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中國政治的一個歷史轉折點。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時代領導人個人專製的教訓，開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製度因素引入黨內，尤其是領導體製。鄧小平最主要的歷史功績是建立了各級領導人的退休製度，廢除了領導人職務終身製。到今天，中國有兩種製度已經高度製度化，非常值得稱道，即任期製和年齡限製。任期製從本質上說結束了領導幹部終身製，而年齡限製的製度使得很多年輕幹部有機會進入領導崗位。這些製度使得中國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麵的更新非常迅速，這也是中國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過，鄧小平隻完成了製度改革的一半。盡管領導人退休製度牢固建立起來了，但還沒有確立政治退出製度。如果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就確立了政治退出製度，放手讓下一代領導人實行全麵的改革，那麽就不至於造成日後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訓，真正把權力移交給江澤民這一代新領導層。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時候，也同時取消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國接班人方麵的各種製度，包括任期製和年齡限製的製度，都是在這個之後開始具有實質性的製度化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領導人尤其是一把手盡管正式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沒有正式職位，但還是以各種方式來幹預現任領導各個方麵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從一線退到二線。一些領導人的退休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往往先從政府退到人大，從人大再退到政協。第三，從一個職位到另外一個職位。因為沒有政治退出製度，一些幹部犯了錯誤，但不能退出，因此，就從其犯錯誤的崗位上調開，換到另一個崗位，或者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第四，從顯身到隱身再到顯身。一些領導因為犯錯誤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後的一段時期裏隱身起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又顯身出來了。
政治製度的關鍵是政治責任
沒有明確的政治退出製度，已經給中國政治造成了無窮的缺陷，影響著政治體係的正常運作。至少可以從這幾個方麵來看：
首先，沒有政治退出製度，束縛著年青一代領導人的手腳，妨礙著他們的執政能力。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職位上。一黨長期執政的優勢在於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不至於像多黨製國家那樣，新上來的執政黨可以終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麽樣的政府都會麵臨新問題和新挑戰，這就要求新任領導進行政策創新。但中國政策創新和政策執行的能力正在急劇衰退。因為限任製，一把手一般可以兩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間，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被前任安排好，新領導層沒有多少空間。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前任領導往往“退而不休”，時時刻刻都想影響現任領導，這又會嚴重阻礙現任領導的政策創新能力和政策執行能力。今天，中國盡管已經沒有正式的一線、二線之分，但實際上的情形仍然存在著。因此，整個統治機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負麵的製約和影響。
其次，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也導致了政治責任的不清楚，即誰應當負責的問題。任何政治製度的關鍵就是政治責任問題。實際上，任何組織都會麵臨這個問題，領導的代名詞就是責任。中國現在的體製較之從前的個人專製有了很大的進步，現行集體領導體製保證了黨內民主，避免出現個人專製情形下的一係列錯誤，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級政府的集體領導有些時候往往演變成集體不負責任。現任領導之間、現任領導和前任領導之間，往往存在著非製度化的、說不清楚的關係。盡管從理論上說，現任領導要負全部責任，但實際上的責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領導。執政黨和政府一直在呼籲行政責任製和政治責任製，但這個製度就是建立不起來。
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加上中國存在的特殊的黨政關係，有效地製約著政權運作的效率。很多觀察家已經注意到，盡管中國理論上仍然是政治集權製度，但領導層的權力高度分散化。例如，總理應當是部長之首，對國務院負全部責任。但是，總理沒有權力解僱任何內閣成員（部長），因為所有部長並非總理任命的。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所有重要幹部都是黨任命的。這種情況也存在於黨的方麵，黨的領導集體內部缺失等級秩序，缺失責任製度。
特權階層日益龐大加劇財政負擔
再次，也同樣重要的是，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從長遠來看也會使得國家的財政經濟負擔過重。隨著衛生和醫療技術等各方麵的巨大進步，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中國老幹部隊伍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隨之而來的是國家財政負擔的日益加重。老幹部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理應得到照顧，這不是問題，但如何使國家財政能力可以持續卻是個問題。因為沒有政治退出製度，中國官員一天為官，就可以終身屬於特權階層。這些年，中國財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財政力量流向特權階層。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為什麽難以公開透明？很簡單，是規模越來越龐大的特權階層的阻力使然。
怎麽辦？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一方麵是政治退出製度，即大多數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後，就變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權。隻有少數特殊的政治人物，如總統和總理，可以繼續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規定）的特權。另一方麵，發達國家的特權階層經歷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說，通過社會製度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的建設來保障社會成員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領域的前特權階層也同樣享受社會的製度保障。這個社會化過程很重要，一方麵保障了基本社會正義，另一方麵也防止了因為要照顧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使得國家財政不堪重負。
不過，鄧小平隻完成了製度改革的一半。盡管領導人退休製度牢固建立起來了，但還沒有確立政治退出製度。如果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就確立了政治退出製度，放手讓下一代領導人實行全麵的改革，那麽就不至於造成日後的六四事件。六四事件之後，鄧小平真正接受了政治教訓，真正把權力移交給江澤民這一代新領導層。尤其是在他退休的時候，也同時取消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國接班人方麵的各種製度，包括任期製和年齡限製的製度，都是在這個之後開始具有實質性的製度化的。
今天的中國，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領導人尤其是一把手盡管正式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沒有正式職位，但還是以各種方式來幹預現任領導各個方麵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從一線退到二線。一些領導人的退休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往往先從政府退到人大，從人大再退到政協。第三，從一個職位到另外一個職位。因為沒有政治退出製度，一些幹部犯了錯誤，但不能退出，因此，就從其犯錯誤的崗位上調開，換到另一個崗位，或者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第四，從顯身到隱身再到顯身。一些領導因為犯錯誤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後的一段時期裏隱身起來，但過了一段時間又顯身出來了。
政治製度的關鍵是政治責任
沒有明確的政治退出製度，已經給中國政治造成了無窮的缺陷，影響著政治體係的正常運作。至少可以從這幾個方麵來看：
首先，沒有政治退出製度，束縛著年青一代領導人的手腳，妨礙著他們的執政能力。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職位上。一黨長期執政的優勢在於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不至於像多黨製國家那樣，新上來的執政黨可以終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麽樣的政府都會麵臨新問題和新挑戰，這就要求新任領導進行政策創新。但中國政策創新和政策執行的能力正在急劇衰退。因為限任製，一把手一般可以兩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間，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經被前任安排好，新領導層沒有多少空間。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前任領導往往“退而不休”，時時刻刻都想影響現任領導，這又會嚴重阻礙現任領導的政策創新能力和政策執行能力。今天，中國盡管已經沒有正式的一線、二線之分，但實際上的情形仍然存在著。因此，整個統治機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負麵的製約和影響。
其次，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也導致了政治責任的不清楚，即誰應當負責的問題。任何政治製度的關鍵就是政治責任問題。實際上，任何組織都會麵臨這個問題，領導的代名詞就是責任。中國現在的體製較之從前的個人專製有了很大的進步，現行集體領導體製保證了黨內民主，避免出現個人專製情形下的一係列錯誤，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級政府的集體領導有些時候往往演變成集體不負責任。現任領導之間、現任領導和前任領導之間，往往存在著非製度化的、說不清楚的關係。盡管從理論上說，現任領導要負全部責任，但實際上的責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領導。執政黨和政府一直在呼籲行政責任製和政治責任製，但這個製度就是建立不起來。
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加上中國存在的特殊的黨政關係，有效地製約著政權運作的效率。很多觀察家已經注意到，盡管中國理論上仍然是政治集權製度，但領導層的權力高度分散化。例如，總理應當是部長之首，對國務院負全部責任。但是，總理沒有權力解僱任何內閣成員（部長），因為所有部長並非總理任命的。在黨管幹部的原則下，所有重要幹部都是黨任命的。這種情況也存在於黨的方麵，黨的領導集體內部缺失等級秩序，缺失責任製度。
特權階層日益龐大加劇財政負擔
再次，也同樣重要的是，政治退出製度的缺失從長遠來看也會使得國家的財政經濟負擔過重。隨著衛生和醫療技術等各方麵的巨大進步，人們的壽命越來越長。中國老幹部隊伍的規模正在迅速擴大，隨之而來的是國家財政負擔的日益加重。老幹部為國家做出了貢獻，理應得到照顧，這不是問題，但如何使國家財政能力可以持續卻是個問題。因為沒有政治退出製度，中國官員一天為官，就可以終身屬於特權階層。這些年，中國財政收入大量增加，其中大量的財政力量流向特權階層。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為什麽難以公開透明？很簡單，是規模越來越龐大的特權階層的阻力使然。
怎麽辦？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一方麵是政治退出製度，即大多數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後，就變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權。隻有少數特殊的政治人物，如總統和總理，可以繼續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規定）的特權。另一方麵，發達國家的特權階層經歷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就是說，通過社會製度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的建設來保障社會成員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領域的前特權階層也同樣享受社會的製度保障。這個社會化過程很重要，一方麵保障了基本社會正義，另一方麵也防止了因為要照顧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使得國家財政不堪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