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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 作者：康庭梓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九一三”事件的爆發，不得不重新喚起我對9月7日北京至山海關之行的全部記憶，本來是一次普通的帶任務性質的訓練飛行，由於它同“九一三”事件有著直接的聯繫就變得非同尋常了。
它的不尋常之處在於：
由於林立衡就在北戴河現場，所以使“九一三”事件的結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沒有她向黨中央的及時報告，事件不知將會演變到何種程度，最起碼在9月13日白天，專機師還有7架飛機，不知會帶著多少人馬飛向廣州，到那個時候，不僅黨和國家要遭受到更多的難以挽回的損失，而且，身受牽連的人也不知要擴大多少倍，無辜成為林彪犧牲品的人就會更多。
首次山海關機場降落感到道麵不平的信息，為我對潘景寅多加油的疑慮提供了客觀上的理由。在機場，當我把這個理由告訴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的時候，他也有同樣的看法，並親自出麵製止多加油的問題。關於256號專機的油量問題始終是這架飛機機動飛行中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這是後話。
山海關機場那出奇般的安靜，總使我產生某種異樣的感覺。秋高氣爽本來是適合飛行訓練的季節，可是，在那平坦空曠的機場一角，除了擺放著一架從北京專機師飛去的伊爾-14飛機之外，再也看不到同機場環境能夠協調起來的其他飛行設備。當時，我曾這樣去想，北戴河林彪住處離機場40多公裏遠，海軍飛機的訓練飛行真的能夠影響到那裏的休息嗎？機場上本應出現飛機飛行活動之“動”，與看不到任何飛機活動時那出奇般的“靜”，構成很大的反差。歷史的發展已經證實，幾天之後發生在山海關機場那席捲全國的“九一三”風暴之“動”，與出奇般的“靜”，不又是一個巨大的反差嗎！這就進一步說明，原來的那種“靜”是靜得太不正常了。我9月7日的光臨沒有能夠打破山海關機場那特有的安靜，卻為“九一三”事件時的“動”送去了一位不尋常的人物，隻是我自己也不幸被裹挾到了這場暴風驟雨中去了。
第二章 緊急任務——調機山海關
第一節 接受任務
一團副參謀長、256號專機第一副駕駛陳聯炳
1971年9月11日是星期六（當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午飯後，專機師副政治委員潘景寅來到一團三大隊，找大隊政委及大隊領航副主任老李。由於剛吃完中午飯，屬於午間休息時間，許多人都去洗澡了，要找的兩個人都不在大隊。
此時，潘景寅在走廊裏碰見我，就把我叫到領航副主任的房間裏，那裏放著一張鐵質棕床與一張辦公桌，既是宿舍，也是辦公的地方。坐定之後，隻見他順手點上一支煙，邊抽菸邊對我說：“256號專機的任務撤銷了，知道吧？”
“不知道。”我肯定地回答。
9月9日上午，我的直接領導大隊長對我說，有兩架三叉戟飛機處於待命狀態，其中一架是256號專機，其駕駛員是潘景寅和一團副參謀長陳聯炳；第二架飛機是252號飛機，由大隊長和我駕駛，除此以外沒有具體交代兩個機組中其他崗位人員的組成。這種隻確定機長不確定機組成員的任務待命現象在專機師是司空見慣的，說明這種任務待命中的起飛時間、航線去向都比較模糊，屬於打招呼性質。隻要上級領導有這方麵的交代，飛行員是不問為什麽的。在這一點上，飛行大隊長知道的同我這個中隊長知道的差不多。因為，飛行大隊是按照飛行團的指令準備飛機，飛行團的上麵還有專機師的領導。潘景寅是專機師的領導，又是三叉戟飛機的技術權威，關於任務撤銷的信息，當然要他先知道。如果大隊長知道任務撤銷的話，他會及時告訴我的，我同大隊長住在同一層樓上，見麵的機會比較多，再說，按待命機組任務的分工，我和他又是同一個機組。不過，大隊長改飛三叉戟飛機的時間很短，他主要是駕駛英製“子爵”號飛機的。作為一隊之長，本大隊的主要機種都應該能夠駕駛。三大隊下屬三個中隊的飛機分別是蘇製圖124、英製三叉戟與英製“子爵”號飛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三叉戟飛機當時能夠擔任機長單獨執行專機任務的人員隻有潘景寅、陳聯炳和我三個，由老飛行員改飛新機種可以達到速成的目的，短時間內就能當一名機長使用，這是專機部隊培養機長的經驗之一。改裝三叉戟飛機以後，大隊長還沒有和我在同一架飛機上飛行過。大隊長是一位老飛行員，在“子爵”號飛機上執行過許多重要專機任務，其中也包括林彪的專機任務。
潘景寅接著說：“空軍胡萍副參謀長親自告訴我，256號專機的任務要準備好，副統帥的任務要注意保密。以前都是‘子爵’號飛機執行這個任務，現在改用三叉戟飛機，說出去怕影響團結。”
說到此，稍停頓了一會兒，接著把說話的語氣有意放鬆一些，說話的節奏也放慢了一拍：“要保密嘛，你們大隊政委總得知道，團政委也得知道，其他人嘛，我看就不要告訴了。飛機什麽時候起飛還不知道，可能會等上十天半個月，很難說。是這樣吧，這個星期日你就不要回家了，如果有人問，就自己掌握一下，說有事情要辦就行了。”
“原來不是說有兩架飛機待命嗎？”我提問。
它的不尋常之處在於：
由於林立衡就在北戴河現場，所以使“九一三”事件的結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沒有她向黨中央的及時報告，事件不知將會演變到何種程度，最起碼在9月13日白天，專機師還有7架飛機，不知會帶著多少人馬飛向廣州，到那個時候，不僅黨和國家要遭受到更多的難以挽回的損失，而且，身受牽連的人也不知要擴大多少倍，無辜成為林彪犧牲品的人就會更多。
首次山海關機場降落感到道麵不平的信息，為我對潘景寅多加油的疑慮提供了客觀上的理由。在機場，當我把這個理由告訴第一副駕駛陳聯炳的時候，他也有同樣的看法，並親自出麵製止多加油的問題。關於256號專機的油量問題始終是這架飛機機動飛行中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這是後話。
山海關機場那出奇般的安靜，總使我產生某種異樣的感覺。秋高氣爽本來是適合飛行訓練的季節，可是，在那平坦空曠的機場一角，除了擺放著一架從北京專機師飛去的伊爾-14飛機之外，再也看不到同機場環境能夠協調起來的其他飛行設備。當時，我曾這樣去想，北戴河林彪住處離機場40多公裏遠，海軍飛機的訓練飛行真的能夠影響到那裏的休息嗎？機場上本應出現飛機飛行活動之“動”，與看不到任何飛機活動時那出奇般的“靜”，構成很大的反差。歷史的發展已經證實，幾天之後發生在山海關機場那席捲全國的“九一三”風暴之“動”，與出奇般的“靜”，不又是一個巨大的反差嗎！這就進一步說明，原來的那種“靜”是靜得太不正常了。我9月7日的光臨沒有能夠打破山海關機場那特有的安靜，卻為“九一三”事件時的“動”送去了一位不尋常的人物，隻是我自己也不幸被裹挾到了這場暴風驟雨中去了。
第二章 緊急任務——調機山海關
第一節 接受任務
一團副參謀長、256號專機第一副駕駛陳聯炳
1971年9月11日是星期六（當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午飯後，專機師副政治委員潘景寅來到一團三大隊，找大隊政委及大隊領航副主任老李。由於剛吃完中午飯，屬於午間休息時間，許多人都去洗澡了，要找的兩個人都不在大隊。
此時，潘景寅在走廊裏碰見我，就把我叫到領航副主任的房間裏，那裏放著一張鐵質棕床與一張辦公桌，既是宿舍，也是辦公的地方。坐定之後，隻見他順手點上一支煙，邊抽菸邊對我說：“256號專機的任務撤銷了，知道吧？”
“不知道。”我肯定地回答。
9月9日上午，我的直接領導大隊長對我說，有兩架三叉戟飛機處於待命狀態，其中一架是256號專機，其駕駛員是潘景寅和一團副參謀長陳聯炳；第二架飛機是252號飛機，由大隊長和我駕駛，除此以外沒有具體交代兩個機組中其他崗位人員的組成。這種隻確定機長不確定機組成員的任務待命現象在專機師是司空見慣的，說明這種任務待命中的起飛時間、航線去向都比較模糊，屬於打招呼性質。隻要上級領導有這方麵的交代，飛行員是不問為什麽的。在這一點上，飛行大隊長知道的同我這個中隊長知道的差不多。因為，飛行大隊是按照飛行團的指令準備飛機，飛行團的上麵還有專機師的領導。潘景寅是專機師的領導，又是三叉戟飛機的技術權威，關於任務撤銷的信息，當然要他先知道。如果大隊長知道任務撤銷的話，他會及時告訴我的，我同大隊長住在同一層樓上，見麵的機會比較多，再說，按待命機組任務的分工，我和他又是同一個機組。不過，大隊長改飛三叉戟飛機的時間很短，他主要是駕駛英製“子爵”號飛機的。作為一隊之長，本大隊的主要機種都應該能夠駕駛。三大隊下屬三個中隊的飛機分別是蘇製圖124、英製三叉戟與英製“子爵”號飛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三叉戟飛機當時能夠擔任機長單獨執行專機任務的人員隻有潘景寅、陳聯炳和我三個，由老飛行員改飛新機種可以達到速成的目的，短時間內就能當一名機長使用，這是專機部隊培養機長的經驗之一。改裝三叉戟飛機以後，大隊長還沒有和我在同一架飛機上飛行過。大隊長是一位老飛行員，在“子爵”號飛機上執行過許多重要專機任務，其中也包括林彪的專機任務。
潘景寅接著說：“空軍胡萍副參謀長親自告訴我，256號專機的任務要準備好，副統帥的任務要注意保密。以前都是‘子爵’號飛機執行這個任務，現在改用三叉戟飛機，說出去怕影響團結。”
說到此，稍停頓了一會兒，接著把說話的語氣有意放鬆一些，說話的節奏也放慢了一拍：“要保密嘛，你們大隊政委總得知道，團政委也得知道，其他人嘛，我看就不要告訴了。飛機什麽時候起飛還不知道，可能會等上十天半個月，很難說。是這樣吧，這個星期日你就不要回家了，如果有人問，就自己掌握一下，說有事情要辦就行了。”
“原來不是說有兩架飛機待命嗎？”我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