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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九〇年五月，謙二送了五萬日元給吳雄根，並寫了如下的信件[15]：
幾年前，日本政府針對原來在蘇聯成為戰俘的軍人們製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給這些軍人十萬日元。但該法不適用於外國人。因此，我把自己領取到的一半，五萬日元轉送給您，當作是一個日本個人所表達的道歉之意。
很快吳雄根便回了一封誠摯感謝的信。但他對沒有日本國籍便無資格申請一事，似乎感到無法諒解。他認為自己應該也擁有領取慰問金的權利，因此順便通過信件爭取謙二意見。“老實說，收到信覺得很為難。”謙二說，“從一般常識來思考，他無法支領慰問金這件事處理方式確實不當，但同時日本政府的防衛心又很強。”
謙二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調查。接著將日韓、日中恢復邦交時，政府之間互相放棄賠償請求權，以及如要發放慰問金給吳，勢必得修改關於和平祈願事業的法律規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說明。
但吳雄根似乎仍無法接受。謙二又進一步寫信說明，即便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政府仍拒絕支付原戰俘們的勞動工資。謙二自己也申請了勞動證明書，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資未領的證明；但即便有勞動證明書，日本政府或法院並沒有改變一貫態度，這點謙二在寫給吳的信中也詳細說明。
接下來一陣子，吳雄根未再來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態卻朝著想像不到的方向發展。吳雄根到日本來發起訴訟，並邀請謙二一起成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吳雄根等朝鮮族原西伯利亞拘留者們，這個時期也展開了他們各自的活動。
一九九一年，俄國與韓國恢復邦交，韓國的原蘇聯俘虜們組成了“西伯利亞朔風會”。他們前往位於首爾的俄國大使館，要求發放勞動證明書。這個活動的時代背景，包括了韓俄恢復邦交帶來的冷戰結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韓國已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韓國民主化之前，對日本要求戰後賠償的聲音，都被壓製下來，原因在於韓國政府依照《日韓基本條約》已經放棄對日的賠償請求權。換言之，對日本的戰後賠償要求，在韓國政府看來，帶有某種批判政府的傾向。
韓國的太平洋戰爭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訪談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犧牲者集會中，說出‘應該追究日本責任，大家前往日本領事館吧’之後，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對我們的阻礙，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八年盧泰愚總統推動民主化為止。”[16]
不僅韓國，類似的狀況在亞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當普遍。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遺族協會會員，也證言道：“如果採取政治手段，會立刻遭逮捕下獄。他們根本不把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裏，我們對日本的要求，遭到來自國民黨的阻撓。”殘留於庫頁島的朝鮮人，在蘇聯時代被禁止參與一切政治活動，他們也陳述過，當時根本不可能發起返國或要求賠償的政治運動[17]。
但隨著冷戰結束與亞洲各國的民主化，這些壓迫獲得解放，亞洲各地區陸續提出賠償要求。在韓國，原蘇聯俘虜們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發起運動，韓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三十五名，於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婦”，這也成為“從軍慰安婦”要求賠償的開端。
與一些人的認知有落差，事實上由所謂“從軍慰安婦”發起的賠償要求，在這個時期隻占全體的極小一部分。那些來自朝鮮與中國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們，要求與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與其他各種要求的運動，在更早期便已存在。電影導演大島渚也曾以這些人為題材，於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製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卻的皇軍》的紀錄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在日韓國人李昌錫，發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確認訴訟。對此京都地方法院於一九九八年判決，認為《恩給法》[18]的國籍規定條例並無違憲，戰爭受害的賠償應由“立法機關裁量”為之。
對此，李則說明：“戰爭時賭命作戰……如果是日本人早就獲頒勳章了。我不要錢，隻要平等對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決他敗訴。二〇〇三年，韓國“西伯利亞朔風會”的會員們，對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與賠償的訴訟。
如前所述，吳雄根於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謙二的五萬日元。根據林永大的描述：“這件事情立刻在延邊的西伯利亞相關人士間傳開。為何日本政府的慰問金十萬日元隻給日本人，大家都說我們也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20]
依照林的說明，與吳雄根一樣遭拘留西伯利亞、之後返回中國的朝鮮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吳雄根為了與日本政府交涉賠償事宜，開始聯絡散居中國各處的西伯利亞返國者，並製作人員名冊。
最後終於以五位原戰俘為中心組成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由吳雄根擔任會長。根據他的調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虜本人及其遺族。他更進一步與日本的“全國拘留者賠償協議會”交涉，使協議會成為其分會之一，接著由日本向俄國政府遞交發放勞動證明的申請書，並負責收取證明書。
幾年前，日本政府針對原來在蘇聯成為戰俘的軍人們製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給這些軍人十萬日元。但該法不適用於外國人。因此，我把自己領取到的一半，五萬日元轉送給您，當作是一個日本個人所表達的道歉之意。
很快吳雄根便回了一封誠摯感謝的信。但他對沒有日本國籍便無資格申請一事，似乎感到無法諒解。他認為自己應該也擁有領取慰問金的權利，因此順便通過信件爭取謙二意見。“老實說，收到信覺得很為難。”謙二說，“從一般常識來思考，他無法支領慰問金這件事處理方式確實不當，但同時日本政府的防衛心又很強。”
謙二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調查。接著將日韓、日中恢復邦交時，政府之間互相放棄賠償請求權，以及如要發放慰問金給吳，勢必得修改關於和平祈願事業的法律規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說明。
但吳雄根似乎仍無法接受。謙二又進一步寫信說明，即便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政府仍拒絕支付原戰俘們的勞動工資。謙二自己也申請了勞動證明書，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資未領的證明；但即便有勞動證明書，日本政府或法院並沒有改變一貫態度，這點謙二在寫給吳的信中也詳細說明。
接下來一陣子，吳雄根未再來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態卻朝著想像不到的方向發展。吳雄根到日本來發起訴訟，並邀請謙二一起成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吳雄根等朝鮮族原西伯利亞拘留者們，這個時期也展開了他們各自的活動。
一九九一年，俄國與韓國恢復邦交，韓國的原蘇聯俘虜們組成了“西伯利亞朔風會”。他們前往位於首爾的俄國大使館，要求發放勞動證明書。這個活動的時代背景，包括了韓俄恢復邦交帶來的冷戰結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韓國已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韓國民主化之前，對日本要求戰後賠償的聲音，都被壓製下來，原因在於韓國政府依照《日韓基本條約》已經放棄對日的賠償請求權。換言之，對日本的戰後賠償要求，在韓國政府看來，帶有某種批判政府的傾向。
韓國的太平洋戰爭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訪談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犧牲者集會中，說出‘應該追究日本責任，大家前往日本領事館吧’之後，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對我們的阻礙，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八年盧泰愚總統推動民主化為止。”[16]
不僅韓國，類似的狀況在亞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當普遍。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遺族協會會員，也證言道：“如果採取政治手段，會立刻遭逮捕下獄。他們根本不把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裏，我們對日本的要求，遭到來自國民黨的阻撓。”殘留於庫頁島的朝鮮人，在蘇聯時代被禁止參與一切政治活動，他們也陳述過，當時根本不可能發起返國或要求賠償的政治運動[17]。
但隨著冷戰結束與亞洲各國的民主化，這些壓迫獲得解放，亞洲各地區陸續提出賠償要求。在韓國，原蘇聯俘虜們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發起運動，韓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三十五名，於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婦”，這也成為“從軍慰安婦”要求賠償的開端。
與一些人的認知有落差，事實上由所謂“從軍慰安婦”發起的賠償要求，在這個時期隻占全體的極小一部分。那些來自朝鮮與中國台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們，要求與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與其他各種要求的運動，在更早期便已存在。電影導演大島渚也曾以這些人為題材，於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製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卻的皇軍》的紀錄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在日韓國人李昌錫，發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確認訴訟。對此京都地方法院於一九九八年判決，認為《恩給法》[18]的國籍規定條例並無違憲，戰爭受害的賠償應由“立法機關裁量”為之。
對此，李則說明：“戰爭時賭命作戰……如果是日本人早就獲頒勳章了。我不要錢，隻要平等對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決他敗訴。二〇〇三年，韓國“西伯利亞朔風會”的會員們，對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與賠償的訴訟。
如前所述，吳雄根於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謙二的五萬日元。根據林永大的描述：“這件事情立刻在延邊的西伯利亞相關人士間傳開。為何日本政府的慰問金十萬日元隻給日本人，大家都說我們也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20]
依照林的說明，與吳雄根一樣遭拘留西伯利亞、之後返回中國的朝鮮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吳雄根為了與日本政府交涉賠償事宜，開始聯絡散居中國各處的西伯利亞返國者，並製作人員名冊。
最後終於以五位原戰俘為中心組成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由吳雄根擔任會長。根據他的調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虜本人及其遺族。他更進一步與日本的“全國拘留者賠償協議會”交涉，使協議會成為其分會之一，接著由日本向俄國政府遞交發放勞動證明的申請書，並負責收取證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