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編者把鄭教授有關這方麵的評論文章彙編成書，以饗廣大關心中國政治改革的讀者。依據不同主題，編者把文章分為九個部分，包括變動中的精英政治、國家社會關係核心的“契約”問題、腐敗及其治理、意識形態重建、政治開放、利益代表、民主的中國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議程和挑戰等。這九個方麵基本上反映了鄭永年教授對於國內政治改革的思考。在編輯過程中，編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並且註明了發表日期和出處，這一方麵是為了方便讀者查閱原文，另一方麵也能客觀地反映出作者對當時局勢的看法以及思考的深化。
最後，編者要感謝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熱情幫助，特別是王利波編輯的支持和建議。
黃彥傑
2011年5月於新加坡
第一部分 變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術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開在即，外界早在紛紛猜測新一屆領導人的組成，誰上誰下的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組織的一次題為“第四代領導人的挑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則與眾不同，主要聚焦於未來領導人所麵臨的問題。多數與會者都同意，第三代領導人在處理接班人的問題上較從前有了很大的進步，除了誰會擔當什麽領導角色還不明朗外，未來一屆領導人已經基本形成。再者，與會者也同意中共所麵臨的一些主要挑戰，如共產黨本身的轉型、法治建設、社會矛盾、新經濟製度、世界貿易組織、國家統一和外交戰略，等等。對這些問題，中共領導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認識的。但是，所不能確定、同時也使人擔憂的是未來領導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領導集體已經從毛澤東時代全部由革命家組成，轉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技術官僚（又稱專家治國）集體，或者說中共已從一個革命黨轉型成為管理黨。這種轉型是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改革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技術官僚講究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處理問題時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在很多時候，能夠把一些政治問題轉化成為技術問題來處理。
技術官僚治國從80年代初開始，到江澤民時代達到了高峰。根據王賡武（東亞研究所所長）的說法，江澤民可以說是把技術官僚的優勢推到了一個極點。這主要表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在經濟方麵，江澤民順利地把市場經濟合法化，並且提供給私人經濟以憲法上的保護；在政治方麵，盡管改革並沒有多大的進展，但隨著江澤民“七一”講話容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從長遠看實際上為中國政治變化引入了動力。本來這些問題都涉及敏感的意識形態問題，但高層是以非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或者把它們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
技術官僚製度是中國過去成功的關鍵所在，但是它也隱含著中國政治的危機。為什麽這樣說？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能夠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的。在毛澤東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政策，所有的問題都被意識形態化，甚至連很小的技術問題也是這樣。技術官僚反其道而行之，盡量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但問題是，很多政治問題不能簡約成為技術問題。如台海兩岸關係問題、新疆和西藏問題、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等等，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官僚通過對成本和利益的權衡所能解決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動作來解決。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也不能完全靠技術方法來解決。和世界貿易組織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術和法律層麵的問題，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政治影響問題，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很難說現在或者未來的技術官僚已經從政治層麵上作好了對付世界貿易組織的準備。
其次，技術官僚對付不了總體政治構架轉型的問題。技術官僚的長處是在既定的政治構架內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這一點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這樣。不說別的地區，在亞洲，台灣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都是技術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這些地方，技術官僚有過輝煌的成績，他們有效地維持了政治穩定，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為總體政治轉型創造了各方麵的條件。但一旦涉及政治體製轉型的問題，他們就缺乏宏觀的眼光和長遠的目標。在印尼是這樣，在台灣也是這樣：主導印尼和台灣的執政黨曾經都是技術官僚政黨，但都被成功的經濟發展所拋棄。馬來西亞等國盡管情況還好，也麵臨著政治轉型的嚴峻考驗。
中國的技術官僚現在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政治轉型的問題。高層大量錄用技術官僚，為各方麵的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現在客觀上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總體政治製度的轉型。對這一點高層不是沒有認識，但關於如何轉型還沒有很大的進展。除了一些功利主義取向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舉措外，人們看不出高層有任何宏觀的政治考量。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階層隻有政治家而沒有技術官僚，現在的中國領導者則太多技術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發展和轉型取決於政治家和技術官僚兩者之間的平衡。目前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像力，需要他們的政治智慧。如何改變目前技術官僚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麵而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或許是未來領導人的主要任務。
最後，編者要感謝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熱情幫助，特別是王利波編輯的支持和建議。
黃彥傑
2011年5月於新加坡
第一部分 變革中的精英政治
技術官僚和政治智慧
中共十六大召開在即，外界早在紛紛猜測新一屆領導人的組成，誰上誰下的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最近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組織的一次題為“第四代領導人的挑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則與眾不同，主要聚焦於未來領導人所麵臨的問題。多數與會者都同意，第三代領導人在處理接班人的問題上較從前有了很大的進步，除了誰會擔當什麽領導角色還不明朗外，未來一屆領導人已經基本形成。再者，與會者也同意中共所麵臨的一些主要挑戰，如共產黨本身的轉型、法治建設、社會矛盾、新經濟製度、世界貿易組織、國家統一和外交戰略，等等。對這些問題，中共領導人本身也是有深刻認識的。但是，所不能確定、同時也使人擔憂的是未來領導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中共領導集體已經從毛澤東時代全部由革命家組成，轉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技術官僚（又稱專家治國）集體，或者說中共已從一個革命黨轉型成為管理黨。這種轉型是中國過去二十多年來改革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技術官僚講究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處理問題時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在很多時候，能夠把一些政治問題轉化成為技術問題來處理。
技術官僚治國從80年代初開始，到江澤民時代達到了高峰。根據王賡武（東亞研究所所長）的說法，江澤民可以說是把技術官僚的優勢推到了一個極點。這主要表現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在經濟方麵，江澤民順利地把市場經濟合法化，並且提供給私人經濟以憲法上的保護；在政治方麵，盡管改革並沒有多大的進展，但隨著江澤民“七一”講話容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從長遠看實際上為中國政治變化引入了動力。本來這些問題都涉及敏感的意識形態問題，但高層是以非意識形態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或者把它們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
技術官僚製度是中國過去成功的關鍵所在，但是它也隱含著中國政治的危機。為什麽這樣說？首先，不是所有的政治問題都能夠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的。在毛澤東時代，政治和意識形態主導政策，所有的問題都被意識形態化，甚至連很小的技術問題也是這樣。技術官僚反其道而行之，盡量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轉化成技術問題來處理。但問題是，很多政治問題不能簡約成為技術問題。如台海兩岸關係問題、新疆和西藏問題、中國的國際戰略問題，等等，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技術官僚通過對成本和利益的權衡所能解決的，而是要靠政治方法，依靠政治大動作來解決。
即使是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也不能完全靠技術方法來解決。和世界貿易組織打交道本身更多的是技術和法律層麵的問題，但要消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政治影響問題，則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很難說現在或者未來的技術官僚已經從政治層麵上作好了對付世界貿易組織的準備。
其次，技術官僚對付不了總體政治構架轉型的問題。技術官僚的長處是在既定的政治構架內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這一點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這樣。不說別的地區，在亞洲，台灣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都是技術官僚治理的最好例子。在這些地方，技術官僚有過輝煌的成績，他們有效地維持了政治穩定，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為總體政治轉型創造了各方麵的條件。但一旦涉及政治體製轉型的問題，他們就缺乏宏觀的眼光和長遠的目標。在印尼是這樣，在台灣也是這樣：主導印尼和台灣的執政黨曾經都是技術官僚政黨，但都被成功的經濟發展所拋棄。馬來西亞等國盡管情況還好，也麵臨著政治轉型的嚴峻考驗。
中國的技術官僚現在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也是政治轉型的問題。高層大量錄用技術官僚，為各方麵的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現在客觀上的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總體政治製度的轉型。對這一點高層不是沒有認識，但關於如何轉型還沒有很大的進展。除了一些功利主義取向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舉措外，人們看不出高層有任何宏觀的政治考量。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階層隻有政治家而沒有技術官僚，現在的中國領導者則太多技術官僚，而缺乏政治家。政治的健全發展和轉型取決於政治家和技術官僚兩者之間的平衡。目前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想像力，需要他們的政治智慧。如何改變目前技術官僚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麵而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或許是未來領導人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