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後，胡錦濤就走向貧困地區，緊接著各個地方的領導人也紛紛響應。這當然顯示出新領導層對社會底層的關心，也是對前段時間過於傾斜於富人階層的一種姿態性糾正。但很難說領導層已經意識到，執政黨對隱性契約的修正已經影響到人民對其合法性的認同。在沒有民主化的情況下，單邊修正這種契約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價，更不用說單邊行動廢除這種契約了。
原刊於《信報》2003年1月28日
從“隱性契約”到“顯性契約”
筆者在本欄發表《中國社會問題的終極根源在哪裏？》一文，使用“隱性契約”的概念來分析前蘇聯共產主義解體的原因，認為在戈巴契夫之前，蘇聯政權和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契約”，政府用經濟和社會福利等來交換人民對政府合法性的認可。戈巴契夫進行激進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將政權的重心向少數人傾斜，單方麵地破壞了人民和政府間心照不宣的“隱性契約”，導致政權被人民所推翻。
拙文發表後，就有讀者寫信與筆者商討“隱性契約”問題，有的認為概念過於抽象；有的認為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並不存在“隱性契約”關係，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是專製政權，其消解是人類歷史的必然。
這些讀者提出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像蘇東解體這樣的世界歷史大事件可能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但他們的提問使筆者感到有必要從契約的角度對共產主義政權的轉型再作一篇文章。中國領導層現在也麵臨如何轉型的問題。
任何政權都必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否則就無法生存。當然，合法性基礎可以有不同，可以是神權、迷信和傳統，也可以是領導人的個人魅力，還可以是民主和法製。一個政權如果要生存，就必須隨社會經濟的發展來調整其合法性基礎，或者用時下流行的詞彙，就是要“與時俱進”。共產黨政權也一樣。共產黨政權如果要轉型，大凡要經歷三個大的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就是革命。共產黨革命並非憑空發生的，它是對革命前不合理政治製度的反動。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共產黨革命時是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支持的，否則，就很難解釋革命的成功和舊製度的消亡。在革命後，共產主義政權並沒有發展出民主政體來，不過，可以把人民對革命的支持看成是一種變相的“投票”，是人民對共產黨的認同。
在第二個階段，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權之間的“隱性契約”。基於革命之上的合法性不能長久，因為社會總不能長期處於革命的狀態，而要回歸常態。這就要求共產黨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再者，共產黨一黨執政，不容許任何反對力量的存在和挑戰，執政黨容易演變成一個獨立於人民之上的“新階級”。黨本來是人民的一部分，怎能高居於人民之上？如何得到人民的認可？合法性從何而來？這裏就出現了執政黨和人民之間的利益交換，就是執政黨用經濟福利（或者是普遍貧窮的平等社會）向人民交換政治利益。
在第三個階段，共產黨的合法性會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顯性契約”，即兩者之間通過民主政治原則而產生的契約。“隱性契約”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產生作用，但不是長遠之計。隱性契約不是法治化的，它沒有製度化的規定，人民和政府之間不存在任何製度性的製約關係。從理論上來說，政府可以單方麵毀壞“契約”，人民也可以隨時推翻並非自己選舉產生的政府。總體說來，因為執政黨控製國家機器，這種“契約”往往是執政黨單方麵加給人民的，並經常由於腐敗而不能履行“契約”。
要長治久安，共產黨就要改變其“契約”的基礎，也就是合法性的基礎。“顯性契”就變得重要起來。戈巴契夫的總體思路是不錯的，即要用民主來製約官員，用資本來發展經濟。問題出在從“隱性契約”到“顯性契約”的轉變過程中。一旦這個轉變過程被少數人控製，大多數人民就被排擠在外，轉型所產生的機會及其利益都進入少數人的腰包，而大多數人的情況惡化，這使得轉型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立即失去了合法性，“契”遭破壞，人民也就有權利起來造反。
在“契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現在麵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如何和人民再次延續“隱性契約”，二是如何從“隱性契約”轉型到“顯性契約”。
領導層提出“三個代表”，表明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不僅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也給他們政治參與的機會，這樣做是為了擴大人民的概念和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會不會“異化”原來所依靠的工人、農民階級呢？工人、農民會不會因為企業家入黨而感到執政黨已經背棄了原來的“隱性契約”？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十六大後，新領導層已經顯示出對社會底層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可以說是他們想延續原有“隱性契約”的努力，因為如果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失去了平衡，社會的穩定就會成問題。但是，這種努力會不會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呢？從很大程度上說，平衡窮人和富人是為了讓兩者都來認同政府的合法性。這種非製度化的平衡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最終的結果一定是“隱性契約”遭破壞。很顯然，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窮人和富人很難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當少數官僚和富人一起控製“隱性契約”的締結過程時，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穩定很快就會出現問題。從長遠來說，在“顯性契約”締結之前，執政黨的合法性很難得到製度性的保障。
原刊於《信報》2003年1月28日
從“隱性契約”到“顯性契約”
筆者在本欄發表《中國社會問題的終極根源在哪裏？》一文，使用“隱性契約”的概念來分析前蘇聯共產主義解體的原因，認為在戈巴契夫之前，蘇聯政權和人民之間存在著一種“隱性契約”，政府用經濟和社會福利等來交換人民對政府合法性的認可。戈巴契夫進行激進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在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幌子下，將政權的重心向少數人傾斜，單方麵地破壞了人民和政府間心照不宣的“隱性契約”，導致政權被人民所推翻。
拙文發表後，就有讀者寫信與筆者商討“隱性契約”問題，有的認為概念過於抽象；有的認為在共產主義政權之下並不存在“隱性契約”關係，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是專製政權，其消解是人類歷史的必然。
這些讀者提出的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像蘇東解體這樣的世界歷史大事件可能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但他們的提問使筆者感到有必要從契約的角度對共產主義政權的轉型再作一篇文章。中國領導層現在也麵臨如何轉型的問題。
任何政權都必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否則就無法生存。當然，合法性基礎可以有不同，可以是神權、迷信和傳統，也可以是領導人的個人魅力，還可以是民主和法製。一個政權如果要生存，就必須隨社會經濟的發展來調整其合法性基礎，或者用時下流行的詞彙，就是要“與時俱進”。共產黨政權也一樣。共產黨政權如果要轉型，大凡要經歷三個大的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就是革命。共產黨革命並非憑空發生的，它是對革命前不合理政治製度的反動。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共產黨革命時是受到很大一部分人民支持的，否則，就很難解釋革命的成功和舊製度的消亡。在革命後，共產主義政權並沒有發展出民主政體來，不過，可以把人民對革命的支持看成是一種變相的“投票”，是人民對共產黨的認同。
在第二個階段，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是人民和政權之間的“隱性契約”。基於革命之上的合法性不能長久，因為社會總不能長期處於革命的狀態，而要回歸常態。這就要求共產黨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再者，共產黨一黨執政，不容許任何反對力量的存在和挑戰，執政黨容易演變成一個獨立於人民之上的“新階級”。黨本來是人民的一部分，怎能高居於人民之上？如何得到人民的認可？合法性從何而來？這裏就出現了執政黨和人民之間的利益交換，就是執政黨用經濟福利（或者是普遍貧窮的平等社會）向人民交換政治利益。
在第三個階段，共產黨的合法性會是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顯性契約”，即兩者之間通過民主政治原則而產生的契約。“隱性契約”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產生作用，但不是長遠之計。隱性契約不是法治化的，它沒有製度化的規定，人民和政府之間不存在任何製度性的製約關係。從理論上來說，政府可以單方麵毀壞“契約”，人民也可以隨時推翻並非自己選舉產生的政府。總體說來，因為執政黨控製國家機器，這種“契約”往往是執政黨單方麵加給人民的，並經常由於腐敗而不能履行“契約”。
要長治久安，共產黨就要改變其“契約”的基礎，也就是合法性的基礎。“顯性契”就變得重要起來。戈巴契夫的總體思路是不錯的，即要用民主來製約官員，用資本來發展經濟。問題出在從“隱性契約”到“顯性契約”的轉變過程中。一旦這個轉變過程被少數人控製，大多數人民就被排擠在外，轉型所產生的機會及其利益都進入少數人的腰包，而大多數人的情況惡化，這使得轉型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立即失去了合法性，“契”遭破壞，人民也就有權利起來造反。
在“契約”問題上，中國領導人現在麵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如何和人民再次延續“隱性契約”，二是如何從“隱性契約”轉型到“顯性契約”。
領導層提出“三個代表”，表明要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不僅承認他們的政治地位，也給他們政治參與的機會，這樣做是為了擴大人民的概念和執政黨的社會基礎。但會不會“異化”原來所依靠的工人、農民階級呢？工人、農民會不會因為企業家入黨而感到執政黨已經背棄了原來的“隱性契約”？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十六大後，新領導層已經顯示出對社會底層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可以說是他們想延續原有“隱性契約”的努力，因為如果在窮人和富人之間失去了平衡，社會的穩定就會成問題。但是，這種努力會不會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呢？從很大程度上說，平衡窮人和富人是為了讓兩者都來認同政府的合法性。這種非製度化的平衡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最終的結果一定是“隱性契約”遭破壞。很顯然，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窮人和富人很難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當少數官僚和富人一起控製“隱性契約”的締結過程時，政權的合法性和政治穩定很快就會出現問題。從長遠來說，在“顯性契約”締結之前，執政黨的合法性很難得到製度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