種權力更要達到平衡。如果這三種權力達到了製度性平衡，中國離民主政治也就不遠了。
西方世界的經驗表明，民主的政治發展最終可歸結為這三種權力的平衡。最早是貴族和君主統治，他們獨享政治權力，把商人的經濟權力和社會的人數權力排斥在統治過程之外。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資產階級向貴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統治權力。資產階級或通過和平的手段（如英國），或通過革命的手段（如法國），進入統治過程。工業革命導致了工人階級的興起及其組織化，一般社會成員在歷史上首次獲得了基於人數之上的權力或力量。工人運動不斷推動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轉型，最終形成議會民主，以工人階級為中心的社會力量也進入了統治過程。可以說，現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職業政治家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的經濟權力和社會大眾的人數權力之間的相對平衡。
中國始終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來說明權力失衡所導致的社會政治大動盪。數千年歷史中的農民起義就是皇帝的政治權力、地主的經濟權力和農民的人數權力之間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對此就很清楚。當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說的“大戶”）聯合起來損害農民的利益，或者當地主損害農民的利益，而皇帝（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幹預的時候，農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會政治的大動盪。
蔣介石時代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相結合的典型。兩種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專製的手段統治國家，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都被排擠在統治過程之外。因為工業化程度低，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足夠的力量聯合起來參與政治過程。結果，中國共產黨利用農民的力量並聯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蔣介石的專製統治。
但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三種權力之間平衡的重要性。他執政後，情況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政治權力和社會人數權力結合的典型，就是所謂的大眾民主。高層政治人物和大眾結合，對社會的中間層特別是資產階級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長期處於政治動員的狀態。政治社會是動盪的，但這種動盪是政治人物動員的結果。經濟發展依賴於國家的資源動員，沒有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內在動力。當時中國老百姓的貧窮是人盡皆知的。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情況很快得到了改變。高層領導開始重視企業家（資產者）的力量，重視市場的力量。中國很快從貧窮狀態中走出來。企業家階層的興起給予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力的支持，社會各階層都從中獲得利益。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企業家階層也很快形成為一個階級或者階層，他們開始要求參與政治過程。這就是領導高層提出“三個代表”和容許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背景。
對執政黨來說，這是個現實的做法，但中國社會也正在麵臨三種權力失衡的局麵。“三個代表”的理論會不會是把資本家參政合法化而把社會力量（工人、農民等）排擠在外呢？這是很多人所關心的問題。盡管上層一直在強調，執政黨也要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但現實是讓人擔心的。
兩極分化是其一。領導人物知道兩極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決問題，但並沒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製兩極分化。在政治的重點在於把資產者參政合法化的情況下，兩極分化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遏製。
再者，在資產者力量進入政治過程的同時，社會的人數力量被排擠在這個過程之外。資產者本來就有很大的經濟力量，現在他們又進入了政治過程，一旦被組織化，他們就可以發揮巨大的政治影響。相比之下，工人、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反而在減少。工人好一些，盡管工會並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但他們居住在城市，在工廠工作，相對集中，有些力量。下崗、失業工人一罷工，政府也不能等閑視之。農民最可憐，到現在還不容許農會的存在。所以，他們經常訴諸一些諸如暴力那樣的極端行為來表達不滿。
原刊於《信報》2002年12月24日
中國的政治危險在於三種權力的失衡
一個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要保持平衡，至少是相對的平衡，這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和前提。對這一點，從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到現代政治學家是有高度共識的。中國也不例外，在領導高層大講“三個代表”的時候，提出這個問題尤其顯得重要。
無論怎樣分，我們可以把中國社會的權力分為三種，即政治人物的政治權力，商人、企業家的經濟權力和老百姓的人數權力。這三種權力必須保持相對的平衡，否則政治穩定就沒有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三種權力的平衡，無論執政人物怎樣努力，政治穩定都會是空談。再者，如果中國要走向一個民主社會，這三種權力更要達到平衡。如果這三種權力達到了製度性平衡，中國離民主政治也就不遠了。
西方世界的經驗表明，民主的政治發展最終可歸結為這三種權力的平衡。最早是貴族和君主統治，他們獨享政治權力，把商人的經濟權力和社會的人數權力排斥在統治過程之外。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資產階級向貴族和君主要求共享統治權力。資產階級或通過和平的手段（如英國），或通過革命的手段（如法國），進入統治過程。工業革命導致了工人階級的興起及其組織化，一般社會成員在歷史上首次獲得了基於人數之上的權力或力量。工人運動不斷推動西方民主向平民化轉型，最終形成議會民主，以工人階級為中心的社會力量也進入了統治過程。可以說，現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是職業政治家的政治權力、資產者的經濟權力和社會大眾的人數權力之間的相對平衡。
中國始終沒有發展出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有足夠的經驗教訓來說明權力失衡所導致的社會政治大動盪。數千年歷史中的農民起義就是皇帝的政治權力、地主的經濟權力和農民的人數權力之間的失衡。唐朝柳宗元對此就很清楚。當皇帝和地主（柳宗元所說的“大戶”）聯合起來損害農民的利益，或者當地主損害農民的利益，而皇帝（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不能加以有效幹預的時候，農民就揭竿而起，造成社會政治的大動盪。
蔣介石時代是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相結合的典型。兩種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專製的手段統治國家，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都被排擠在統治過程之外。因為工業化程度低，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足夠的力量聯合起來參與政治過程。結果，中國共產黨利用農民的力量並聯合城市工人的力量推翻了蔣介石的專製統治。
但毛澤東並沒有意識到三種權力之間平衡的重要性。他執政後，情況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政治權力和社會人數權力結合的典型，就是所謂的大眾民主。高層政治人物和大眾結合，對社會的中間層特別是資產階級實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長期處於政治動員的狀態。政治社會是動盪的，但這種動盪是政治人物動員的結果。經濟發展依賴於國家的資源動員，沒有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內在動力。當時中國老百姓的貧窮是人盡皆知的。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情況很快得到了改變。高層領導開始重視企業家（資產者）的力量，重視市場的力量。中國很快從貧窮狀態中走出來。企業家階層的興起給予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力的支持，社會各階層都從中獲得利益。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企業家階層也很快形成為一個階級或者階層，他們開始要求參與政治過程。這就是領導高層提出“三個代表”和容許企業家加入共產黨的背景。
對執政黨來說，這是個現實的做法，但中國社會也正在麵臨三種權力失衡的局麵。“三個代表”的理論會不會是把資本家參政合法化而把社會力量（工人、農民等）排擠在外呢？這是很多人所關心的問題。盡管上層一直在強調，執政黨也要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但現實是讓人擔心的。
兩極分化是其一。領導人物知道兩極分化的存在，也一直在努力解決問題，但並沒有真正有效的方法遏製兩極分化。在政治的重點在於把資產者參政合法化的情況下，兩極分化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遏製。
再者，在資產者力量進入政治過程的同時，社會的人數力量被排擠在這個過程之外。資產者本來就有很大的經濟力量，現在他們又進入了政治過程，一旦被組織化，他們就可以發揮巨大的政治影響。相比之下，工人、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反而在減少。工人好一些，盡管工會並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但他們居住在城市，在工廠工作，相對集中，有些力量。下崗、失業工人一罷工，政府也不能等閑視之。農民最可憐，到現在還不容許農會的存在。所以，他們經常訴諸一些諸如暴力那樣的極端行為來表達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