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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註：邵一海所著的《林彪9.13事件始末》中幾次寫到這一點，“林彪內勤公務員張恆昌回憶：我到葉群辦公室看到劉沛豐坐在葉群的辦公室裏，地上放著幾個包……大約11點40分到50分左右，葉群、林立果和劉沛豐一起到林彪的客廳裏。劉沛豐手裏提著三四個皮包……劉沛豐提著三四個皮包首先上車，接著葉群、林立果上了車，林彪最後上車。李文普上車後，汽車立即開走了。林彪的內勤公務員陳占照回憶：11點50分左右，林立果、葉群、劉沛豐一起來到林彪的客廳……劉沛豐站在客廳門口，一言不發，我還看到沙發上放了三四個黑色手提包。）
前麵曾提到過，飛機客艙增壓係統的作用在於讓乘客們能得到與地麵差不多的大氣壓力及空氣密度，為達到這樣的要求，客艙內外存在著巨大的空氣壓力差。可想而知，高空飛行中的飛機客艙，就像被打足了氣的氣球一樣，龐大的機身隻要有一處發生損傷，就會發生爆炸解體。這一點對掌握了一些飛行知識的林立果來說，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棉花和繩子的重要性，如果飛行時在機艙內開槍，座艙內強大的增壓空氣，就會從槍口處將飛機撕裂，甚至爆炸。
在停機坪現場擔任飛機警衛及地麵專機保障的海軍人員，親眼看到一下汽車就高喊口號者，是一個上身穿襯衣的女人，這個人就是林彪專車上唯一的女性——葉群，她在倉皇之中顧不上帶頭巾。
在場的人異口同聲地說，清楚地看到從汽車裏下來一個明顯禿頂的老頭，這個人就是林彪，慌忙中，帽子丟在了自己的專車裏。
狂妄到不可一世的林立果，衝出北戴河時手裏就已經端著手槍在汽車上督陣，在叛逃中充當急先鋒的他，在停機坪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不可能再撿回丟在汽車裏的槍套。
如果不是公安部的老者相告，以上情況我們這些機組人員是無法知道的。
當機組人員按專案組的要求完成任務之後，就沒有什麽事情要做了，身陷困境，度日如年的煩躁情緒開始向我們襲來。
1971年10月7日，黨中央發布57號文件，向全國全黨甚至向全世界宣布了林彪事件，石破天驚，突發事變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受到強烈的震撼，也為失去自由的機組人員帶來了一連串的難題，這些都是我和機組每一個人猝不及防的。
我們幾乎同時意識到中央文件公布之後，噩耗會很快傳到自己的家裏，因為，中央的文件上不可能說明機組中有走有留的問題。從9月11日我和妻子通過電話，告訴她我因任務值班不能回家之後，一個月過去了，家裏還沒看到人影，也沒有接到任何電話。三叉戟飛機雖然專機任務很多，但由於飛得快、飛得遠，很少在外一住就是幾天的。即使個別情況下一星期不歸，家裏不放心的話，一個電話打到單位，戰友們也會心平氣和地給予安慰或者給以合理的解釋。誰都有可能遇到這種情況，同誌們都能做到互相關心、互相照顧。
在飛行部隊都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蘋果好吃，寡婦難當。”意思很明確，由於飛行員們的夥食標準比較高，家屬、孩子有時也能分享一些。然而，飛行員在飛行中由於各種原因，發生飛行事故，造成機毀人亡的事也是避免不了的。部隊每次發生事故，都會給飛行員的親人們帶來致命的心理打擊。
這次林彪事件絕非一般飛行事故，它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為，其影響波及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機組中留下5人雖然受到這一政治事件的直接牽連，但5人的命運與事件比較，顯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從出事開始，活著的5個人已經被一連串出乎預料的事情弄得焦頭爛額、自身難保。因此我們已無法顧及到死去的潘景寅與三位機械師的命運，眼下雖不知道他們家屬的具體情況，但可以想到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絕不是一般飛行事故帶來的失去親人的悲痛，而是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的精神的、經濟的甚至是更讓人難以承受的政治上的打擊。
我與陳聯炳雖然同住一屋，有時整個半天也不說一句話，躺在那裏，眼望天花板，想著自己的心事。我的妻子帶著不到兩周歲的兒子還要上班，當她聽到中央文件後，肯定會像瘋了似的到部隊，到我的同事家裏，到一切可能知道我情況的地方打聽我的下落。因為，知夫莫如妻，自從我改飛三叉戟以來，幾乎所有使用三叉戟飛機的專機任務都是我參加的，包括節假日在內都很少休息，這次任務也不會例外，準去無疑。再說，一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音信，更進一步證實已隨林彪去了。可以肯定，妻子是打聽不到我的情況的，因為，部隊的戰友暫時也不知道256機組的情況，專機師的領導甚至空軍的領導中，有知道山海關現場機組有走有留這個情況的，當時在人人自危的形勢下，誰也不敢通風報信。我自己雖然身陷囹圄，但安然活在人間，可近在咫尺的妻子是不知道的。既不能寫信又不能打電話，真是咫尺天涯，妻子該有多麽著急啊！老家還有年逾花甲的父母，母親身體虛弱，積勞成疾，常年多病。我雖不能床前盡孝，但經常的書信和不多的資助也能給老人一些安慰。如今遇難，北京妻子這頭已經自顧不暇，哪有精力照顧老家的事情？再說，我的下落不明，如何讓妻子向家裏人說呢？體弱的母親一旦知道我也在那架飛機上，能撐得住嗎？……一連串的問題接蹱而來，我抬頭看了看糊在窗戶上的厚紙和坐在門口的陸軍看守人員，心裏很不是滋味，一陣酸楚湧上咽喉，視線也變得模糊了……
前麵曾提到過，飛機客艙增壓係統的作用在於讓乘客們能得到與地麵差不多的大氣壓力及空氣密度，為達到這樣的要求，客艙內外存在著巨大的空氣壓力差。可想而知，高空飛行中的飛機客艙，就像被打足了氣的氣球一樣，龐大的機身隻要有一處發生損傷，就會發生爆炸解體。這一點對掌握了一些飛行知識的林立果來說，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棉花和繩子的重要性，如果飛行時在機艙內開槍，座艙內強大的增壓空氣，就會從槍口處將飛機撕裂，甚至爆炸。
在停機坪現場擔任飛機警衛及地麵專機保障的海軍人員，親眼看到一下汽車就高喊口號者，是一個上身穿襯衣的女人，這個人就是林彪專車上唯一的女性——葉群，她在倉皇之中顧不上帶頭巾。
在場的人異口同聲地說，清楚地看到從汽車裏下來一個明顯禿頂的老頭，這個人就是林彪，慌忙中，帽子丟在了自己的專車裏。
狂妄到不可一世的林立果，衝出北戴河時手裏就已經端著手槍在汽車上督陣，在叛逃中充當急先鋒的他，在停機坪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不可能再撿回丟在汽車裏的槍套。
如果不是公安部的老者相告，以上情況我們這些機組人員是無法知道的。
當機組人員按專案組的要求完成任務之後，就沒有什麽事情要做了，身陷困境，度日如年的煩躁情緒開始向我們襲來。
1971年10月7日，黨中央發布57號文件，向全國全黨甚至向全世界宣布了林彪事件，石破天驚，突發事變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受到強烈的震撼，也為失去自由的機組人員帶來了一連串的難題，這些都是我和機組每一個人猝不及防的。
我們幾乎同時意識到中央文件公布之後，噩耗會很快傳到自己的家裏，因為，中央的文件上不可能說明機組中有走有留的問題。從9月11日我和妻子通過電話，告訴她我因任務值班不能回家之後，一個月過去了，家裏還沒看到人影，也沒有接到任何電話。三叉戟飛機雖然專機任務很多，但由於飛得快、飛得遠，很少在外一住就是幾天的。即使個別情況下一星期不歸，家裏不放心的話，一個電話打到單位，戰友們也會心平氣和地給予安慰或者給以合理的解釋。誰都有可能遇到這種情況，同誌們都能做到互相關心、互相照顧。
在飛行部隊都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蘋果好吃，寡婦難當。”意思很明確，由於飛行員們的夥食標準比較高，家屬、孩子有時也能分享一些。然而，飛行員在飛行中由於各種原因，發生飛行事故，造成機毀人亡的事也是避免不了的。部隊每次發生事故，都會給飛行員的親人們帶來致命的心理打擊。
這次林彪事件絕非一般飛行事故，它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為，其影響波及全中國甚至全世界。機組中留下5人雖然受到這一政治事件的直接牽連，但5人的命運與事件比較，顯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從出事開始，活著的5個人已經被一連串出乎預料的事情弄得焦頭爛額、自身難保。因此我們已無法顧及到死去的潘景寅與三位機械師的命運，眼下雖不知道他們家屬的具體情況，但可以想到他們承受的壓力也絕不是一般飛行事故帶來的失去親人的悲痛，而是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的精神的、經濟的甚至是更讓人難以承受的政治上的打擊。
我與陳聯炳雖然同住一屋，有時整個半天也不說一句話，躺在那裏，眼望天花板，想著自己的心事。我的妻子帶著不到兩周歲的兒子還要上班，當她聽到中央文件後，肯定會像瘋了似的到部隊，到我的同事家裏，到一切可能知道我情況的地方打聽我的下落。因為，知夫莫如妻，自從我改飛三叉戟以來，幾乎所有使用三叉戟飛機的專機任務都是我參加的，包括節假日在內都很少休息，這次任務也不會例外，準去無疑。再說，一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音信，更進一步證實已隨林彪去了。可以肯定，妻子是打聽不到我的情況的，因為，部隊的戰友暫時也不知道256機組的情況，專機師的領導甚至空軍的領導中，有知道山海關現場機組有走有留這個情況的，當時在人人自危的形勢下，誰也不敢通風報信。我自己雖然身陷囹圄，但安然活在人間，可近在咫尺的妻子是不知道的。既不能寫信又不能打電話，真是咫尺天涯，妻子該有多麽著急啊！老家還有年逾花甲的父母，母親身體虛弱，積勞成疾，常年多病。我雖不能床前盡孝，但經常的書信和不多的資助也能給老人一些安慰。如今遇難，北京妻子這頭已經自顧不暇，哪有精力照顧老家的事情？再說，我的下落不明，如何讓妻子向家裏人說呢？體弱的母親一旦知道我也在那架飛機上，能撐得住嗎？……一連串的問題接蹱而來，我抬頭看了看糊在窗戶上的厚紙和坐在門口的陸軍看守人員，心裏很不是滋味，一陣酸楚湧上咽喉，視線也變得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