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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陳士印知道周宇馳是個有來頭的人，何況還有林彪的手令，便說：“我再找一個技術好的飛行員，這樣更保險。”此刻，陳士印想到如此重要的行動應該向自己的首長匯報，再說對間斷駕駛時間較長的飛機重新飛行時應該徵求上級領導的同意，就向周宇馳請示道：
“這事要不要給胡副參謀長說一聲？”陳士印一直想著按組織原則辦事。
“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繫。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陳突然想起來自己的航行資料都在西郊機場的飛機上，對周說：
“我沒有帶圖囊（飛行資料），怎麽辦？”
“沒關係，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如果周宇馳沒有駕駛過直升機，陳士印絕對不會相信這句話是真的。
9月13日淩晨1點40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3人帶著還蒙在鼓裏的陳士印，將準備叛逃的東西裝上汽車衝出空軍學院的大門，向沙河機場急馳而去。
1971年4月，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胡萍對專機師分管直升機團的王副師長下達任務說，空軍首長要求，在首長（林彪）身邊要培養一名直升機的飛行員，這個任務就交你安排。這位準備學習駕駛直升機的人就是周宇馳，雖然周宇馳在空軍的身份是司令部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但是憑他同林立果的關係，也成了經常在林彪辦公室走動的人員，這一點在專機師的飛行員中隻是有些傳聞，但對於專機師的領導來說，早已達成了共識。在這種形勢下，作為專機師直升機的技術權威與最高行政領導的副師長，責無旁貸地成了周宇馳的帶飛教員，他曾7次擔任周總理專機駕駛員，到隻有直升機才能降落的地方執行任務，在邢台地震現場、大慶油田、大寨、珍寶島等地，都留下了這位副師長的身影。這次落實周宇馳的教學任務重，還指定副大隊長陳士印擔任訓練飛行的指揮員，比較先進的“雲雀”飛機被周宇馳選為訓練駕駛的機型。
周宇馳住在沙河機場營房的2號樓，平時很少露麵，偶爾出來總是帶著一副墨鏡，大多數人不僅不能接近他，也不準打聽他的情況。飛行時自己開車上機場，吃飯時有人給他單獨送去，所以，周宇馳成了沙河機場飛行員心目中的一位有來頭的神秘人物。由於人們叫不出他的名字，平時提到他就用“2號樓”代替，甚至有人還把他當成了林立果。在3個多月的時間內，周宇馳一共飛了66個飛行日，75場次，184小時。在這樣的時間裏，周宇馳不僅初步學會了“雲雀”飛機的基本駕駛技術，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領航知識。但由於他學習動機不純，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學習飛行之中，與專職從事專機飛行的飛行員相比，專業知識方麵隻是學到一些皮毛而已，所以，周宇馳還沒有能夠達到自己單獨飛行的水平。雖然如此，周宇馳還擔任著將有關航行知識傳授給他的弟子林立果的任務。可想而知，周宇馳依靠在專機師弄到的一鱗半爪，同林立果、劉沛豐一起，就要劫持兩架飛機叛逃，過高估計自己的能量，簡直太自不量力了！
後來，王副師長接到新的任務，到蘇聯接收機型更先進的米6直升機，陪同周宇馳飛行的工作就由陳士印完成。一次從北京直飛北戴河時，由於天氣突變，經地麵指揮員同意，陳士印降落在天津楊村機場，中午吃飯的時候遇到了在楊村機場飛行的航校同學，老戰友相見分外親熱。因此，這位飛行員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接受了停飛一個月的審查。
汽車開進沙河機場後，先是把汽車上的東西及於新野、李偉信二人拉到3685號飛機旁邊的停機坪上，然後回營房找人。陳士印下車首先去敲團長家的門，後半夜的人們都在熟睡之中，叫了3分鍾也沒有把團長叫醒，因為任務緊急，周宇馳在一旁催著快走，陳士印就抓緊時間上樓去找陳修文。
三大隊八中隊中隊長陳修文同往常一樣，剛度過一個周末，部隊規定星期日的晚上要回部隊休息。陳修文先是召開中隊生活會，後又到大隊參加幹部會，向中隊布置了下一周的工作。中隊合住的集體飛行員宿舍裏，除了療養的人員之外，隻剩下兩個人了。
兩點半左右，陳士印摸黑走進來，把陳修文叫醒，怕影響別人睡覺，小聲說：“有緊急任務，快起來！”
同房間的另一個飛行員也醒了，從窗外透進來的淡淡月光中隱約看到陳修文床前站著一個人，沒有聽清說話的內容。兩個人走出去後，這個飛行員還特意站到窗前，看到樓下有一輛沒有熄火的小汽車，發動機還在“撲騰、撲騰”地響著，認為一定有緊急任務。雖然他與陳修文是一個機組的，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是根據任務的重要程度重組的。
兩位飛行員上車後，周宇馳將汽車很快開到停機坪。下車前，周宇馳打開車廂照明，在車燈下，周宇馳讓陳修文看了林彪的手令。然後說：“有緊急任務，要絕對保密。”陳修文同陳士印一樣，在人民解放軍“直接指揮者”“林副統帥”的親筆手令麵前，這個已被神化了的“接班人”的每一句話，全國人民都必須“深刻領會，堅決照辦”。由於陳修文屬於三大隊，8架“雲雀”飛機屬於三大隊七中隊，在機場飛行訓練中免不了經常與周宇馳見麵，所以，周宇馳此人，陳修文是認識的。
“這事要不要給胡副參謀長說一聲？”陳士印一直想著按組織原則辦事。
“現在他被困住了，沒有辦法同他聯繫。我們馬上走，到沙河機場後，不要對別人講，抓緊時間找到飛行員就走。”陳突然想起來自己的航行資料都在西郊機場的飛機上，對周說：
“我沒有帶圖囊（飛行資料），怎麽辦？”
“沒關係，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如果周宇馳沒有駕駛過直升機，陳士印絕對不會相信這句話是真的。
9月13日淩晨1點40分，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3人帶著還蒙在鼓裏的陳士印，將準備叛逃的東西裝上汽車衝出空軍學院的大門，向沙河機場急馳而去。
1971年4月，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專機師黨委書記的胡萍對專機師分管直升機團的王副師長下達任務說，空軍首長要求，在首長（林彪）身邊要培養一名直升機的飛行員，這個任務就交你安排。這位準備學習駕駛直升機的人就是周宇馳，雖然周宇馳在空軍的身份是司令部黨委辦公室副主任，但是憑他同林立果的關係，也成了經常在林彪辦公室走動的人員，這一點在專機師的飛行員中隻是有些傳聞，但對於專機師的領導來說，早已達成了共識。在這種形勢下，作為專機師直升機的技術權威與最高行政領導的副師長，責無旁貸地成了周宇馳的帶飛教員，他曾7次擔任周總理專機駕駛員，到隻有直升機才能降落的地方執行任務，在邢台地震現場、大慶油田、大寨、珍寶島等地，都留下了這位副師長的身影。這次落實周宇馳的教學任務重，還指定副大隊長陳士印擔任訓練飛行的指揮員，比較先進的“雲雀”飛機被周宇馳選為訓練駕駛的機型。
周宇馳住在沙河機場營房的2號樓，平時很少露麵，偶爾出來總是帶著一副墨鏡，大多數人不僅不能接近他，也不準打聽他的情況。飛行時自己開車上機場，吃飯時有人給他單獨送去，所以，周宇馳成了沙河機場飛行員心目中的一位有來頭的神秘人物。由於人們叫不出他的名字，平時提到他就用“2號樓”代替，甚至有人還把他當成了林立果。在3個多月的時間內，周宇馳一共飛了66個飛行日，75場次，184小時。在這樣的時間裏，周宇馳不僅初步學會了“雲雀”飛機的基本駕駛技術，也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空中領航知識。但由於他學習動機不純，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學習飛行之中，與專職從事專機飛行的飛行員相比，專業知識方麵隻是學到一些皮毛而已，所以，周宇馳還沒有能夠達到自己單獨飛行的水平。雖然如此，周宇馳還擔任著將有關航行知識傳授給他的弟子林立果的任務。可想而知，周宇馳依靠在專機師弄到的一鱗半爪，同林立果、劉沛豐一起，就要劫持兩架飛機叛逃，過高估計自己的能量，簡直太自不量力了！
後來，王副師長接到新的任務，到蘇聯接收機型更先進的米6直升機，陪同周宇馳飛行的工作就由陳士印完成。一次從北京直飛北戴河時，由於天氣突變，經地麵指揮員同意，陳士印降落在天津楊村機場，中午吃飯的時候遇到了在楊村機場飛行的航校同學，老戰友相見分外親熱。因此，這位飛行員在“九一三”事件之後，接受了停飛一個月的審查。
汽車開進沙河機場後，先是把汽車上的東西及於新野、李偉信二人拉到3685號飛機旁邊的停機坪上，然後回營房找人。陳士印下車首先去敲團長家的門，後半夜的人們都在熟睡之中，叫了3分鍾也沒有把團長叫醒，因為任務緊急，周宇馳在一旁催著快走，陳士印就抓緊時間上樓去找陳修文。
三大隊八中隊中隊長陳修文同往常一樣，剛度過一個周末，部隊規定星期日的晚上要回部隊休息。陳修文先是召開中隊生活會，後又到大隊參加幹部會，向中隊布置了下一周的工作。中隊合住的集體飛行員宿舍裏，除了療養的人員之外，隻剩下兩個人了。
兩點半左右，陳士印摸黑走進來，把陳修文叫醒，怕影響別人睡覺，小聲說：“有緊急任務，快起來！”
同房間的另一個飛行員也醒了，從窗外透進來的淡淡月光中隱約看到陳修文床前站著一個人，沒有聽清說話的內容。兩個人走出去後，這個飛行員還特意站到窗前，看到樓下有一輛沒有熄火的小汽車，發動機還在“撲騰、撲騰”地響著，認為一定有緊急任務。雖然他與陳修文是一個機組的，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是根據任務的重要程度重組的。
兩位飛行員上車後，周宇馳將汽車很快開到停機坪。下車前，周宇馳打開車廂照明，在車燈下，周宇馳讓陳修文看了林彪的手令。然後說：“有緊急任務，要絕對保密。”陳修文同陳士印一樣，在人民解放軍“直接指揮者”“林副統帥”的親筆手令麵前，這個已被神化了的“接班人”的每一句話，全國人民都必須“深刻領會，堅決照辦”。由於陳修文屬於三大隊，8架“雲雀”飛機屬於三大隊七中隊，在機場飛行訓練中免不了經常與周宇馳見麵，所以，周宇馳此人，陳修文是認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