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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生死關頭的第一個冬天，我能理解有階級差異的俘虜營生活會非常艱辛。不過若說這些人從那個時期便開始推動反軍鬥爭，恐怕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他們真的在這個最需要反軍鬥爭的時期推展運動，那確實很了不起，可是幾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狀態改善後，在蘇聯方麵策動下才真的展開活動。
那些人為了辯解才寫下的文章，不足採信。淺原說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聞》投稿告發階級差別狀況，但在戰俘營當中俘虜們應該無法郵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蘇聯“政治軍官”反映，通過他們把文稿拿至《日本新聞》編輯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謊言。要做到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權階級不可。
實際上，據說因民主運動而晉升“特權階級”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據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禁止從事勞役的軍官，加上擁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髮師、戲劇專長者，才是能夠獲得較佳食物分配與免除戶外重度勞動的“特權階級”。當時是否身為特權階級，直接關係著自己的生死。不過之後似乎有許多人抱持著參加民主運動就可以獲得室內勤務與增加食物配給的期待。
這部分的狀況，根據戰俘們的回憶，因為立場不同，表達的內容也各異。對民主運動抱持批判態度的回憶錄，形容積極分子們行使特權，借用蘇聯的權威對日本人頤指氣使，開心地參與這些活動。另一方麵參加民主運動者的回憶錄，許多描述都說明，他們承認有些冒失的人確實以特權為目的而參與活動，但接觸新知識而大開眼界後，大家都熱心推動民主運動。恐怕，雙方的陳述都各自表現出了部分的真實吧。
無論如何，大多數的回憶資料對民主運動都採取批判的態度。而閱讀民主運動積極分子們的回憶錄，可以發現他們大多也隻是參加室內文化運動，編輯報紙或者前往蘇聯方麵設立的社會運動家培訓學校參加活動等。這些舉止看在必須於嚴寒中從事戶外勞役的多數戰俘眼中，對他們的怨恨，自然不難想像。
另外如下所述，俘虜們的民主運動，也有出現超過蘇聯方麵意圖而呈現失控的趨勢。不管是批判民主運動的回憶，或者肯定民主運動的回想，幾乎都對這一點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謙二的回想，便是基於上述背景進行的描述。
謙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朝向民主化邁進”。因此這個單位沒有所謂自然發生的反軍鬥爭這個要素，幾乎都是在蘇聯方麵策動之下開始民主化運動。依據謙二的回憶，以及戰後組成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同友會“赤塔會”做成的年表，綜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9]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蘇聯的伊瓦諾夫少校如往常一樣來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聞》讀書會”的成立。“讀友會”是指各戰俘營中組成的《日本新聞》輪讀會。
第二分所內有西田、吉川、倉田等三人響應。倉田曾於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獄，而吉川則是大學副教授，算是知識分子，而且大家都屬士兵階級。蘇聯在此時期似乎有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推進民主運動的方針。
依照謙二的說法，“到了十月已經相當寒冷。西田原本就經常執行室內勤務，至於倉田與吉川，我不清楚他們參加的動機，但誌願響應便可在室內參與活動。能否待在室內，是關係死活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夏天結束的前後，大隊長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舊幹部，都轉移至其他戰俘營。不僅沒有送別會之類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們是何時消失的”；“似乎是在我們白天外出作業的時間，把他們轉移走的。作業結束回來後，一時半刻還沒察覺。隻有‘這麽一說，好像沒見到’的感覺。之後的轉移，大概也都是這種狀況”。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監察官，終於來到第二分所。他以長官的身份，要求留下來的軍官們必須與其他士兵們共同勞動。命令軍官從事勞動違反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但規定中說明，如果軍官們自己希望從事輕勞動，則不在此限。因此許多軍官都以自願的形式，參加了部分勞役活動。
但日本軍無論軍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國際法與國際條約，連謙二也認為軍官擁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輕的軍官們便在這種氣氛下成為“誌願”者，自動自發加入作業。
到了一九四七年，戰俘營內的秩序出現變化。首先在一月時，作為“民主化”的一環，原本軍事稱呼的“大隊”“中隊”遭廢止，改稱“作業團”與“分團”，由西田擔任團長。
幾乎所有軍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轉移他所。相對的，從夏天至秋天，勞工、農民出身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轉入隊上。高層改變了民主運動方針，從原本由知識分子與青年軍官擔任指導角色改為由勞工、農民出身的士兵擔綱領導。
因為這個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聞》讀友會”的原共產主義者倉田，以及大學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勢，必須跟大家一同外出參與戶外勞役。前一年轉來的監察官土井，也轉移往其他的戰俘營。
那些人為了辯解才寫下的文章，不足採信。淺原說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聞》投稿告發階級差別狀況，但在戰俘營當中俘虜們應該無法郵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蘇聯“政治軍官”反映，通過他們把文稿拿至《日本新聞》編輯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謊言。要做到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權階級不可。
實際上，據說因民主運動而晉升“特權階級”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據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禁止從事勞役的軍官，加上擁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髮師、戲劇專長者，才是能夠獲得較佳食物分配與免除戶外重度勞動的“特權階級”。當時是否身為特權階級，直接關係著自己的生死。不過之後似乎有許多人抱持著參加民主運動就可以獲得室內勤務與增加食物配給的期待。
這部分的狀況，根據戰俘們的回憶，因為立場不同，表達的內容也各異。對民主運動抱持批判態度的回憶錄，形容積極分子們行使特權，借用蘇聯的權威對日本人頤指氣使，開心地參與這些活動。另一方麵參加民主運動者的回憶錄，許多描述都說明，他們承認有些冒失的人確實以特權為目的而參與活動，但接觸新知識而大開眼界後，大家都熱心推動民主運動。恐怕，雙方的陳述都各自表現出了部分的真實吧。
無論如何，大多數的回憶資料對民主運動都採取批判的態度。而閱讀民主運動積極分子們的回憶錄，可以發現他們大多也隻是參加室內文化運動，編輯報紙或者前往蘇聯方麵設立的社會運動家培訓學校參加活動等。這些舉止看在必須於嚴寒中從事戶外勞役的多數戰俘眼中，對他們的怨恨，自然不難想像。
另外如下所述，俘虜們的民主運動，也有出現超過蘇聯方麵意圖而呈現失控的趨勢。不管是批判民主運動的回憶，或者肯定民主運動的回想，幾乎都對這一點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謙二的回想，便是基於上述背景進行的描述。
謙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朝向民主化邁進”。因此這個單位沒有所謂自然發生的反軍鬥爭這個要素，幾乎都是在蘇聯方麵策動之下開始民主化運動。依據謙二的回憶，以及戰後組成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同友會“赤塔會”做成的年表，綜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9]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蘇聯的伊瓦諾夫少校如往常一樣來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聞》讀書會”的成立。“讀友會”是指各戰俘營中組成的《日本新聞》輪讀會。
第二分所內有西田、吉川、倉田等三人響應。倉田曾於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獄，而吉川則是大學副教授，算是知識分子，而且大家都屬士兵階級。蘇聯在此時期似乎有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推進民主運動的方針。
依照謙二的說法，“到了十月已經相當寒冷。西田原本就經常執行室內勤務，至於倉田與吉川，我不清楚他們參加的動機，但誌願響應便可在室內參與活動。能否待在室內，是關係死活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夏天結束的前後，大隊長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舊幹部，都轉移至其他戰俘營。不僅沒有送別會之類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們是何時消失的”；“似乎是在我們白天外出作業的時間，把他們轉移走的。作業結束回來後，一時半刻還沒察覺。隻有‘這麽一說，好像沒見到’的感覺。之後的轉移，大概也都是這種狀況”。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監察官，終於來到第二分所。他以長官的身份，要求留下來的軍官們必須與其他士兵們共同勞動。命令軍官從事勞動違反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但規定中說明，如果軍官們自己希望從事輕勞動，則不在此限。因此許多軍官都以自願的形式，參加了部分勞役活動。
但日本軍無論軍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國際法與國際條約，連謙二也認為軍官擁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輕的軍官們便在這種氣氛下成為“誌願”者，自動自發加入作業。
到了一九四七年，戰俘營內的秩序出現變化。首先在一月時，作為“民主化”的一環，原本軍事稱呼的“大隊”“中隊”遭廢止，改稱“作業團”與“分團”，由西田擔任團長。
幾乎所有軍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轉移他所。相對的，從夏天至秋天，勞工、農民出身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轉入隊上。高層改變了民主運動方針，從原本由知識分子與青年軍官擔任指導角色改為由勞工、農民出身的士兵擔綱領導。
因為這個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聞》讀友會”的原共產主義者倉田，以及大學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勢，必須跟大家一同外出參與戶外勞役。前一年轉來的監察官土井，也轉移往其他的戰俘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