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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此，這樣的內容既可以解釋為由國家支出進行實際賠償，也可以說隻是由自民、公明兩黨原案籌措的基金餘額權充支付，兩套說辭皆可自行詮釋。法案中雖然沒有明文記載“賠償”字樣，但有說明今後的方針將會朝推動調查、記錄當年拘留實際狀況而努力，提案說明中也陳述了道歉與賠償的主旨。依據這項法案，還活著的賠償對象共有七萬人左右，但一樣排除無日本國籍者。獲得此項成果後，“全抑協”也於二〇一一年五月宣布解散。
我從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識到“全抑協”的活動，但並未參加。在“赤塔會”中，我們也不提這類運動的話題。正如軍人退休金一般，國家隻支付金錢給有權力的人，不支付給無法發聲的人。雖然“全抑協”的活動還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訴輸掉後，便放棄不去理會這些事情了。之後他們還能重新振作，發起運動，而且得到這樣的成果，我覺得相當了不起。
雖然如此，但我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所以一開始並沒有申請。因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和平基金會解散後剩下來的錢來發放。我自己對國家有所怨恨，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隻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不過，最後謙二還是申請了這次的發放。雖然已經不與吳雄根聯繫，但他也找到別的寄贈對象。
申請期限隻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約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讀到一篇刊載於“全抑協”會刊《極光》上的文章。有個女兒撰文提到想為父親立紀念碑，他父親從庫頁島被送至極北地區的諾裏爾斯克戰俘營，並且死在該處。她為此募求費用，為了響應她，我申請了二十五萬日元，一半送給這位女兒，另一半捐給了“全抑協”，這也是最後的申請了。
一次性的慰問金也好，道歉也罷，戰後立刻拿出來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著“賠償！賠償！”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筆錢。從這種國家機構領到以這種態度支付的賠償費用，一點都不想感謝國家。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當時是民主黨政權，所以才能辦到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與核電廠爆炸事故。“關於核電廠的事故，從之後的新聞報導才知道，那是原本該發生的事情終究發生了而已。從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隻想著大事化小的本質。核能電廠還是不要為好。”二〇一三年起，謙二開始在自己家屋頂裝設太陽能發電設備。
二〇一二年開始，謙二腰腿越發無力，連孫子的運動會也沒辦法參加了。根據護理等級評定，已經屬於“需要護理”的等級（需協助打掃與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寬子過世了。
謙二居住的南陽台，也與其他新興住宅地一樣，不斷朝著老齡化邁進。一般稱一定區域內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老齡化率”，南陽台一丁目於二〇一四年達到44%；周邊的北野台達到43%，三井台達到40%。雖然這些區域都屬於東京都，但已經確實接近“極限聚落”[23]的水準了。
謙二住處周遭的空屋已經多到無法忽視，過往開在南陽台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閉，甚至無法購得一般日常用品。謙二雖然已達八十九歲高齡，但尚能獨自開車購物，已算萬幸。
謙二對整個大環境仍然有許多不滿。
政客們反覆去靖國神社參拜，或者仍有人主張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的論調，對這些人我已經抱著放棄的心態了。但內心一直有股“寧靜的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錄，充滿了各種排外的謾罵叫囂，深感歷史的真實性已不再受重視了。
過去雖然許多人也一輩子都生活在底層，但仍有句話說“隻要願意追求財富，就不至於貧困”，但現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僱的臨時人員，不管再怎麽努力，仍得活在無可救藥的社會中。雖然不是隻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僱傭方不再具有勞動道德，隻能說現在的年輕人處境堪憐。
當我二十歲時，在不知世道險惡與社會真實的狀況下成長，既無法獲得資訊，也不能選擇政權，連批評的自由都沒有。現在的社會，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總有辦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不願麵對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於學習。我想再過個二十年，社會狀況應該會變得更糟吧。日本經濟因為國債的利息上升，最終或許仍得麵臨經濟上崩潰的危機。
雖然謙二如此批評，但八十九歲的他仍然操持家務，每天自己過生活。他會閱讀關於冷戰後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等學術性書籍。他也支付“國際特赦組織”“獨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會（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醫療活動的組織）”、“加多廚”“無國界醫生”等非營利組織的會費並且出資捐贈，而且也寫英文明信片給世界各國抗議對“政治犯”的壓迫與逮捕。
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刊寄來時，會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紙。信封上會有各國政府達官要員的姓名地址，信件則以英文寫成，包含抗議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獄等內容。雖然說我曾寄信聲援，但我做的也隻不過是在信上簽名，丟進郵筒寄出而已。不過即便寄達，對方大概也會無視這些信件。不過我仍擁有“自我良心”，所以才會持續這麽做。
我從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識到“全抑協”的活動，但並未參加。在“赤塔會”中，我們也不提這類運動的話題。正如軍人退休金一般，國家隻支付金錢給有權力的人，不支付給無法發聲的人。雖然“全抑協”的活動還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訴輸掉後，便放棄不去理會這些事情了。之後他們還能重新振作，發起運動，而且得到這樣的成果，我覺得相當了不起。
雖然如此，但我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所以一開始並沒有申請。因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和平基金會解散後剩下來的錢來發放。我自己對國家有所怨恨，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隻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不過，最後謙二還是申請了這次的發放。雖然已經不與吳雄根聯繫，但他也找到別的寄贈對象。
申請期限隻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約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讀到一篇刊載於“全抑協”會刊《極光》上的文章。有個女兒撰文提到想為父親立紀念碑，他父親從庫頁島被送至極北地區的諾裏爾斯克戰俘營，並且死在該處。她為此募求費用，為了響應她，我申請了二十五萬日元，一半送給這位女兒，另一半捐給了“全抑協”，這也是最後的申請了。
一次性的慰問金也好，道歉也罷，戰後立刻拿出來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著“賠償！賠償！”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筆錢。從這種國家機構領到以這種態度支付的賠償費用，一點都不想感謝國家。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當時是民主黨政權，所以才能辦到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與核電廠爆炸事故。“關於核電廠的事故，從之後的新聞報導才知道，那是原本該發生的事情終究發生了而已。從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隻想著大事化小的本質。核能電廠還是不要為好。”二〇一三年起，謙二開始在自己家屋頂裝設太陽能發電設備。
二〇一二年開始，謙二腰腿越發無力，連孫子的運動會也沒辦法參加了。根據護理等級評定，已經屬於“需要護理”的等級（需協助打掃與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寬子過世了。
謙二居住的南陽台，也與其他新興住宅地一樣，不斷朝著老齡化邁進。一般稱一定區域內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老齡化率”，南陽台一丁目於二〇一四年達到44%；周邊的北野台達到43%，三井台達到40%。雖然這些區域都屬於東京都，但已經確實接近“極限聚落”[23]的水準了。
謙二住處周遭的空屋已經多到無法忽視，過往開在南陽台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閉，甚至無法購得一般日常用品。謙二雖然已達八十九歲高齡，但尚能獨自開車購物，已算萬幸。
謙二對整個大環境仍然有許多不滿。
政客們反覆去靖國神社參拜，或者仍有人主張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的論調，對這些人我已經抱著放棄的心態了。但內心一直有股“寧靜的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錄，充滿了各種排外的謾罵叫囂，深感歷史的真實性已不再受重視了。
過去雖然許多人也一輩子都生活在底層，但仍有句話說“隻要願意追求財富，就不至於貧困”，但現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僱的臨時人員，不管再怎麽努力，仍得活在無可救藥的社會中。雖然不是隻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僱傭方不再具有勞動道德，隻能說現在的年輕人處境堪憐。
當我二十歲時，在不知世道險惡與社會真實的狀況下成長，既無法獲得資訊，也不能選擇政權，連批評的自由都沒有。現在的社會，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總有辦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不願麵對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於學習。我想再過個二十年，社會狀況應該會變得更糟吧。日本經濟因為國債的利息上升，最終或許仍得麵臨經濟上崩潰的危機。
雖然謙二如此批評，但八十九歲的他仍然操持家務，每天自己過生活。他會閱讀關於冷戰後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等學術性書籍。他也支付“國際特赦組織”“獨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會（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醫療活動的組織）”、“加多廚”“無國界醫生”等非營利組織的會費並且出資捐贈，而且也寫英文明信片給世界各國抗議對“政治犯”的壓迫與逮捕。
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刊寄來時，會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紙。信封上會有各國政府達官要員的姓名地址，信件則以英文寫成，包含抗議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獄等內容。雖然說我曾寄信聲援，但我做的也隻不過是在信上簽名，丟進郵筒寄出而已。不過即便寄達，對方大概也會無視這些信件。不過我仍擁有“自我良心”，所以才會持續這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