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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日]小熊英二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開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著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場地時，他必須牽著我的手前進。不這麽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麽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京阪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阪喃喃自語“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非人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註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更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隻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麽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隻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麽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麽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作“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一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隻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作“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麽對這被奪去的青春感到“無悔”呢？
《活著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裏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裏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採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趁著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小老闆，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關心政治；可是隻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隻是更加了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組織寄來的抗議聯署信上籤上自己的名字。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他一直很關注集中營的狀態，於是在他退休之後，終有餘裕能夠出國旅行，就立刻跑去波蘭看看奧斯維辛。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那個來自中國的陌生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著回來的男人》裏麵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麽自然，仿佛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你隻需要認清現實，在有點能力的時候試著了解形成自己所處的現實的力量，同時再加上一點點同理心，你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這樣一個常人。誠然，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小熊謙二就隻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有時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分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比如說，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被大家叫作國旗的布隻當成是條布，拿它來洗澡抹身嗎？光是這麽想，都好像十分危險。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非人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註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更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隻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麽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隻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麽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麽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作“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一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隻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作“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麽對這被奪去的青春感到“無悔”呢？
《活著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裏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裏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採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趁著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小老闆，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關心政治；可是隻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隻是更加了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組織寄來的抗議聯署信上籤上自己的名字。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他一直很關注集中營的狀態，於是在他退休之後，終有餘裕能夠出國旅行，就立刻跑去波蘭看看奧斯維辛。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那個來自中國的陌生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著回來的男人》裏麵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麽自然，仿佛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你隻需要認清現實，在有點能力的時候試著了解形成自己所處的現實的力量，同時再加上一點點同理心，你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這樣一個常人。誠然，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小熊謙二就隻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有時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分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比如說，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被大家叫作國旗的布隻當成是條布，拿它來洗澡抹身嗎？光是這麽想，都好像十分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