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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雖然整日在磚廠勞動，但是，我有著強烈的回原單位看一看的想法。
當我踏上我以前所在的飛行三大隊的小樓時，這裏的環境對我來說還是那樣的熟悉，甚至上樓梯時需要登多少級台階我都記得很清楚。觸景生情，我頓時想到兩年前的9月12日下午吃晚飯時發生在這裏的往事。樓前的柳樹下正是機長潘景寅向機械師交代加油的地方，李平個子小，潘景寅個子高，李平在仰視中接受任務的情景又出現在我的麵前。樓後是我碰到領航員老李從家裏跑來時我告訴他加16噸油的地方，也是我平時放自行車的地方，特設師邰起良就在這裏教我如何修理自行車……事隔不到兩年，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房在人去，同機共濟的四名戰友的屍體卻早已留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活著的5人至今還沒有擺脫受審查狀態，睹物思人，內心有說不出的惆悵。
三叉戟中隊還住在小樓的二層，那幾個房間也沒有什麽變化。當時，我同中隊的另外一名中隊長住在一起，是兩個人合住的小房間。此外，中隊還有一個大房間，那些剛調入三叉戟中隊的年輕人住在那裏。我住過的房間早已被別人代替。“出事”以後，我的被褥被直接送到專案組，其他在春秋與冬季穿的皮飛行服裝被沒收了，屬於個人的學習書籍、筆記本及三叉戟飛機技術資料等物品，一概不知去向，一個字都沒有留下來，連那把自娛自樂的二胡也不見了蹤影。想到我飛行以來寫了不少心得體會和經驗總結，還翻譯出部分三叉戟飛機資料，就在出事當天，我還在學習空中英語對話的知識。這些勞動成果全部丟失，感到非常惋惜。現在回來了，這裏卻沒有一張紙片是屬於自己的。多少年以後，我碰上中隊兩位年輕的領航員，他們說，就是在9月12日出事的那天晚上，兩位小哥們兒不知道哪來的精神頭，彼此聊天，幾乎通宵達旦，其中一個就是在12號白天我問及對象搞得如何的那位小老鄉。
當時，之所以有這樣的心情，主要是我對未來抱著太大的希望，還指望我所擁有的飛行資料對我有朝一日恢復飛行的時候還能派上用場。到目前為止，隻有冬季的一雙皮手套還保存在身邊，雖然縫補過很多次，而且因年代久遠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成色，但我還是不捨得將它扔掉，與飛行有關的紀念品就隻有這一件了。
中隊的飛行員對我還是很熱情的，因為，從解除隔離審查到磚廠同那些比我職務高的領導一塊勞動，這些都說明一個基本的概念，除了跟256號專機飛山海關一趟外，沒有什麽別的問題。再說，一個人在政治、思想意識及道德品質等方麵如何，群眾心裏都有一個基本的評價。我的到來，雖然大家感到有些突然，但，還沒有看到有人故意躲開不理我的。中隊隻有十幾個人，就像一個班，我過去隻不過是他們的班長，同他們私人之間又沒有什麽成見。中隊的人雖然對我了解較深，但也絕不會回到從前戰友之間友好和諧的氣氛中來，所以，在熱情中夾著不自然的表情。從那以後，我沒有再回原單位去過。
從磚廠到城裏的家，騎車子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相當於從天安門廣場到頤和園南門的距離。過去飛行時，隻能在星期六下班後回家，星期日18點前必須歸隊。在當飛行員養成的時間觀念和軍人的組織紀律性的支配下，無論颳風下雨或者下大雪，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遲到過一次。磚廠勞動時隻要第二天上班不遲到，晚上也可以回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騎車的樣子被乘坐班車的一位老飛行員看到了，回機場後他偶然碰到我，說：“看你在路上光著背撅著屁股蹬車的樣子，就像要飛起來似的，你還是年輕啊！”老飛行員的話從另一個角度道出了我作為一名年富力強的軍人，身上有著用不完的力量，這是一種生命的活力，一種獻身祖國航空事業堅韌不拔的精神。勞動一天之後，我沒有感到疲勞，在馬路上我將車子蹬得飛快，一方麵讓呼呼的氣流聲在耳邊飛過，盡情感受著速度的魅力；另一方麵我仿佛覺得隻有加快速度才可能使自己離地，向著遙遠的天空飛去。
二、又進讀書班，開始新階段的審查生活
1973年的冬季就要來臨的時候，磚廠不能生產，我再次背上行李卷同其他勞動者一道轉移到南苑機場，參加由師專案組舉辦的讀書班。從此，又開始了新階段的審查生活。
讀書班設在一幢很大的教學樓上，在百餘平方米的大教室裏，周圍擺放一圈睡覺的床位，中央是一張張桌子對起來的長方形大課桌，除了吃飯，這裏就是白天學習晚上睡覺的地方。
參加讀書班的人，除了在磚廠的勞動者外，還有專機師許多被審查過的幹部。有“九一三”之夜師司令部的值班參謀，還有按林彪手令放飛那架3685號直升機的沙河機場調度室主任、專機師一團團長等。那位調度室主任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時的電話兵，一次撤退時，差一點當了敵人的俘虜。那位團長“九一三”事件時不在北京，正在蘇聯學習蘇製伊爾62飛機（比伊爾-18飛機更大更先進的飛機）的駕駛技術，事件發生後，特意將他們招回國內，新的機種伊爾62飛機也不引進了，政治是壓倒一切的。此外，還有一部分人正在繼續隔離審查階段。那些解除隔離審查的人都陸續轉移到這裏來，一邊讀書學習，一邊繼續接受審查，等待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明確的審查結果。
當我踏上我以前所在的飛行三大隊的小樓時，這裏的環境對我來說還是那樣的熟悉，甚至上樓梯時需要登多少級台階我都記得很清楚。觸景生情，我頓時想到兩年前的9月12日下午吃晚飯時發生在這裏的往事。樓前的柳樹下正是機長潘景寅向機械師交代加油的地方，李平個子小，潘景寅個子高，李平在仰視中接受任務的情景又出現在我的麵前。樓後是我碰到領航員老李從家裏跑來時我告訴他加16噸油的地方，也是我平時放自行車的地方，特設師邰起良就在這裏教我如何修理自行車……事隔不到兩年，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房在人去，同機共濟的四名戰友的屍體卻早已留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活著的5人至今還沒有擺脫受審查狀態，睹物思人，內心有說不出的惆悵。
三叉戟中隊還住在小樓的二層，那幾個房間也沒有什麽變化。當時，我同中隊的另外一名中隊長住在一起，是兩個人合住的小房間。此外，中隊還有一個大房間，那些剛調入三叉戟中隊的年輕人住在那裏。我住過的房間早已被別人代替。“出事”以後，我的被褥被直接送到專案組，其他在春秋與冬季穿的皮飛行服裝被沒收了，屬於個人的學習書籍、筆記本及三叉戟飛機技術資料等物品，一概不知去向，一個字都沒有留下來，連那把自娛自樂的二胡也不見了蹤影。想到我飛行以來寫了不少心得體會和經驗總結，還翻譯出部分三叉戟飛機資料，就在出事當天，我還在學習空中英語對話的知識。這些勞動成果全部丟失，感到非常惋惜。現在回來了，這裏卻沒有一張紙片是屬於自己的。多少年以後，我碰上中隊兩位年輕的領航員，他們說，就是在9月12日出事的那天晚上，兩位小哥們兒不知道哪來的精神頭，彼此聊天，幾乎通宵達旦，其中一個就是在12號白天我問及對象搞得如何的那位小老鄉。
當時，之所以有這樣的心情，主要是我對未來抱著太大的希望，還指望我所擁有的飛行資料對我有朝一日恢復飛行的時候還能派上用場。到目前為止，隻有冬季的一雙皮手套還保存在身邊，雖然縫補過很多次，而且因年代久遠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成色，但我還是不捨得將它扔掉，與飛行有關的紀念品就隻有這一件了。
中隊的飛行員對我還是很熱情的，因為，從解除隔離審查到磚廠同那些比我職務高的領導一塊勞動，這些都說明一個基本的概念，除了跟256號專機飛山海關一趟外，沒有什麽別的問題。再說，一個人在政治、思想意識及道德品質等方麵如何，群眾心裏都有一個基本的評價。我的到來，雖然大家感到有些突然，但，還沒有看到有人故意躲開不理我的。中隊隻有十幾個人，就像一個班，我過去隻不過是他們的班長，同他們私人之間又沒有什麽成見。中隊的人雖然對我了解較深，但也絕不會回到從前戰友之間友好和諧的氣氛中來，所以，在熱情中夾著不自然的表情。從那以後，我沒有再回原單位去過。
從磚廠到城裏的家，騎車子要一個多小時的路程，相當於從天安門廣場到頤和園南門的距離。過去飛行時，隻能在星期六下班後回家，星期日18點前必須歸隊。在當飛行員養成的時間觀念和軍人的組織紀律性的支配下，無論颳風下雨或者下大雪，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遲到過一次。磚廠勞動時隻要第二天上班不遲到，晚上也可以回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騎車的樣子被乘坐班車的一位老飛行員看到了，回機場後他偶然碰到我，說：“看你在路上光著背撅著屁股蹬車的樣子，就像要飛起來似的，你還是年輕啊！”老飛行員的話從另一個角度道出了我作為一名年富力強的軍人，身上有著用不完的力量，這是一種生命的活力，一種獻身祖國航空事業堅韌不拔的精神。勞動一天之後，我沒有感到疲勞，在馬路上我將車子蹬得飛快，一方麵讓呼呼的氣流聲在耳邊飛過，盡情感受著速度的魅力；另一方麵我仿佛覺得隻有加快速度才可能使自己離地，向著遙遠的天空飛去。
二、又進讀書班，開始新階段的審查生活
1973年的冬季就要來臨的時候，磚廠不能生產，我再次背上行李卷同其他勞動者一道轉移到南苑機場，參加由師專案組舉辦的讀書班。從此，又開始了新階段的審查生活。
讀書班設在一幢很大的教學樓上，在百餘平方米的大教室裏，周圍擺放一圈睡覺的床位，中央是一張張桌子對起來的長方形大課桌，除了吃飯，這裏就是白天學習晚上睡覺的地方。
參加讀書班的人，除了在磚廠的勞動者外，還有專機師許多被審查過的幹部。有“九一三”之夜師司令部的值班參謀，還有按林彪手令放飛那架3685號直升機的沙河機場調度室主任、專機師一團團長等。那位調度室主任是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時的電話兵，一次撤退時，差一點當了敵人的俘虜。那位團長“九一三”事件時不在北京，正在蘇聯學習蘇製伊爾62飛機（比伊爾-18飛機更大更先進的飛機）的駕駛技術，事件發生後，特意將他們招回國內，新的機種伊爾62飛機也不引進了，政治是壓倒一切的。此外，還有一部分人正在繼續隔離審查階段。那些解除隔離審查的人都陸續轉移到這裏來，一邊讀書學習，一邊繼續接受審查，等待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明確的審查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