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者也並非沒有理由。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的中國，各種政治宣傳運動都已經難以起到人們所期待的作用。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有很多類似的宣傳運動，如“三講”、“講德治”和“三個代表”，等等，但都沒有出現中共所期望的局麵。這些宣傳運動中或多或少包含著建立中共新政治道德的意圖，隻不過是沒有像“八榮八恥”觀那樣明確瞭然罷了。
今天，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已經意識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問題是如何來建設這樣一種新政治道德。是通過傳統式道德政治，還是通過建立適應現代政治生態的製度機製來達成？
以儒家教義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國幾千年政治歷史的主題。人們沒有必要回到久遠的過去，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點。道德政治在毛時代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主導一切。所有黨政幹部都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檢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形態因素是考核幹部最重要的指標。同時，意識形態也經常成為黨的高層整治黨政幹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說起來好聽，但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人治政治。何謂道德？在政治領域，道德經常演變成為領導人的主觀意誌，或者對領導人的忠誠政治。領導人可以對道德進行隨意的解讀，個人色彩變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說，政治道德隻是高層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著主要領導幹部培養下級幹部官員的政治道德，約束他們的政治行為，那麽有什麽樣的機製可以培養主要領導幹部的政治道德，約束他們的政治行為呢？幹部的腐敗是個普遍的現象，而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腐敗更是今天中國政治的切膚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製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體係中都是極其重要的，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非民主社會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中國具有數千年德治的歷史，形成了一整套用來說明官員應當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論。但是除了對官員的教育外，中國並沒有任何能夠有效保障官員政治道德的製度機製。在這方麵，中國還需努力學習外國的經驗，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驗。
在民主國家，盡管有公民的政治參與和透明的政治過程，但民主的政治環境並不足以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國家都製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員行為準則，並設立獨立的道德或者倫理委員會，對官員的行為進行道德和倫理的評估，看他們是否觸犯了既定的行為準則。必須強調的是，道德和倫理的評估並不是針對政府官員的思想或者意識形態傾向性，而是針對其實際行為，這樣才能避免過分政治化。官員一旦被確認觸犯行為道德或者倫理，就要負起責任。
現在應當是中國建立官員政治道德的時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政治道德一方麵是製度的產物，同時也應當由製度來保障。不管什麽樣的道德觀，一旦演變成為傳統的道德政治，那麽其結果不僅不能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反而會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為。由此看來，如果“八榮八恥”觀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麽必須配合以新政治體製的建設。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4月11日
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呈現高漲趨勢，體現在各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抗議運動中，包括由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所引發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國新崛起的民族主義經常被視為中國經濟崛起的產物。高速的經濟發展造就了中國人民的自豪感。同時很多人也相信，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衰落，民族主義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過程中日本和德國的民族主義，這已經成為西方學術界和相關機構政策研究的一個主題。
但經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驚訝的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越深，就越難以回答民族主義研究中一個最基礎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裏？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民族主義正在高漲，但其載體是什麽？人們所看到的是，隨著快速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來越沒有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國以外
所有民族主義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近代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更早時候開始的文藝復興的產物。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民族主義更是把近代民族主義推到了極端，變成了種族優越主義。在東方的日本，民族主義變成了軍國主義。在歷史上，民族主義曾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如推進了民族國家的發展，促進了專製政體向自由民主政體的轉型，但極端的民族主義則給世界帶來了大災難。對民族主義的評價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共識，今後也不會有。
不管怎樣，民族主義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討論其他地區，看看中國周邊國家就可以明了這一點。日本是一個最熱衷於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民族。日本成為最發達的國家與其向他國學習分不開，但誰也否認不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深層民族性。日本的漢字是從中國進口，但日本對此珍惜萬分，保存得比中國本身還要好，並且視之為世界上最美麗的文字。在韓國的街頭很難找到進口的外國車，並不是政府禁止人們使用外國車，而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自覺。韓國人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危機”，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幫助韓國化解金融危機的同時把很多條件強加於韓國。韓國人自發地捐款幫助國家渡過危機的行動給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實際上，在傳統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等國家，傳統儒家文化或者廣義的中國文化都要比中國本身保存得好。當然，這些國家把傳統文化視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後，加以精心發展。
今天，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都已經意識到重建中共新政治道德的重要性，但問題是如何來建設這樣一種新政治道德。是通過傳統式道德政治，還是通過建立適應現代政治生態的製度機製來達成？
以儒家教義為核心的道德政治是中國幾千年政治歷史的主題。人們沒有必要回到久遠的過去，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就可以明白道德政治的弱點。道德政治在毛時代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主導一切。所有黨政幹部都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檢驗，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形態因素是考核幹部最重要的指標。同時，意識形態也經常成為黨的高層整治黨政幹部的有效武器。
道德政治說起來好聽，但最終都不可避免地演變成為人治政治。何謂道德？在政治領域，道德經常演變成為領導人的主觀意誌，或者對領導人的忠誠政治。領導人可以對道德進行隨意的解讀，個人色彩變得不可避免，也就是說，政治道德隻是高層的政治工具而已。如果道德政治意味著主要領導幹部培養下級幹部官員的政治道德，約束他們的政治行為，那麽有什麽樣的機製可以培養主要領導幹部的政治道德，約束他們的政治行為呢？幹部的腐敗是個普遍的現象，而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腐敗更是今天中國政治的切膚之痛。
政治道德需要製度支持
政治道德在任何政治體係中都是極其重要的，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非民主社會都是如此。如何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中國具有數千年德治的歷史，形成了一整套用來說明官員應當具有的政治道德的理論。但是除了對官員的教育外，中國並沒有任何能夠有效保障官員政治道德的製度機製。在這方麵，中國還需努力學習外國的經驗，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驗。
在民主國家，盡管有公民的政治參與和透明的政治過程，但民主的政治環境並不足以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所以，很多國家都製定了名目繁多的官員行為準則，並設立獨立的道德或者倫理委員會，對官員的行為進行道德和倫理的評估，看他們是否觸犯了既定的行為準則。必須強調的是，道德和倫理的評估並不是針對政府官員的思想或者意識形態傾向性，而是針對其實際行為，這樣才能避免過分政治化。官員一旦被確認觸犯行為道德或者倫理，就要負起責任。
現在應當是中國建立官員政治道德的時候了。但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政治道德一方麵是製度的產物，同時也應當由製度來保障。不管什麽樣的道德觀，一旦演變成為傳統的道德政治，那麽其結果不僅不能保障官員的政治道德，反而會造成道德政治下的非道德政治行為。由此看來，如果“八榮八恥”觀要造就的是新的政治道德，那麽必須配合以新政治體製的建設。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4月11日
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裏？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呈現高漲趨勢，體現在各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社會抗議運動中，包括由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所引發的反美浪潮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所引發的反日浪潮等。在海外，中國新崛起的民族主義經常被視為中國經濟崛起的產物。高速的經濟發展造就了中國人民的自豪感。同時很多人也相信，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衰落，民族主義正在成為中國執政者所需要的新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的民族主義會不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過程中日本和德國的民族主義，這已經成為西方學術界和相關機構政策研究的一個主題。
但經常使很多研究者感到驚訝的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越深，就越難以回答民族主義研究中一個最基礎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民族性在哪裏？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民族主義正在高漲，但其載體是什麽？人們所看到的是，隨著快速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中國民族主義的載體也正在快速消失，因此也越來越沒有民族性。
儒家文化保存在中國以外
所有民族主義都是其民族性的反映。在西方，由法國大革命開始的近代民族主義，可以說是更早時候開始的文藝復興的產物。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民族主義更是把近代民族主義推到了極端，變成了種族優越主義。在東方的日本，民族主義變成了軍國主義。在歷史上，民族主義曾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如推進了民族國家的發展，促進了專製政體向自由民主政體的轉型，但極端的民族主義則給世界帶來了大災難。對民族主義的評價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共識，今後也不會有。
不管怎樣，民族主義是民族性的反映。且不討論其他地區，看看中國周邊國家就可以明了這一點。日本是一個最熱衷於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民族。日本成為最發達的國家與其向他國學習分不開，但誰也否認不了日本民族主義的深層民族性。日本的漢字是從中國進口，但日本對此珍惜萬分，保存得比中國本身還要好，並且視之為世界上最美麗的文字。在韓國的街頭很難找到進口的外國車，並不是政府禁止人們使用外國車，而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自覺。韓國人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危機”，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幫助韓國化解金融危機的同時把很多條件強加於韓國。韓國人自發地捐款幫助國家渡過危機的行動給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實際上，在傳統的儒家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越南等國家，傳統儒家文化或者廣義的中國文化都要比中國本身保存得好。當然，這些國家把傳統文化視為是自己的，在本土化之後，加以精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