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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緊接著我們集體下放到天津楊村的陸軍當兵鍛鍊，在那裏我又成了一名地道的列兵。一次緊急集合，我把準備好的背包帶弄到床底下，隻背著一桿槍加入隊列，為此受到中士軍銜班長的批評。在整隊到食堂吃飯的路上，夾著飯碗還要進行步伐訓練，走得不好，向後轉重來。在雪花紛飛的嚴冬，手持鋼槍，堅持訓練。1960年國家困難，部隊自己組織到內蒙古草原捕捉黃羊回來吃。在艱苦的年代裏，我沒有叫過一聲苦，與老家生活相比，那不叫苦……
雅克-18飛機
1961年我在某飛行學院開始了飛行訓練，用的是蘇製雅克-18型初級教練機。那時，由於中蘇兩黨關係緊張，還停止供應飛機器材，所以沒有飛機可飛。我們終於等來了我國自己設計生產的初教6型教練機，然而，本來兩年的學製延長到了四年，航校四個期班的飛行學員在不斷的淘汰中隻剩下了一少半。1964年7月，我作為該航校15期丙班的學員之一，加上丁班共41名飛行員，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初級飛行訓練，以正排級少尉軍銜參加航校為我們舉行的畢業典禮，我還記得學校讓我代表學員在畢業典禮上講話。不久，我們集體被分配到祖國首都空軍專機師，成為一名真正的專機飛行員。
被我們自己稱作“41名階級兄弟”的航校同學，帶著母校與飛行教員的囑託與專機師領導的期望，很快投入到緊張的改裝訓練之中。我作為20名飛行員之一，被分配到伊爾-14飛機上進行訓練。從航校1噸多重的初級教練機，一下子進入十七八噸重的有兩台發動機的運輸機上飛行，技術上的跨越是前所未有的。
初教-6型教練機
與我們進行配套訓練的是一批剛從領航學校畢業的新領航員。由於領航專業對文化程度要求較高，他們都是同我一樣，高中應屆畢業後被選入空軍航校學習的。與我搭幫結對進行訓練的是一位叫吳忠良的戰友，來自福建省，高中畢業比我晚一屆，入伍比我晚一年，年齡小我3歲，所以，我叫他小吳。小吳雖小，但絕頂聰明，空中反應很快，許多領航數據張口即出，對飛行員操縱數據的提醒及時準確，我們在緊張的飛行訓練中結下了具有飛行員與領航員特色的深厚友誼。
當我結束白天兩種氣象條件下的訓練科目之後，為了在實戰中放飛“小鳥”，從給老飛行員當副駕駛員開始，在專機任務的實踐中接受鍛鍊。
為了使新機長在任務中從心理素質到業務素質得到全麵鍛鍊，根據任務、天氣及機場的情況，我們逐漸被委以重任，直接擔任機長放飛。使我記憶猶新的是，團領導第一次任命我為機長，同我一起訓練的航校同學一起，駕駛伊爾-14飛機從北京飛往南京，執行當時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的專機任務，開始邁出我專機生涯的第一步。
夜航訓練中的作者
作者所在飛行小組
不久，團裏決定3名飛行員在白天兩種氣象條件的基礎上，開始進入夜間簡單氣象的飛行訓練。從此，在我的技術條件中增加了“夜簡”（夜間簡單氣象）一項，即除了在白天兩種氣象條件下可以執行任務之行外，也可以在夜間簡單氣象條件下飛行了，這就意味著我在伊爾-14飛機上執行專機任務的條件放寬了，展現在自己麵前的道路更廣闊了。
我很快被告知，與另外幾個伊爾-14飛機的飛行員一起，調到駐守在西郊機場的一團一大隊，準備改飛專機師最好也是最大的伊爾-18飛機。當我的麵前擺放著部隊最好、最大的機種，使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改裝訓練的時候，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全麵展開了。由於伊爾-18飛機擔任著全師重要的專機任務，不可能抽出專門的飛機與時間進行集中訓練，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由於自己在改裝飛行中的刻苦努力，在技術上沒有辜負師團領導對自己的期望，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了規定飛行科目，並給老飛行員當副駕駛，投入到繁忙的專機任務中去。
雖然明文規定專機部隊不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部隊不是生活在真空裏，除了軍營裏沒有以“四大”的方式進行運動，仍然堅持正常的飛行活動之外，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能用幾條規定就能隔絕的。好在專機師的各級領導與飛行員們都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與科學態度必須緊密相連的飛行專業，不能允許飛行員像搞運動那樣轟轟烈烈、浮躁盲動，否則，飛行安全出了問題，其損失是慘重的。
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伊爾-18飛機白天和晚上兩種簡單氣象的改裝任務，並為老飛行員當副駕駛，很快投入到“文革”時期頻繁的專機任務中去。團領導為了盡快在伊爾-18飛機上放我的單飛，開始在一些簡單的飛行任務中讓我擔任機長，在萬裏雲天的搏擊中使自己的翅膀逐漸變得硬了起來。
……我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騎車走在回家的路上，腳底下早已沒有往日蹬飛車時的力量。
伊爾-14
伊爾-18
當我踏進家門，從回憶中回到現實中來的時候，意識到從今以後再不能去機場上班，自己的身份再也不是軍人的時候，我的心又被刺痛了。我脫下軍裝，望著紅色的帽徽與紅領章，一動不動地發起呆來。又過了許久，才很不情願地將紅五星從軍帽上摘了下來，連同那兩塊紅領章放在一起包好存放了起來，雖然不能再戴在衣服上了，但也捨不得丟掉，一直到今天還保存著當年的領章、帽徽。5年前，在中央專案組接受審查的時候，看到被撕去領章的軍衣，心裏很不是滋味，難過得睡不著覺，時刻擔心因牽累於“九一三”事件而失去軍人的身份。時至今日，5年過去了，不但飛行員的資格沒有保住，連軍人的身份也丟掉了。上次是個別人處於對林彪反黨集團的痛恨才那樣做的，是一種沒經組織批準的個人的過激行為，是不算數的。今天，同樣是紅領章的問題，用不著任何人的參與，機場的領導也不用具體過問此事，是自己親手把自己佩戴了十幾年的軍人標誌摘下來的，雖然很不忍心，也隻能如此。17年前，當我興高采烈地將空軍預備軍官的標誌訂在軍衣上，昂首挺胸行走在軍校營房裏的時候，怎麽可能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又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極不情願地退出心愛的軍旅生涯——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啊！
雅克-18飛機
1961年我在某飛行學院開始了飛行訓練，用的是蘇製雅克-18型初級教練機。那時，由於中蘇兩黨關係緊張，還停止供應飛機器材，所以沒有飛機可飛。我們終於等來了我國自己設計生產的初教6型教練機，然而，本來兩年的學製延長到了四年，航校四個期班的飛行學員在不斷的淘汰中隻剩下了一少半。1964年7月，我作為該航校15期丙班的學員之一，加上丁班共41名飛行員，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初級飛行訓練，以正排級少尉軍銜參加航校為我們舉行的畢業典禮，我還記得學校讓我代表學員在畢業典禮上講話。不久，我們集體被分配到祖國首都空軍專機師，成為一名真正的專機飛行員。
被我們自己稱作“41名階級兄弟”的航校同學，帶著母校與飛行教員的囑託與專機師領導的期望，很快投入到緊張的改裝訓練之中。我作為20名飛行員之一，被分配到伊爾-14飛機上進行訓練。從航校1噸多重的初級教練機，一下子進入十七八噸重的有兩台發動機的運輸機上飛行，技術上的跨越是前所未有的。
初教-6型教練機
與我們進行配套訓練的是一批剛從領航學校畢業的新領航員。由於領航專業對文化程度要求較高，他們都是同我一樣，高中應屆畢業後被選入空軍航校學習的。與我搭幫結對進行訓練的是一位叫吳忠良的戰友，來自福建省，高中畢業比我晚一屆，入伍比我晚一年，年齡小我3歲，所以，我叫他小吳。小吳雖小，但絕頂聰明，空中反應很快，許多領航數據張口即出，對飛行員操縱數據的提醒及時準確，我們在緊張的飛行訓練中結下了具有飛行員與領航員特色的深厚友誼。
當我結束白天兩種氣象條件下的訓練科目之後，為了在實戰中放飛“小鳥”，從給老飛行員當副駕駛員開始，在專機任務的實踐中接受鍛鍊。
為了使新機長在任務中從心理素質到業務素質得到全麵鍛鍊，根據任務、天氣及機場的情況，我們逐漸被委以重任，直接擔任機長放飛。使我記憶猶新的是，團領導第一次任命我為機長，同我一起訓練的航校同學一起，駕駛伊爾-14飛機從北京飛往南京，執行當時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的專機任務，開始邁出我專機生涯的第一步。
夜航訓練中的作者
作者所在飛行小組
不久，團裏決定3名飛行員在白天兩種氣象條件的基礎上，開始進入夜間簡單氣象的飛行訓練。從此，在我的技術條件中增加了“夜簡”（夜間簡單氣象）一項，即除了在白天兩種氣象條件下可以執行任務之行外，也可以在夜間簡單氣象條件下飛行了，這就意味著我在伊爾-14飛機上執行專機任務的條件放寬了，展現在自己麵前的道路更廣闊了。
我很快被告知，與另外幾個伊爾-14飛機的飛行員一起，調到駐守在西郊機場的一團一大隊，準備改飛專機師最好也是最大的伊爾-18飛機。當我的麵前擺放著部隊最好、最大的機種，使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改裝訓練的時候，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全麵展開了。由於伊爾-18飛機擔任著全師重要的專機任務，不可能抽出專門的飛機與時間進行集中訓練，在這種緊迫的形勢下，由於自己在改裝飛行中的刻苦努力，在技術上沒有辜負師團領導對自己的期望，在不長的時間內完成了規定飛行科目，並給老飛行員當副駕駛，投入到繁忙的專機任務中去。
雖然明文規定專機部隊不介入“文化大革命”運動，但是，部隊不是生活在真空裏，除了軍營裏沒有以“四大”的方式進行運動，仍然堅持正常的飛行活動之外，其他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能用幾條規定就能隔絕的。好在專機師的各級領導與飛行員們都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與科學態度必須緊密相連的飛行專業，不能允許飛行員像搞運動那樣轟轟烈烈、浮躁盲動，否則，飛行安全出了問題，其損失是慘重的。
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伊爾-18飛機白天和晚上兩種簡單氣象的改裝任務，並為老飛行員當副駕駛，很快投入到“文革”時期頻繁的專機任務中去。團領導為了盡快在伊爾-18飛機上放我的單飛，開始在一些簡單的飛行任務中讓我擔任機長，在萬裏雲天的搏擊中使自己的翅膀逐漸變得硬了起來。
……我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騎車走在回家的路上，腳底下早已沒有往日蹬飛車時的力量。
伊爾-14
伊爾-18
當我踏進家門，從回憶中回到現實中來的時候，意識到從今以後再不能去機場上班，自己的身份再也不是軍人的時候，我的心又被刺痛了。我脫下軍裝，望著紅色的帽徽與紅領章，一動不動地發起呆來。又過了許久，才很不情願地將紅五星從軍帽上摘了下來，連同那兩塊紅領章放在一起包好存放了起來，雖然不能再戴在衣服上了，但也捨不得丟掉，一直到今天還保存著當年的領章、帽徽。5年前，在中央專案組接受審查的時候，看到被撕去領章的軍衣，心裏很不是滋味，難過得睡不著覺，時刻擔心因牽累於“九一三”事件而失去軍人的身份。時至今日，5年過去了，不但飛行員的資格沒有保住，連軍人的身份也丟掉了。上次是個別人處於對林彪反黨集團的痛恨才那樣做的，是一種沒經組織批準的個人的過激行為，是不算數的。今天，同樣是紅領章的問題，用不著任何人的參與，機場的領導也不用具體過問此事，是自己親手把自己佩戴了十幾年的軍人標誌摘下來的，雖然很不忍心，也隻能如此。17年前，當我興高采烈地將空軍預備軍官的標誌訂在軍衣上，昂首挺胸行走在軍校營房裏的時候，怎麽可能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又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極不情願地退出心愛的軍旅生涯——真是天有不測風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