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復興也符合全球化條件下的政治大趨勢。因為意識形態往往表現為一個國家軟力量的核心，各大國都在努力重建一種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曾經流行過“意識形態終結”的說法，但在美蘇冷戰的格局下，這個說法並不是事實。美蘇冷戰不僅表現在軍事上，更是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麵。蘇東解體之後，西方又流行“歷史的終結”的說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識形態，所有其他意識形態都走入了歷史。但是沒有多久，全球化、恐怖主義、“文明的衝突”又把意識形態爭論推到了政治的前沿。
從本質上說，中國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識形態，而是如何重建意識形態。可以相信，如何重建意識形態是一個較之如何發展經濟更為困難的問題、一個更為嚴峻的挑戰。近年來，有關部門作了很多努力，力圖復興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但這並不容易。從總體上說，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一種批判和革命哲學，而非發展和建設哲學。如何結合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和改造成為一種發展和建設哲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應強調人類共享價值
也有很多人試圖構造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但與其說民族主義的崛起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說是中國崛起的客觀結果。因為中國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具有了國家自豪感和認同感。但從內外環境說，民族主義很難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過度的民族主義會導致大國沙文主義。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無論是漢族民族主義還是少數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都是要不得的。
那麽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呢？中國社會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是顯見的，問題是如何改造傳統文化。傳統儒家文化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尤其是全球化已經掏空了傳統文化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基礎。在很多方麵，如對非製度化的人治的強調、愚忠、愚民、歧視婦女等公共政策方麵，人們看不到儒家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的可能性。可以說，傳統儒家可以復興和提倡，可以作為一種生活和生命的修養，但遠不能作為一個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意識形態。
最近，中國有關方麵正在討論核心價值問題，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識形態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確定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由誰來確定，有了核心價值後又如何提升到意識形態？這些問題懸而未決。再者，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要走出意識形態的貧乏狀態，更重要的是要強調共享價值—人類共享的價值。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不僅要針對內部國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響力。隻有整合了內部人民核心價值和外部世界共享價值的因素，意識形態才能得以重建，才會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23日
人本社會主義與中共新意識形態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反思改革”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知識話語的主調子。盡管各種反思關聯到這些年來這樣或那樣的具體政策，但在反思和爭論的深處，則是對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發展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的疑問和挑戰。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爭論過程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有效的政策製定和執行就會成問題，改革的可持續性也會成為問題。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社會就國家的改革方向應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即姓“資”與姓“社”）開始進行爭論的時候，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的政策。“不爭論”政策的特殊時代背景是，80年代末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的經濟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麵的發展舉步不前。不僅中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難，蘇聯和東歐的改革更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體係的解體。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毅然決定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來緩解和解決中國社會存在著的問題和矛盾。在鄧小平看來，一旦國家確定了經濟發展這個大目標，就要尋求最有效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不管是資本主義的方法還是社會主義的方法，隻要能夠推進經濟發展的，中國都應當加以採用。這也就是有名的“貓論”。
“不爭論”背後有遠見
顯然，在“不爭論”的背後是鄧小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遠見。“不爭論”政策有效地推動了中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體製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盡管市場經濟得到了承認，但隻處於附屬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主導下，中共開始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並列，市場經濟在中共意識形態中的合法性成分大大增加。但一直到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才被賦予了全麵的合法性。
接下來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策層麵的落實。與此同時，執政黨也逐漸調整其政治體係來適應新的經濟體係。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麵落實“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盡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調，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經開始調整當時的政治體製，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設法治國家作為政治改革的方向。
從本質上說，中國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識形態，而是如何重建意識形態。可以相信，如何重建意識形態是一個較之如何發展經濟更為困難的問題、一個更為嚴峻的挑戰。近年來，有關部門作了很多努力，力圖復興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但這並不容易。從總體上說，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一種批判和革命哲學，而非發展和建設哲學。如何結合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和改造成為一種發展和建設哲學？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應強調人類共享價值
也有很多人試圖構造以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但與其說民族主義的崛起是政府提倡所致，倒不如說是中國崛起的客觀結果。因為中國的崛起，越來越多的人具有了國家自豪感和認同感。但從內外環境說，民族主義很難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在全球化時代，過度的民族主義會導致大國沙文主義。中國又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無論是漢族民族主義還是少數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都是要不得的。
那麽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呢？中國社會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是顯見的，問題是如何改造傳統文化。傳統儒家文化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工業社會尤其是全球化已經掏空了傳統文化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基礎。在很多方麵，如對非製度化的人治的強調、愚忠、愚民、歧視婦女等公共政策方麵，人們看不到儒家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的可能性。可以說，傳統儒家可以復興和提倡，可以作為一種生活和生命的修養，但遠不能作為一個現代社會所需要的意識形態。
最近，中國有關方麵正在討論核心價值問題，可以把此看成重建意識形態努力的一部分。但是，如何確定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由誰來確定，有了核心價值後又如何提升到意識形態？這些問題懸而未決。再者，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要走出意識形態的貧乏狀態，更重要的是要強調共享價值—人類共享的價值。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不僅要針對內部國民，而且也要考量到其外在影響力。隻有整合了內部人民核心價值和外部世界共享價值的因素，意識形態才能得以重建，才會展現出持久的生命力。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1月23日
人本社會主義與中共新意識形態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反思改革”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知識話語的主調子。盡管各種反思關聯到這些年來這樣或那樣的具體政策，但在反思和爭論的深處，則是對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發展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的疑問和挑戰。如果不能回答反思和爭論過程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有效的政策製定和執行就會成問題，改革的可持續性也會成為問題。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社會就國家的改革方向應當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即姓“資”與姓“社”）開始進行爭論的時候，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的政策。“不爭論”政策的特殊時代背景是，80年代末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的經濟改革迷失了大方向，各方麵的發展舉步不前。不僅中國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遇到了困難，蘇聯和東歐的改革更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體係的解體。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毅然決定加快中國經濟的發展，通過發展來緩解和解決中國社會存在著的問題和矛盾。在鄧小平看來，一旦國家確定了經濟發展這個大目標，就要尋求最有效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不管是資本主義的方法還是社會主義的方法，隻要能夠推進經濟發展的，中國都應當加以採用。這也就是有名的“貓論”。
“不爭論”背後有遠見
顯然，在“不爭論”的背後是鄧小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遠見。“不爭論”政策有效地推動了中國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大大推進了中國經濟體製的改革。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盡管市場經濟得到了承認，但隻處於附屬的地位。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主導下，中共開始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並列，市場經濟在中共意識形態中的合法性成分大大增加。但一直到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市場經濟才被賦予了全麵的合法性。
接下來的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策層麵的落實。與此同時，執政黨也逐漸調整其政治體係來適應新的經濟體係。1997年中共十五大，全麵落實“抓大放小”，即具有中國特色的私有化改革政策。政治改革盡管不是十五大的主調，但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經開始調整當時的政治體製，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把建設法治國家作為政治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