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3月6日
十七大與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相當於總統製國家的總統選舉。因此，每當中國共產黨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人們就會熱切關注圍繞黨代表大會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黨代表大會所引出的人事變化。人們對這次黨代表大會期望已久，早就開始從各方麵的新政策動議和重要人事變動來觀察十七大有可能帶來的變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權力從江澤民班子移交到胡錦濤班子。當時外界對江澤民的關切多於對胡錦濤，因為人們顧慮的是中共權力能否順利移交的問題。到了五年之後的今天，人們可以說一個真正的胡錦濤時代已來臨。人們對胡溫的新政已經熟知。在過去的五年中，新領導層已經推出了諸多新政策。人們從胡錦濤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可以體會到，十七大要對這些新政策作係統化的陳述。但人事方麵就不一樣了。
胡溫新政推行已經多年，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離社會大眾的普遍期望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新政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了方方麵麵的既得利益的強大牴觸。十七大能否組成一個新的領導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進新政，很自然是人們所關切的。其實，這也符合中國政治的一般特點，即政策決定以後，幹部就成為決定因素。此外，這次高層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後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權力移交問題。胡錦濤領導班子能否選擇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體，也是人們關切的熱點。
就是說，十七大是中共高層人事變化的關鍵。不過，在“人”與“事”之間，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對“事”表現出超乎異常的關懷。各種新的政策就屬於“事”的範疇。中國正處於社會經濟的大轉型時期，不管誰來掌權，都要麵臨轉型社會所麵臨的各種挑戰。從中國國內這些年的發展動態來說，社會各階層關切的焦點不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僅僅是近年來的熱點問題如社會正義。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已經提了出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
政策變化關係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共確立市場經濟體製以來，國內所謂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但雙方之間的爭論在近年趨向激烈。雙方間的爭論表麵上看聚焦於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法律的製定，但雙方背後的關切則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個基本問題。前些時間圍繞著中國是否應當朝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的爭論，更是直接地表明了這種關切。
從深層次看，人們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方向給予關切，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因為共產黨僵硬不變，而是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且不說上世紀90年代黨所發生的變化，就在過去的五年中，也就是從十六大以來，中共就已經發展了1200萬名新黨員。到2006年底，中共基層組織已經達到360萬個。大約有42萬個企業組織成立了黨的組織。在241萬個非國有部門企業中，有將近18萬個成立了黨的組織。很多年來，海內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國時往往把重點放在中國發展的經濟和社會麵，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上。但實際上，真正具有實質性發展的是黨組織。除了黨組織，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可以覆蓋和滲透整個國家的所有重要部門和結構。中共新發展的黨員一般都比較年輕，受教育程度也較高。到2006年底，有1690萬黨員在35歲以下，占黨員總數的23.3%；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有2220萬，占總數的30.7%。
這些變化應當說都是正麵的，表明了黨的可持續發展。但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對黨的變化憂心忡忡呢？盡管黨所主導的中國政治結構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人們發現，發生在這個結構內部的變化已經從各個不同的層麵、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影響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主導著中國發展政策的方方麵麵。黨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變化，可以說是一次利益和權力在社會各階層中間的再分配。一些社會階層在黨的這些變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獲利較少，還有一些不但沒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損害。這種狀況也決定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希望黨往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
白領和企業人數大增
一些社會階層對黨的變化的擔憂並非毫無理由。從黨員的社會經濟背景來看，中共已經從比較單一的社會基礎向多元化轉型。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農民、政府官員和解放軍是中共社會基礎的主體。但這些社會階層或者團體的比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例如，從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8.7%下降到11.1%，農民從46.9%下降到31.7%，解放軍從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會經濟背景的黨員數量增長很快。通常所說的“白領階層”（包括管理層和技術人才）背景的黨員已經占了21.4%，私營企業主（或者資本家）占了5.1%。
黨的社會基礎的變化還直接反映在黨的政治運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上。以“三個代表”理論為標誌，中共已經給予私營企業政治上的合法性，並且鼓勵非國有部門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員成分的變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黨代表的構成上。十七大代表大會增加了來自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簡稱“兩新”）的代表。在政府層麵，從修改憲法保護私有財產到《物權法》的通過，都表明了這些新興社會階層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
十七大與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相當於總統製國家的總統選舉。因此，每當中國共產黨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人們就會熱切關注圍繞黨代表大會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黨代表大會所引出的人事變化。人們對這次黨代表大會期望已久，早就開始從各方麵的新政策動議和重要人事變動來觀察十七大有可能帶來的變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權力從江澤民班子移交到胡錦濤班子。當時外界對江澤民的關切多於對胡錦濤，因為人們顧慮的是中共權力能否順利移交的問題。到了五年之後的今天，人們可以說一個真正的胡錦濤時代已來臨。人們對胡溫的新政已經熟知。在過去的五年中，新領導層已經推出了諸多新政策。人們從胡錦濤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可以體會到，十七大要對這些新政策作係統化的陳述。但人事方麵就不一樣了。
胡溫新政推行已經多年，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離社會大眾的普遍期望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新政在推行過程中，遇到了方方麵麵的既得利益的強大牴觸。十七大能否組成一個新的領導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進新政，很自然是人們所關切的。其實，這也符合中國政治的一般特點，即政策決定以後，幹部就成為決定因素。此外，這次高層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後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權力移交問題。胡錦濤領導班子能否選擇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體，也是人們關切的熱點。
就是說，十七大是中共高層人事變化的關鍵。不過，在“人”與“事”之間，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對“事”表現出超乎異常的關懷。各種新的政策就屬於“事”的範疇。中國正處於社會經濟的大轉型時期，不管誰來掌權，都要麵臨轉型社會所麵臨的各種挑戰。從中國國內這些年的發展動態來說，社會各階層關切的焦點不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僅僅是近年來的熱點問題如社會正義。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已經提了出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
政策變化關係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中共確立市場經濟體製以來，國內所謂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一直就沒有中斷過。但雙方之間的爭論在近年趨向激烈。雙方間的爭論表麵上看聚焦於一些具體的政策和法律的製定，但雙方背後的關切則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個基本問題。前些時間圍繞著中國是否應當朝著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向改革的爭論，更是直接地表明了這種關切。
從深層次看，人們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方向給予關切，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說的因為共產黨僵硬不變，而是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且不說上世紀90年代黨所發生的變化，就在過去的五年中，也就是從十六大以來，中共就已經發展了1200萬名新黨員。到2006年底，中共基層組織已經達到360萬個。大約有42萬個企業組織成立了黨的組織。在241萬個非國有部門企業中，有將近18萬個成立了黨的組織。很多年來，海內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國時往往把重點放在中國發展的經濟和社會麵，尤其是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上。但實際上，真正具有實質性發展的是黨組織。除了黨組織，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組織可以覆蓋和滲透整個國家的所有重要部門和結構。中共新發展的黨員一般都比較年輕，受教育程度也較高。到2006年底，有1690萬黨員在35歲以下，占黨員總數的23.3%；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有2220萬，占總數的30.7%。
這些變化應當說都是正麵的，表明了黨的可持續發展。但為什麽越來越多的人對黨的變化憂心忡忡呢？盡管黨所主導的中國政治結構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人們發現，發生在這個結構內部的變化已經從各個不同的層麵、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影響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主導著中國發展政策的方方麵麵。黨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變化，可以說是一次利益和權力在社會各階層中間的再分配。一些社會階層在黨的這些變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獲利較少，還有一些不但沒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損害。這種狀況也決定了不同的社會階層希望黨往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
白領和企業人數大增
一些社會階層對黨的變化的擔憂並非毫無理由。從黨員的社會經濟背景來看，中共已經從比較單一的社會基礎向多元化轉型。在改革開放之前，工人、農民、政府官員和解放軍是中共社會基礎的主體。但這些社會階層或者團體的比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例如，從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8.7%下降到11.1%，農民從46.9%下降到31.7%，解放軍從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會經濟背景的黨員數量增長很快。通常所說的“白領階層”（包括管理層和技術人才）背景的黨員已經占了21.4%，私營企業主（或者資本家）占了5.1%。
黨的社會基礎的變化還直接反映在黨的政治運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上。以“三個代表”理論為標誌，中共已經給予私營企業政治上的合法性，並且鼓勵非國有部門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員成分的變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黨代表的構成上。十七大代表大會增加了來自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簡稱“兩新”）的代表。在政府層麵，從修改憲法保護私有財產到《物權法》的通過，都表明了這些新興社會階層在中國政治過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