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隱性社會契約，政府必須扮演主角，在發展與分配、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強有力的協調。和所有其他現代國家一樣，政府應當承擔起規則製定者的責任，逐漸向企業和社會力量開放政治過程，限製壟斷，鼓勵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政府在所有這些方麵都能夠有所作為。沒有政府的製度創新，就很難在企業和社會之間或者政府和社會之間建立夥伴關係。
從長遠來看，民主政治是中國治理製度的基礎，那個時候，顯性契約會在中國實現。但現實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長時間來發展。在國家轉型到顯性契約之前，必須重建隱性社會契約。沒有這個隱性社會契約，執政基礎就會不斷被削弱，社會穩定就不會有製度保障。從這個角度來說，和諧社會意味著一種基於新社會契約之上的國家治理製度。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 權力與腐敗
副省長競選組織部長和權錢交易
中國政治處於轉型期間，各種新的現象時有發生。最近幾年，政壇上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現象就是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有數個省份的副省長寧可放棄現有的職位，而拚命競爭地位更低的省委組織部部長的職位。共產黨幹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職，這種現象也存在於其他的部門。現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從下麵抽調幹部非常困難，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進北京。
初一看，這令人費解。根據一般人理性的預期，政壇上的政治人物始終應該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類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動因。地方官不想進京或許是擔心現有的權力被剝奪。的確，有些幹部進京後就沒有了權力。少數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幾乎獨立的權力體係，變成了地方小皇帝。有時候，這些地方小皇帝權大勢重，中央政府對他們奈何不得，隻好對他們進行上調。也有時候，這些小皇帝並沒有明顯地犯錯誤，中央政府也採取上調的方法，到北京後再削弱他們的權力（現在，更經常的是進行地方幹部的輪調，以此來防止地方權力體係的形成）。上調如果意味著削權，地方官當然是不想幹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調則是因為他們想得開。他們願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中國地域廣闊，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麵，變形越大，或者說越到下麵，政策實行的伸縮性就越大。現在中央搞機構改革，搞廉政，政策自上而下地執行，越上麵越嚴格。地方官自然不想上調，以圖在地方享受更多的實惠。
但是，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這樣往下沉的事情則更為嚴重，它完全是今日中國政壇權錢交易的寫照。誰都承認中國的政治腐敗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但並不是任何國家機構的任職幹部都有機會從事腐敗，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想腐敗也無門”。在這樣的情況下，幹部要腐敗就必須先找到腐敗的機會。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就是一個途徑。
這並不是說，副省長的職位上就不能腐敗，也有很多副省長被發現很腐敗。在副省長中，是否有機會腐敗主要取決於副省長所分管的事情。同時，副省長也不見得有實權。很多地方，副省長由民主黨派人士甚至是無黨派人士擔任，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與組織部長相比，副省長腐敗的機會要少得多，且製度化程度也低一些。為什麽會這樣？原因很簡單，各省的組織部長掌握著地方的人事大權，並且省組織部長是當然的省常委委員，屬於名副其實的省委領導班子。
組織部是中共的命脈，掌握著幾乎所有官員的命運。中共的官員並非選舉產生，所有重要的幹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產生的。省組織部掌握著幹部的人事任命權，省內官員的升遷都必須過省組織部這一關。盡管省委書記和其他的省委常委都有權影響人事任命，但省組織部負責具體操作，並且掌握著官員的詳細材料。過不了省組織部這一關，幹部的升遷幾乎不可能。再者，即使省組織部不能影響一項特定的任命，也有實際上的否決權。組織部掌握著幹部的所有材料，有權對特定幹部進行政治調查。如果組織部想做，否決一個官員的升遷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無論是想升官還是要保持現在的職位，組織部是不可冒犯的。社會上流傳的所謂的“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就是共產黨幹部經驗的真實表露。稍微了解中國政治內情的人都知道，組織部既是中共政權最重要的一個組織，也是最容易腐敗的組織之一。每次考察幹部都可以造就組織部門的一些人致富，有些是組織部門的人主動腐敗，向被考察的幹部要錢要禮，而另外一些則是被動腐敗。一些權力欲望強烈而實際上又沒有能力的幹部，隻好依靠腐敗組織部來得到升遷或者保持職位。
副省長要下沉為組織部長，這個現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權錢交易現象，更反映了中共黨內腐敗已經是製度化了的事實。江澤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後強調，要用五年的時間解決中共黨內的腐敗問題。這些年來，中共反腐敗的力度不可說小，幾乎每年都有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但是腐敗卻依舊嚴重。為什麽？從副省長競選組織部長的例子中可以獲得一些答案。
從長遠來看，民主政治是中國治理製度的基礎，那個時候，顯性契約會在中國實現。但現實地看，民主政治需要很長時間來發展。在國家轉型到顯性契約之前，必須重建隱性社會契約。沒有這個隱性社會契約，執政基礎就會不斷被削弱，社會穩定就不會有製度保障。從這個角度來說，和諧社會意味著一種基於新社會契約之上的國家治理製度。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12月25日
第三部分 權力與腐敗
副省長競選組織部長和權錢交易
中國政治處於轉型期間，各種新的現象時有發生。最近幾年，政壇上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現象就是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有數個省份的副省長寧可放棄現有的職位，而拚命競爭地位更低的省委組織部部長的職位。共產黨幹部想在低一些的位置上任職，這種現象也存在於其他的部門。現在，中央的一些部委想從下麵抽調幹部非常困難，大家都想在地方工作，而不想進北京。
初一看，這令人費解。根據一般人理性的預期，政壇上的政治人物始終應該往上提升自己，而不是相反。但是既然這種現象普遍地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不同類型的政治人物有不同的動因。地方官不想進京或許是擔心現有的權力被剝奪。的確，有些幹部進京後就沒有了權力。少數地方官在地方待久了，就形成了自己幾乎獨立的權力體係，變成了地方小皇帝。有時候，這些地方小皇帝權大勢重，中央政府對他們奈何不得，隻好對他們進行上調。也有時候，這些小皇帝並沒有明顯地犯錯誤，中央政府也採取上調的方法，到北京後再削弱他們的權力（現在，更經常的是進行地方幹部的輪調，以此來防止地方權力體係的形成）。上調如果意味著削權，地方官當然是不想幹的。
有些地方官不想上調則是因為他們想得開。他們願意待在地方，不想去中央的眼皮底下。中國地域廣闊，中央的政策命令越往下麵，變形越大，或者說越到下麵，政策實行的伸縮性就越大。現在中央搞機構改革，搞廉政，政策自上而下地執行，越上麵越嚴格。地方官自然不想上調，以圖在地方享受更多的實惠。
但是，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這樣往下沉的事情則更為嚴重，它完全是今日中國政壇權錢交易的寫照。誰都承認中國的政治腐敗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但並不是任何國家機構的任職幹部都有機會從事腐敗，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想腐敗也無門”。在這樣的情況下，幹部要腐敗就必須先找到腐敗的機會。副省長競選省組織部長就是一個途徑。
這並不是說，副省長的職位上就不能腐敗，也有很多副省長被發現很腐敗。在副省長中，是否有機會腐敗主要取決於副省長所分管的事情。同時，副省長也不見得有實權。很多地方，副省長由民主黨派人士甚至是無黨派人士擔任，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與組織部長相比，副省長腐敗的機會要少得多，且製度化程度也低一些。為什麽會這樣？原因很簡單，各省的組織部長掌握著地方的人事大權，並且省組織部長是當然的省常委委員，屬於名副其實的省委領導班子。
組織部是中共的命脈，掌握著幾乎所有官員的命運。中共的官員並非選舉產生，所有重要的幹部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產生的。省組織部掌握著幹部的人事任命權，省內官員的升遷都必須過省組織部這一關。盡管省委書記和其他的省委常委都有權影響人事任命，但省組織部負責具體操作，並且掌握著官員的詳細材料。過不了省組織部這一關，幹部的升遷幾乎不可能。再者，即使省組織部不能影響一項特定的任命，也有實際上的否決權。組織部掌握著幹部的所有材料，有權對特定幹部進行政治調查。如果組織部想做，否決一個官員的升遷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無論是想升官還是要保持現在的職位，組織部是不可冒犯的。社會上流傳的所謂的“跟著組織部，年年有進步”就是共產黨幹部經驗的真實表露。稍微了解中國政治內情的人都知道，組織部既是中共政權最重要的一個組織，也是最容易腐敗的組織之一。每次考察幹部都可以造就組織部門的一些人致富，有些是組織部門的人主動腐敗，向被考察的幹部要錢要禮，而另外一些則是被動腐敗。一些權力欲望強烈而實際上又沒有能力的幹部，隻好依靠腐敗組織部來得到升遷或者保持職位。
副省長要下沉為組織部長，這個現象既反映了中共政治中的權錢交易現象，更反映了中共黨內腐敗已經是製度化了的事實。江澤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後強調，要用五年的時間解決中共黨內的腐敗問題。這些年來，中共反腐敗的力度不可說小，幾乎每年都有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但是腐敗卻依舊嚴重。為什麽？從副省長競選組織部長的例子中可以獲得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