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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四、押解回京
9月14日，即發生事變的第二天下午，機組5人在海軍同誌的“陪同”下，從山海關坐火車離開，海、空軍之比為2∶1。開始並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在山海關火車站臨上火車時，才從車廂上的標誌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車之後我發現乘坐的還是軟席臥鋪，沒想到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軟席臥鋪列車，還附加了這些特有的條件。從空中而來，貼地麵回去，殘酷的現實給專機飛行員們開了一個如此大的玩笑。
火車經過一個下午的運行，到北京車站時已經是掌燈時分，機組每人及“陪同”的海軍乘坐一輛吉普車直接從站台駛出，很快就左轉彎向西，沿著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急馳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樣美麗而又靜謐，十裏長街流光溢彩，車來人往、安靜有序，國慶節前的天安門廣場也有很多人在為搞慶祝活動而忙碌著。然而，此時此刻，黨中央、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正在為處理林彪事件而緊張地工作著。我抬頭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壯麗的天安門城樓，從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到重大節日的慶典活動，林彪總是手拿小紅書緊跟在毛主席身後的情境立刻浮現在我的麵前。今年的國慶節林彪還能出現嗎？今年的國慶節慶典活動還能像往年那樣在這裏大規模地舉行嗎？不可能了！當時雖然還不知道256號專機的去向，但就機組5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途經天安門廣場後，汽車行駛的左前方就是我的家，在那小胡同四合院內的南房的一角，有著我們一家人生活的小巢，妻子帶著兒子起早貪黑地在離家很遠的酒仙橋上班，我偶爾休息一次也要圍著煤球爐子轉。雖然各忙各的，總算還有一個團聚的地方。現在，妻子和兒子在幹什麽呢？我周六晚打電話到現在隻有3天的時間，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這短短的3天時間裏竟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我現在離他們咫尺之遙，卻向著離他們更遠的方向而去。
機組的服務員小魏說，當火車駛進北京站的時候，她在火車上都能看到自己家的房子。這位年輕純真的北京姑娘，在如此大的變故中顯得更加成熟了，她小小年紀就接受到殘酷現實的洗禮，同機組中四位大哥哥一起去迎接那想像不到的另一種生活的考驗。
第二節 在海軍接受審查
從1971年9月14日晚上開始，機組剩下的5個人從“專機任務”走上了與飛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專機任務”四個字也要打上引號，因為，從那時起，沒有人再認為那是專機任務，而認為是林彪叛黨、叛國的反革命行為。機組人員作為從林彪叛逃現場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當然要接受組織的審查。隻是機組人員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從“座上客”突然跌到“階下囚”的位置，這種意外的轉變，使每個人從心理上都一下子難以承受下來。
海軍保衛部為了將山海關現場的人“保護”好，首先把我們從北京火車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軍大院西側的一幢平房裏，每人一間房子，單獨關了起來。緊接著將每人身上的貴重物品，例如手錶、人民幣等，強行收起來統一保管，連褲腰帶也被視為危險品強行沒收，這種人格侵犯行為使我們機組人員很難接受。以上這些“待遇”與一起從山海關回來的程洪珍所享受到的是一樣的，這一點讓機組人員更想不通了。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關的，身上還帶有武器，我們機組是奉命執行專機任務的，現在，把我們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鍋燴，算怎麽一回事兒？其實，我們機組人員身上都沒有帶錢，平時身上有些零錢，也都是放在軍衣上麵的口袋裏，夏季工作服隻是在任務值班或飛行中穿在身上，機場營房內部也沒有什麽可買，帶錢是多餘的。再說，這次屬於緊急任務，更沒有必要也沒有機會多帶錢。像兩位老陳，除了手錶之外，兩手空空，每天早上起來，既不能洗臉，也沒法刷牙。性格急躁的團副參謀長實在無法忍受交手錶、解褲腰帶的行為，拿著手錶說：“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其實海軍的同誌是怕我們逃跑或者拿褲腰帶自尋短見。如果海軍同誌能把這些道理講清楚，為了將山海關現場的所有人員保護好，完整無缺地移交給中央專案組，機組也是能夠接受的。哪裏知道，當時海軍的領導也因林彪突然乘機叛逃一時亂了陣腳，哪還能將工作做得那樣細緻呢？反正你們都是沒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無形之中我們與海軍保衛部門的具體管理人員產生了對立情緒。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海軍的人員除了把我們嚴格看管起來之外，三天過去了，並不見什麽人找我進行審問，這與我們急於找有關領導匯報情況的心理比較，形成很大反差。按常理，一般被抓起來的人都怕被提審，可是，在海軍我們最怕的是沒有人理我們，心裏非常著急。我認為，隻有盡快同上級領導接觸，才能早一點知道事情的真相，懸在我們心中的絕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如果就這樣把我們關在這裏，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負責看管我們的一位海軍小戰士，突然對他眼前的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涉世未深的潛意識裏，肯定地認為機組幾個飛行員不是壞人，盡管他一點兒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隻是從他觀察到的現象，或者是從機組飛行員的氣質上，他很自信地這樣認為。至今，我還很懷念這位山西籍的戰士，僅僅幾天的時間，我們已成為好朋友。
9月14日，即發生事變的第二天下午，機組5人在海軍同誌的“陪同”下，從山海關坐火車離開，海、空軍之比為2∶1。開始並不知道到什麽地方去，在山海關火車站臨上火車時，才從車廂上的標誌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上火車之後我發現乘坐的還是軟席臥鋪，沒想到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軟席臥鋪列車，還附加了這些特有的條件。從空中而來，貼地麵回去，殘酷的現實給專機飛行員們開了一個如此大的玩笑。
火車經過一個下午的運行，到北京車站時已經是掌燈時分，機組每人及“陪同”的海軍乘坐一輛吉普車直接從站台駛出，很快就左轉彎向西，沿著寬敞明亮的長安大道急馳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樣美麗而又靜謐，十裏長街流光溢彩，車來人往、安靜有序，國慶節前的天安門廣場也有很多人在為搞慶祝活動而忙碌著。然而，此時此刻，黨中央、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正在為處理林彪事件而緊張地工作著。我抬頭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壯麗的天安門城樓，從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到重大節日的慶典活動，林彪總是手拿小紅書緊跟在毛主席身後的情境立刻浮現在我的麵前。今年的國慶節林彪還能出現嗎？今年的國慶節慶典活動還能像往年那樣在這裏大規模地舉行嗎？不可能了！當時雖然還不知道256號專機的去向，但就機組5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途經天安門廣場後，汽車行駛的左前方就是我的家，在那小胡同四合院內的南房的一角，有著我們一家人生活的小巢，妻子帶著兒子起早貪黑地在離家很遠的酒仙橋上班，我偶爾休息一次也要圍著煤球爐子轉。雖然各忙各的，總算還有一個團聚的地方。現在，妻子和兒子在幹什麽呢？我周六晚打電話到現在隻有3天的時間，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這短短的3天時間裏竟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我現在離他們咫尺之遙，卻向著離他們更遠的方向而去。
機組的服務員小魏說，當火車駛進北京站的時候，她在火車上都能看到自己家的房子。這位年輕純真的北京姑娘，在如此大的變故中顯得更加成熟了，她小小年紀就接受到殘酷現實的洗禮，同機組中四位大哥哥一起去迎接那想像不到的另一種生活的考驗。
第二節 在海軍接受審查
從1971年9月14日晚上開始，機組剩下的5個人從“專機任務”走上了與飛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專機任務”四個字也要打上引號，因為，從那時起，沒有人再認為那是專機任務，而認為是林彪叛黨、叛國的反革命行為。機組人員作為從林彪叛逃現場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當然要接受組織的審查。隻是機組人員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從“座上客”突然跌到“階下囚”的位置，這種意外的轉變，使每個人從心理上都一下子難以承受下來。
海軍保衛部為了將山海關現場的人“保護”好，首先把我們從北京火車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軍大院西側的一幢平房裏，每人一間房子，單獨關了起來。緊接著將每人身上的貴重物品，例如手錶、人民幣等，強行收起來統一保管，連褲腰帶也被視為危險品強行沒收，這種人格侵犯行為使我們機組人員很難接受。以上這些“待遇”與一起從山海關回來的程洪珍所享受到的是一樣的，這一點讓機組人員更想不通了。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關的，身上還帶有武器，我們機組是奉命執行專機任務的，現在，把我們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鍋燴，算怎麽一回事兒？其實，我們機組人員身上都沒有帶錢，平時身上有些零錢，也都是放在軍衣上麵的口袋裏，夏季工作服隻是在任務值班或飛行中穿在身上，機場營房內部也沒有什麽可買，帶錢是多餘的。再說，這次屬於緊急任務，更沒有必要也沒有機會多帶錢。像兩位老陳，除了手錶之外，兩手空空，每天早上起來，既不能洗臉，也沒法刷牙。性格急躁的團副參謀長實在無法忍受交手錶、解褲腰帶的行為，拿著手錶說：“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其實海軍的同誌是怕我們逃跑或者拿褲腰帶自尋短見。如果海軍同誌能把這些道理講清楚，為了將山海關現場的所有人員保護好，完整無缺地移交給中央專案組，機組也是能夠接受的。哪裏知道，當時海軍的領導也因林彪突然乘機叛逃一時亂了陣腳，哪還能將工作做得那樣細緻呢？反正你們都是沒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無形之中我們與海軍保衛部門的具體管理人員產生了對立情緒。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海軍的人員除了把我們嚴格看管起來之外，三天過去了，並不見什麽人找我進行審問，這與我們急於找有關領導匯報情況的心理比較，形成很大反差。按常理，一般被抓起來的人都怕被提審，可是，在海軍我們最怕的是沒有人理我們，心裏非常著急。我認為，隻有盡快同上級領導接觸，才能早一點知道事情的真相，懸在我們心中的絕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如果就這樣把我們關在這裏，無論如何也得不到任何信息。
負責看管我們的一位海軍小戰士，突然對他眼前的事情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涉世未深的潛意識裏，肯定地認為機組幾個飛行員不是壞人，盡管他一點兒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隻是從他觀察到的現象，或者是從機組飛行員的氣質上，他很自信地這樣認為。至今，我還很懷念這位山西籍的戰士，僅僅幾天的時間，我們已成為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