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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通過這次將京阪過世前的狀況傳達給家屬的經驗，謙二發現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擔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謙二打算藉此與自己的戰爭記憶做一個了斷。但就在十年之後，謙二與原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朝鮮族日軍士兵開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為訴訟對象，參與了戰後賠償訴訟。
* * *
[1] 譯註：泛指二戰之後第一波嬰兒潮中出生的人。
[2] 譯註：日本一億人口全都是中產階級。
[3] 橋本健二，《“格差”の戦後史：階級社會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
第九章 戰後賠償審判
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謙二已經六十餘歲。兒子英二從大學畢業，進入出版社工作，謙二自己也開始領取厚生年金。
立川體育延續靠著老主顧維繫訂單的特殊經營方式，經營規模逐漸縮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給大木處理，謙二逐漸減少到公司處理業務的次數。雖然謙二的薪水因此減少，但房貸已經繳清，生活也相當穩定。
此時謙二在一連串的偶然之下，捲入了戰後賠償審判之中。
一、社會性活動時代
謙二從一九八〇年代起，開始參與一些社會性活動。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謙二於一九七〇年代讀過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蘭民主化運動的興起，由於這兩個契機，他又重新深入關注集中營的人權問題。
謙二參與的社會性活動，可以分成地區性活動以及與戰爭記憶關聯的活動兩類。其中地區性活動的參與背景，起因於謙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陽台居民站出來反對設置車輛監理所（汽車檢查登記事務所）的運動。
如前章所述，南陽台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麵而開發出來的新興住宅區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約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開始有人遷入南陽台居住，這個地名源自於過去的農村名稱。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為土地分賣數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區開始往後劃分為一丁目、二丁目與三丁目。謙二住的房子位於最早分售土地的區域，也就是後來被劃成一丁目的地區。
南陽台雖然是新居整齊排列的新興住宅區，但公共硬體設施的建設卻十分遲緩。這個區域最初甚至沒有下水道，家庭廢水與排泄物都得通過位於南陽台內的汙水處理廠淨化。因此居民運動的重心，便是通過住宅區自治會，向有關行政單位要求安裝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陽台發生了另一件環境保護運動。因為運輸省關東運輸局提出計劃，希望在南陽台對麵的山腳設置一處車輛監理所。
南陽台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帶，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電鐵等在此修築過適合徒步的道路。這條從高幡金剛寺越過野猿嶺的路線，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市中心附近的熱門休閑地段，當時的皇太子（之後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訪過。
多摩動物園在一九五八年開幕，大學聯合研習館（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開館，道路鋪設、土地開發持續開展。不過當南陽台剛整頓完成時，周圍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觀。
周圍丘陵地帶中，南陽台北側的斜麵於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為都立長沼公園。而南側的山腳地帶，則屬於明治大學附屬中野高中所有，設有一座棒球場。前述提出的監理所建成計劃，就是打算購買棒球場一帶的土地當作設置場所。
當時東京西部隻有國立市一處有監理所。運輸省內的機構因此決定在八王子市另設監理所，南陽台成為候選地區之一。謙二說：“附近屬於舊農村地區，恐怕有些利益集團也涉入當地的開發計劃。”
對此，南陽台居民發起了反對監理所設置運動。根據謙二的說明，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不同世代的南陽台居民，出現了不同的反應。
反對運動的中心成員，是土地分售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輕新居民，當時他們大概三十到四十歲前後，這些人是“團塊世代”的主要組成者，接受戰後教育的一代，對環境問題相當敏感。據謙二說：“運動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陽台的全職家庭主婦。因為大家會互相幫助、送小孩上小學，因此形成了相當好的溝通網絡。”
另一方麵，最早購買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戰前出生的一代，年紀大概都在四十五歲以上。他們對環保問題不太關心，對行政單位也都採取配合的態度。
“一丁目居民年齡較長，包括我自己在內，警覺意識較遲鈍。曾經擔任自治會幹部的一丁目年長者們，態度傾向：設立監理所，附近會更熱鬧，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八王子市的行政機構端出許多優厚條件，表示如果車子能掛上八王子的車牌（即在八王子設立監理所發牌），就會在南陽台設立一所小學，藉此引誘年長者們同意。
當時居住在南陽台的學童們，大約需步行二十分鍾才能走到原本就設立在鄰近農村地區的小學。公部門看穿居民的不滿，企圖提出小學增設案來拉攏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對公害與胡亂開發、居民運動萌芽的時期。在此之前的反對運動，主要是以農民和漁民為中心，抗爭原因主要是各種開發破壞了他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環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戰後教育、人權意識較強的新一代年輕都市居民變成了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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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譯註：泛指二戰之後第一波嬰兒潮中出生的人。
[2] 譯註：日本一億人口全都是中產階級。
[3] 橋本健二，《“格差”の戦後史：階級社會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
第九章 戰後賠償審判
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謙二已經六十餘歲。兒子英二從大學畢業，進入出版社工作，謙二自己也開始領取厚生年金。
立川體育延續靠著老主顧維繫訂單的特殊經營方式，經營規模逐漸縮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給大木處理，謙二逐漸減少到公司處理業務的次數。雖然謙二的薪水因此減少，但房貸已經繳清，生活也相當穩定。
此時謙二在一連串的偶然之下，捲入了戰後賠償審判之中。
一、社會性活動時代
謙二從一九八〇年代起，開始參與一些社會性活動。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謙二於一九七〇年代讀過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蘭民主化運動的興起，由於這兩個契機，他又重新深入關注集中營的人權問題。
謙二參與的社會性活動，可以分成地區性活動以及與戰爭記憶關聯的活動兩類。其中地區性活動的參與背景，起因於謙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陽台居民站出來反對設置車輛監理所（汽車檢查登記事務所）的運動。
如前章所述，南陽台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麵而開發出來的新興住宅區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約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開始有人遷入南陽台居住，這個地名源自於過去的農村名稱。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為土地分賣數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區開始往後劃分為一丁目、二丁目與三丁目。謙二住的房子位於最早分售土地的區域，也就是後來被劃成一丁目的地區。
南陽台雖然是新居整齊排列的新興住宅區，但公共硬體設施的建設卻十分遲緩。這個區域最初甚至沒有下水道，家庭廢水與排泄物都得通過位於南陽台內的汙水處理廠淨化。因此居民運動的重心，便是通過住宅區自治會，向有關行政單位要求安裝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陽台發生了另一件環境保護運動。因為運輸省關東運輸局提出計劃，希望在南陽台對麵的山腳設置一處車輛監理所。
南陽台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帶，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電鐵等在此修築過適合徒步的道路。這條從高幡金剛寺越過野猿嶺的路線，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市中心附近的熱門休閑地段，當時的皇太子（之後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訪過。
多摩動物園在一九五八年開幕，大學聯合研習館（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開館，道路鋪設、土地開發持續開展。不過當南陽台剛整頓完成時，周圍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觀。
周圍丘陵地帶中，南陽台北側的斜麵於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為都立長沼公園。而南側的山腳地帶，則屬於明治大學附屬中野高中所有，設有一座棒球場。前述提出的監理所建成計劃，就是打算購買棒球場一帶的土地當作設置場所。
當時東京西部隻有國立市一處有監理所。運輸省內的機構因此決定在八王子市另設監理所，南陽台成為候選地區之一。謙二說：“附近屬於舊農村地區，恐怕有些利益集團也涉入當地的開發計劃。”
對此，南陽台居民發起了反對監理所設置運動。根據謙二的說明，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不同世代的南陽台居民，出現了不同的反應。
反對運動的中心成員，是土地分售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輕新居民，當時他們大概三十到四十歲前後，這些人是“團塊世代”的主要組成者，接受戰後教育的一代，對環境問題相當敏感。據謙二說：“運動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陽台的全職家庭主婦。因為大家會互相幫助、送小孩上小學，因此形成了相當好的溝通網絡。”
另一方麵，最早購買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戰前出生的一代，年紀大概都在四十五歲以上。他們對環保問題不太關心，對行政單位也都採取配合的態度。
“一丁目居民年齡較長，包括我自己在內，警覺意識較遲鈍。曾經擔任自治會幹部的一丁目年長者們，態度傾向：設立監理所，附近會更熱鬧，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八王子市的行政機構端出許多優厚條件，表示如果車子能掛上八王子的車牌（即在八王子設立監理所發牌），就會在南陽台設立一所小學，藉此引誘年長者們同意。
當時居住在南陽台的學童們，大約需步行二十分鍾才能走到原本就設立在鄰近農村地區的小學。公部門看穿居民的不滿，企圖提出小學增設案來拉攏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對公害與胡亂開發、居民運動萌芽的時期。在此之前的反對運動，主要是以農民和漁民為中心，抗爭原因主要是各種開發破壞了他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環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戰後教育、人權意識較強的新一代年輕都市居民變成了主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