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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可是他卻雙眼看著不知名的遠方喃喃自語，說出“現在，日本也在過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這兩句話，至今仍然殘留在我記憶的片隅當中。
幾天後他過世了。我自己也因為連日的重度勞動，加上寒冷與四五天的腹瀉，變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幾日什麽時候死的？過世時大概是什麽狀況？我究竟問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記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
如這段文章所寫一般，此時謙二也因營養不良，開始出現腹瀉症狀。一月開始的發電所壕溝挖渠作業中，他也發生過拉在褲子裏、直接穿著髒褲子回到戰俘營的狀況。至於弄髒的內褲，隻能靠著火力發電所排水溝的溫水勉強洗淨。
到了二月，腹瀉狀況愈加嚴重，在蘇聯軍醫的判斷下，他被免除了戶外勞動作業，但還沒到必須入院的程度，所以謙二留在戰俘營兵舍內休養。同樣留在兵舍的俘虜夥伴，勸誘他一起在營舍內翻找糧食。外出作業的俘虜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給的黑麵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謙二受不了引誘，也加入他們，找出這類食物吃掉，但卻留下很深的罪惡感。
如果是偷蘇聯的食物或物資，完全沒什麽好猶豫，但對同樣餓著肚子的俘虜，拿走他們珍藏的麵包，自己卻感到非常後悔。根本不該這麽做的，因為寒冷、飢餓與健康狀況不佳，自己連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戶外勞動僅是暫時性的措施，沒多久謙二又被趕出兵舍，繼續執行溝渠挖掘作業。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狀態，謙二很可能會步上與京阪同樣的命運。
不過這時候，謙二的幸運派上用場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很快就開始改善體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蘇軍的亞夫馬德林上級中尉開始擔任第三任的戰俘營管理長官。謙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長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長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務。恐怕是因為物資盜賣事發，上級察覺管理體製不完善，所以才出現人事調動。俘虜同伴間有人看到前任所長被銬上手銬帶走的情況。亞夫馬德林通過翻譯對俘虜們發表訓示，表明將改善至今為止的違法情狀。確實，在那之後糧食分配的狀況有所好轉，當時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內還提供超過規定的糧食量。
我自己能夠活下來，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進入了混合編成的部隊，在戰俘營當中相對沒有位階差異；另一個就是戰俘營體製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戰俘營位於蘇方軍團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鎮內，因此情況很快地有了改善。遠離城鎮散布各地的戰俘營應該會出現更多的死者吧。
謙二認為自己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些客觀條件在偶然之間湊齊的關係。他並不認為能活下來是因為自己的判斷力好或者足夠“用心”、擁有驚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認為死於這個時期的人們，並沒有什麽特徵或傾向。例如精神上較衰弱、入伍前從事什麽工作等，我不認為是這些條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畢竟軍官們無須勞動，因此士兵這邊死者較多，這是擺明了的事實，任誰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據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手記，有許多人描述，記得年輕時太過無所事事引發了焦躁感，或者因為自己悲慘的命運而幾乎發狂等回憶，但謙二卻如此表示：“我沒想過這些事情。光是要活著就耗盡心力了。那種抽象性的思考，應該是原本就屬於更高層級的人，或者隻有無須戶外重度勞動的軍官們才會有那樣的想法吧。”
不隻是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驗，關於戰爭體驗的記錄，不管是學徒兵的，還是預備軍官的、高階軍官的等等，大多是擁有學歷與地位優勢的人所撰寫的。這些記錄自然是貴重的文獻，但同時也是站在特定立場寫下的。生活缺乏餘裕，識字能力低落的庶民，並沒有留下自己描述的歷史記錄。
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虜人數，相較之下非常少。根據大戰之後由俘虜們組成的同友會雜誌《“赤塔會”會報》所載，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該所死亡人數“約四十五名”。[8]謙二回憶道“記憶中應該更少一些”，不過四十五名死者，大約占收容人數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亞的拘留戰俘大約有六十四萬人，其中死亡人數大約六萬，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謙二的戰俘營不見得如他所說擁有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隨著冬季過去，發電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虜們的作業改為整理擄獲物資或幫忙蘇聯軍官家庭進行排水整理等較為輕鬆的工作。戰俘營的待遇也逐漸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戰俘營兵舍也通過俘虜們的勞力得到擴建。三層臥鋪改為兩層，居住環境較為改善。不過，同時期也開始設置三重鐵絲網、配有探照燈的衛兵樓等設施，警戒變得更加嚴密，但至少此後這個戰俘營再也沒出現過死者。
當大家精神上開始多少有些餘裕後，關於可以歸國的希望性觀測、謠言，便開始四處傳播。戶外作業時看到載著俘虜的卡車，完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就說那會不會是移送日本人歸國的車輛？類似這種穿鑿附會的傳言，不斷在戰俘間擴散。可是，距離謙二實際回到日本，仍有兩年以上的時光。
幾天後他過世了。我自己也因為連日的重度勞動，加上寒冷與四五天的腹瀉，變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幾日什麽時候死的？過世時大概是什麽狀況？我究竟問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記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
如這段文章所寫一般，此時謙二也因營養不良，開始出現腹瀉症狀。一月開始的發電所壕溝挖渠作業中，他也發生過拉在褲子裏、直接穿著髒褲子回到戰俘營的狀況。至於弄髒的內褲，隻能靠著火力發電所排水溝的溫水勉強洗淨。
到了二月，腹瀉狀況愈加嚴重，在蘇聯軍醫的判斷下，他被免除了戶外勞動作業，但還沒到必須入院的程度，所以謙二留在戰俘營兵舍內休養。同樣留在兵舍的俘虜夥伴，勸誘他一起在營舍內翻找糧食。外出作業的俘虜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給的黑麵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謙二受不了引誘，也加入他們，找出這類食物吃掉，但卻留下很深的罪惡感。
如果是偷蘇聯的食物或物資，完全沒什麽好猶豫，但對同樣餓著肚子的俘虜，拿走他們珍藏的麵包，自己卻感到非常後悔。根本不該這麽做的，因為寒冷、飢餓與健康狀況不佳，自己連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戶外勞動僅是暫時性的措施，沒多久謙二又被趕出兵舍，繼續執行溝渠挖掘作業。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狀態，謙二很可能會步上與京阪同樣的命運。
不過這時候，謙二的幸運派上用場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很快就開始改善體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蘇軍的亞夫馬德林上級中尉開始擔任第三任的戰俘營管理長官。謙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長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長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務。恐怕是因為物資盜賣事發，上級察覺管理體製不完善，所以才出現人事調動。俘虜同伴間有人看到前任所長被銬上手銬帶走的情況。亞夫馬德林通過翻譯對俘虜們發表訓示，表明將改善至今為止的違法情狀。確實，在那之後糧食分配的狀況有所好轉，當時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內還提供超過規定的糧食量。
我自己能夠活下來，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進入了混合編成的部隊，在戰俘營當中相對沒有位階差異；另一個就是戰俘營體製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戰俘營位於蘇方軍團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鎮內，因此情況很快地有了改善。遠離城鎮散布各地的戰俘營應該會出現更多的死者吧。
謙二認為自己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些客觀條件在偶然之間湊齊的關係。他並不認為能活下來是因為自己的判斷力好或者足夠“用心”、擁有驚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認為死於這個時期的人們，並沒有什麽特徵或傾向。例如精神上較衰弱、入伍前從事什麽工作等，我不認為是這些條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畢竟軍官們無須勞動，因此士兵這邊死者較多，這是擺明了的事實，任誰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據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手記，有許多人描述，記得年輕時太過無所事事引發了焦躁感，或者因為自己悲慘的命運而幾乎發狂等回憶，但謙二卻如此表示：“我沒想過這些事情。光是要活著就耗盡心力了。那種抽象性的思考，應該是原本就屬於更高層級的人，或者隻有無須戶外重度勞動的軍官們才會有那樣的想法吧。”
不隻是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驗，關於戰爭體驗的記錄，不管是學徒兵的，還是預備軍官的、高階軍官的等等，大多是擁有學歷與地位優勢的人所撰寫的。這些記錄自然是貴重的文獻，但同時也是站在特定立場寫下的。生活缺乏餘裕，識字能力低落的庶民，並沒有留下自己描述的歷史記錄。
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虜人數，相較之下非常少。根據大戰之後由俘虜們組成的同友會雜誌《“赤塔會”會報》所載，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該所死亡人數“約四十五名”。[8]謙二回憶道“記憶中應該更少一些”，不過四十五名死者，大約占收容人數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亞的拘留戰俘大約有六十四萬人，其中死亡人數大約六萬，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謙二的戰俘營不見得如他所說擁有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隨著冬季過去，發電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虜們的作業改為整理擄獲物資或幫忙蘇聯軍官家庭進行排水整理等較為輕鬆的工作。戰俘營的待遇也逐漸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戰俘營兵舍也通過俘虜們的勞力得到擴建。三層臥鋪改為兩層，居住環境較為改善。不過，同時期也開始設置三重鐵絲網、配有探照燈的衛兵樓等設施，警戒變得更加嚴密，但至少此後這個戰俘營再也沒出現過死者。
當大家精神上開始多少有些餘裕後，關於可以歸國的希望性觀測、謠言，便開始四處傳播。戶外作業時看到載著俘虜的卡車，完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就說那會不會是移送日本人歸國的車輛？類似這種穿鑿附會的傳言，不斷在戰俘間擴散。可是，距離謙二實際回到日本，仍有兩年以上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