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接班人交接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大體來說，這個製度可以分解為接班人的選擇、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權力交接幾個部分。在民主國家，這幾個部分是有機地聯繫起來的。選舉決定了一切，選票決定現存領導人的去留，也決定未來的領導人，權力交接隻不過是一套程式而已。當然，除了選舉，民主製度還有其他一係列的配套製度，如政府首腦的任期、選舉資格、選舉辦法、退休辦法，等等。在西方，很多人就認為，民主政治與其說是人民參與政治的製度，倒不如說是一種選擇政治權力人物的製度。
中國還沒有發展出這樣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問題要依靠其他方式來完成。江澤民的退休和胡錦濤的接任完成了權力的交與接問題，這是個不容易的過程，是鄧小平以來中國高層努力的結果。如何建立權力交接製度一直是高層所關注的問題。
江澤民對於最高領導人的退休製度化的建設有很大功勞。人們可以認為，權力交班製度的建設是從鄧小平後期開始的，但真正落實這些製度化建設是在江澤民時代。在1997年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逝世之後，江澤民實際上成了中國最有權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繼續鄧小平開始的權力交接班製度建設，但也可以另起爐灶，用自己的方式來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堅持這樣做，盡管會有阻力出現，但沒有人能夠怎麽樣。這種情形出現在毛澤東時代，也出現在鄧小平時代。在中國政治體製下，一旦擁有了最高權力，就沒有人和製度能夠製約最高政治人物了。這也是所有列寧主義式政黨中通常會發生的現象。
但江澤民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進一步的製度建設，比較有效地解決了最高領導層的退休製度。從1997年十五大上喬石和劉華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鵬、朱鎔基等退休，高層領導退休已經相當製度化。江澤民在一個並不長的過渡時期以後正式退休，表明了這個權力交接班製度的確立。江澤民可能有其他方麵的政治遺產，但未來的歷史會說，建立權力交接班製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現在，胡錦濤在權力交接班製度建設方麵麵臨著比江澤民還要艱巨的任務。一方麵，胡錦濤要繼承江澤民的遺產，繼續在退休製度方麵努力。最高領導層退休現在可以說已經成了一個習慣，這個習慣可望繼續下去。但是，進一步製度化的空間還是存在著的，例如，可以規定黨的總書記的限任製，政治局常委、委員的限任製，甚至中央軍委等重要職位的限任製。有了正式製度的規定，以後的領導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如何建立選擇接班人的製度。如何選擇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國顯得越來越重要。隨著老一輩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不管發生什麽樣的政治事件，政治強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個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並不困難。但是，現在沒有人能夠這樣做了。當政治強人逝世之後，就必須建立起選擇接班人的製度，否則高層政治就會出現大問題。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當接班人不能由某一個人指定時，就要用集體的力量，這是黨內民主的問題。不過，確立民主的選擇製度也並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強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隻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個複雜的程序。小範圍內民主選擇（如中共中央委員會），還是大範圍內（如黨的代表大會）民主選擇？迄今，無論是用大民主還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選擇製度還沒有開始建立。胡錦濤如何在其任內建立這樣一個製度，對其是個嚴峻的考驗。如果不能建立這樣一個選擇製度，那麽又將如何應對即將來臨的權力更替呢？
胡錦濤新領導層已經明確提出加強執政黨能力的問題。在理論上，黨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方向。但發展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新製度建設的問題。就黨內民主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如何建立接班人選擇製度了。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高層政治就很難製度化。高層政治不能製度化，政治穩定就仍然是個大問題。世界上所有列寧主義政黨從來就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接班人問題決定了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盡管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架構。那麽，如何引進民主機製來避免其他列寧主義政黨所遭遇過的命運呢？
原刊於《信報》2004年10月5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觀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執政黨執政能力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以及中共高層隨後發表的各種解讀文章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深切關注。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以胡錦濤為中心的第四代會不會把中國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會的決定是要強化執政黨能力，民主並不是這個決議的主題。那麽，為什麽外界還是要從中尋找有關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還是由於人們對中國民主化的高度期望。這個期望已經持續了世紀之久，不會輕易退去。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預期，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深度變化，這個期待還會繼續下去。不過，人們對第四代領導層在政治改革方麵的期待似乎特別高，因為“人民”不僅又重新回到了領導層的政治話語裏，並且成了政治話語的中心。那麽，“人民”話語的出現是否意味著中國政治會往民主化方向發展呢？
中國還沒有發展出這樣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問題要依靠其他方式來完成。江澤民的退休和胡錦濤的接任完成了權力的交與接問題，這是個不容易的過程，是鄧小平以來中國高層努力的結果。如何建立權力交接製度一直是高層所關注的問題。
江澤民對於最高領導人的退休製度化的建設有很大功勞。人們可以認為，權力交班製度的建設是從鄧小平後期開始的，但真正落實這些製度化建設是在江澤民時代。在1997年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逝世之後，江澤民實際上成了中國最有權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繼續鄧小平開始的權力交接班製度建設，但也可以另起爐灶，用自己的方式來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堅持這樣做，盡管會有阻力出現，但沒有人能夠怎麽樣。這種情形出現在毛澤東時代，也出現在鄧小平時代。在中國政治體製下，一旦擁有了最高權力，就沒有人和製度能夠製約最高政治人物了。這也是所有列寧主義式政黨中通常會發生的現象。
但江澤民沒有這樣做，他選擇了進一步的製度建設，比較有效地解決了最高領導層的退休製度。從1997年十五大上喬石和劉華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鵬、朱鎔基等退休，高層領導退休已經相當製度化。江澤民在一個並不長的過渡時期以後正式退休，表明了這個權力交接班製度的確立。江澤民可能有其他方麵的政治遺產，但未來的歷史會說，建立權力交接班製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現在，胡錦濤在權力交接班製度建設方麵麵臨著比江澤民還要艱巨的任務。一方麵，胡錦濤要繼承江澤民的遺產，繼續在退休製度方麵努力。最高領導層退休現在可以說已經成了一個習慣，這個習慣可望繼續下去。但是，進一步製度化的空間還是存在著的，例如，可以規定黨的總書記的限任製，政治局常委、委員的限任製，甚至中央軍委等重要職位的限任製。有了正式製度的規定，以後的領導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如何建立選擇接班人的製度。如何選擇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國顯得越來越重要。隨著老一輩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不管發生什麽樣的政治事件，政治強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個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並不困難。但是，現在沒有人能夠這樣做了。當政治強人逝世之後，就必須建立起選擇接班人的製度，否則高層政治就會出現大問題。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當接班人不能由某一個人指定時，就要用集體的力量，這是黨內民主的問題。不過，確立民主的選擇製度也並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強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隻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個複雜的程序。小範圍內民主選擇（如中共中央委員會），還是大範圍內（如黨的代表大會）民主選擇？迄今，無論是用大民主還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選擇製度還沒有開始建立。胡錦濤如何在其任內建立這樣一個製度，對其是個嚴峻的考驗。如果不能建立這樣一個選擇製度，那麽又將如何應對即將來臨的權力更替呢？
胡錦濤新領導層已經明確提出加強執政黨能力的問題。在理論上，黨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方向。但發展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新製度建設的問題。就黨內民主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如何建立接班人選擇製度了。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高層政治就很難製度化。高層政治不能製度化，政治穩定就仍然是個大問題。世界上所有列寧主義政黨從來就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接班人問題決定了政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盡管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架構。那麽，如何引進民主機製來避免其他列寧主義政黨所遭遇過的命運呢？
原刊於《信報》2004年10月5日
第四代的政治改革觀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執政黨執政能力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以及中共高層隨後發表的各種解讀文章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深切關注。其中，討論最多的就是以胡錦濤為中心的第四代會不會把中國政治推向民主化的道路。四中全會的決定是要強化執政黨能力，民主並不是這個決議的主題。那麽，為什麽外界還是要從中尋找有關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主要還是由於人們對中國民主化的高度期望。這個期望已經持續了世紀之久，不會輕易退去。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期待一直在升高。也可預期，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深度變化，這個期待還會繼續下去。不過，人們對第四代領導層在政治改革方麵的期待似乎特別高，因為“人民”不僅又重新回到了領導層的政治話語裏，並且成了政治話語的中心。那麽，“人民”話語的出現是否意味著中國政治會往民主化方向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