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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4史料一味地指責“抬轎子”不對，卻不說出怎樣才對。在“丟橋子”或是“抬轎子”的兩難選擇中應該選擇哪個更好？
5那麽“轎子”是誰讓抬起來的？請看張聞天（洛甫）1943年12月16日在廷安整風時的發言筆記：“在出發以前，孟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同誌提議未分散），”那麽，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最高三人團”執行了王明路線，當然錯了，錯了也隻能“罪有應得”，而不應好事全歸花大姐，壞事全歸禿丫頭。什麽都向犯錯誤的人頭上加！
6一方麵指責“抬轎子”，一方麵又指責“左”傾路線執行者把年老體弱的何叔衡、當時正在吐血的瞿秋白丟在蘇區讓敵人屠殺，那就是說，又指責“轎子”抬的還不夠沉不夠重。
7史料指責避戰，抬著這樣的“轎子”不避戰行不行？去衝擊敵人結果會如何？
8這種一個“國家”大搬家，不僅工廠、機器全帶著，甚至連病號的尿盆亦帶著，而被指責為倉促逃跑。像不像那種丟盔卸甲式地倉促奔逃？
如果隻是告訴讀者一個誰好誰壞誰對誰錯的簡單的是非結論，而不是提出以上問題讓讀者一齊思考，就像對著一盤可贏可輸可和的棋，怎能誘發讀者開動腦筋使之智慧閃耀而韻味無窮？
毛澤東是善於思辯的，他說“凡事要問個為什麽”？想想是否合乎道理，讓讀者張開“如果這樣”、“倘若那樣”兩個思辯之翼，沿著曲徑飛向事物的幽深之境。
第三、哲理性。
自古以來，許多傳之大遠的不朽之作，就是靠它深刻的人生哲理而使人百讀不厭、常讀常斷。盡管故事情節早已背得爛熟，詩情警句也能記憶不忘，但再讀時仍然令人振奮，倍受感悟……或許是哲理的潛能。
在《湘江之戰》中，我感到比《皖南事變》更多地蘊含著哲理，哲理不是作者主觀想像的產物，而是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人物內心世界和進行深入探究尋根刨底的反覆思索。
像本書第十二章《為政之難》一節，自以為能夠洞察一切的毛澤東，競然受了一個小小村蘇維埃主席王虎林徑而易舉的矇騙，使我感到他一生的悲劇性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註定了。
第四，記實性。
記實性容易達到透明性、真實性和時效性，也能滿足平時見不到、有些是長期封存在檔案館裏的所謂鮮為人知的秘聞。同時，由於過去虛構小說往往存有一般化、雷同化、表麵化的積弊，失去了讀者的興味。而不是建構小說本身在文學領域裏的意義的縮小，問題在於提高虛構小說的藝術魅力。
問：一般來說，記實小說容易製約作家相象力的自由馳騁，不容易達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您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答：我並不完全這樣看。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矛盾統一體。在《皖南事變》和《湘江之戰》的創作中，我對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有個體驗，所以我提出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即就歷史真實來說，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當作準歷史來讀；就藝術真實來說，百分之九十五是虛構，可以當作純小說來讀。我不知選這個說法是否合乎文學理論原則，這是我從創作實踐中體會出來的：
我認為歷史真實是作品的推不倒的骨骼，藝術虛構是作品的血肉和靈魂。沒有骨骼血肉無從依附；沒有血肉骨骼就不會有生命
問：請您舉例說說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答：比如本書第五章《湘江喚起他無盡的情思》一節，毛澤東在湘江邊上是真的，但毛澤東的全部內心活動卻全是作者的想像虛構，而他所想到的楊開慧的犧牲，他的青少年時代的種種言行又都是真的；本書第一章《李德麵對湘江想些什麽》？一節也是如此，他想什麽，未留一字，全是作者的想像虛構，但他所想的他的經歷，他的親人又都是真的。再如第十二章，毛澤東在於都調查是真的，和羅自勉的對話以及對宋雨來的處理又全是虛構，而虛構中的所用素材又都是真的。無一處不虛、無一處不實，虛實相間是化合而不是混合。在歷史真實的枝梗上開出藝術虛構的花朵。
史料隻記載事件經過，人物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隻有藝術真實才能寫出他在想什麽，為什麽如此說，為什麽如此做，是真心還是假意，是被迫還是自願。藝術真實可以從現象真實達到本質真實。“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藝術真實才是心靈奧秘的透視鏡。
問：我同意有些作家的看法，在多方製約的情況下，中國作家的確工作得太累，猶如走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我也同意《中國文化報》記者王晉軍在去年6月29日訪問你時說的那段話：“文學和史學畢竟是兩種屬性，把小說當作歷史來研究，可以；當作歷史來要求，則不可以。因為文學需要虛構，不虛構則沒有藝術，而虛構則不被史家所容忍。”更何況史家的觀念和歷史結論並不一定公允平等地進行爭鳴，我想是有好處的。
答：爭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的確不是壞事。世上任何哲學、任何主義、任何藝術、求同則死，求異則活，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哲學飛速發展，兩千年後仍光彩灼灼。到了漢代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的哲學也就死了！正像一個球隊，獨此一家，不準別人與其對打，這個球隊也就名存實亡了。
5那麽“轎子”是誰讓抬起來的？請看張聞天（洛甫）1943年12月16日在廷安整風時的發言筆記：“在出發以前，孟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同誌提議未分散），”那麽，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最高三人團”執行了王明路線，當然錯了，錯了也隻能“罪有應得”，而不應好事全歸花大姐，壞事全歸禿丫頭。什麽都向犯錯誤的人頭上加！
6一方麵指責“抬轎子”，一方麵又指責“左”傾路線執行者把年老體弱的何叔衡、當時正在吐血的瞿秋白丟在蘇區讓敵人屠殺，那就是說，又指責“轎子”抬的還不夠沉不夠重。
7史料指責避戰，抬著這樣的“轎子”不避戰行不行？去衝擊敵人結果會如何？
8這種一個“國家”大搬家，不僅工廠、機器全帶著，甚至連病號的尿盆亦帶著，而被指責為倉促逃跑。像不像那種丟盔卸甲式地倉促奔逃？
如果隻是告訴讀者一個誰好誰壞誰對誰錯的簡單的是非結論，而不是提出以上問題讓讀者一齊思考，就像對著一盤可贏可輸可和的棋，怎能誘發讀者開動腦筋使之智慧閃耀而韻味無窮？
毛澤東是善於思辯的，他說“凡事要問個為什麽”？想想是否合乎道理，讓讀者張開“如果這樣”、“倘若那樣”兩個思辯之翼，沿著曲徑飛向事物的幽深之境。
第三、哲理性。
自古以來，許多傳之大遠的不朽之作，就是靠它深刻的人生哲理而使人百讀不厭、常讀常斷。盡管故事情節早已背得爛熟，詩情警句也能記憶不忘，但再讀時仍然令人振奮，倍受感悟……或許是哲理的潛能。
在《湘江之戰》中，我感到比《皖南事變》更多地蘊含著哲理，哲理不是作者主觀想像的產物，而是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人物內心世界和進行深入探究尋根刨底的反覆思索。
像本書第十二章《為政之難》一節，自以為能夠洞察一切的毛澤東，競然受了一個小小村蘇維埃主席王虎林徑而易舉的矇騙，使我感到他一生的悲劇性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註定了。
第四，記實性。
記實性容易達到透明性、真實性和時效性，也能滿足平時見不到、有些是長期封存在檔案館裏的所謂鮮為人知的秘聞。同時，由於過去虛構小說往往存有一般化、雷同化、表麵化的積弊，失去了讀者的興味。而不是建構小說本身在文學領域裏的意義的縮小，問題在於提高虛構小說的藝術魅力。
問：一般來說，記實小說容易製約作家相象力的自由馳騁，不容易達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高度統一，您是否同意這種看法？
答：我並不完全這樣看。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並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矛盾統一體。在《皖南事變》和《湘江之戰》的創作中，我對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有個體驗，所以我提出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即就歷史真實來說，百分之九十五是真的，可以當作準歷史來讀；就藝術真實來說，百分之九十五是虛構，可以當作純小說來讀。我不知選這個說法是否合乎文學理論原則，這是我從創作實踐中體會出來的：
我認為歷史真實是作品的推不倒的骨骼，藝術虛構是作品的血肉和靈魂。沒有骨骼血肉無從依附；沒有血肉骨骼就不會有生命
問：請您舉例說說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答：比如本書第五章《湘江喚起他無盡的情思》一節，毛澤東在湘江邊上是真的，但毛澤東的全部內心活動卻全是作者的想像虛構，而他所想到的楊開慧的犧牲，他的青少年時代的種種言行又都是真的；本書第一章《李德麵對湘江想些什麽》？一節也是如此，他想什麽，未留一字，全是作者的想像虛構，但他所想的他的經歷，他的親人又都是真的。再如第十二章，毛澤東在於都調查是真的，和羅自勉的對話以及對宋雨來的處理又全是虛構，而虛構中的所用素材又都是真的。無一處不虛、無一處不實，虛實相間是化合而不是混合。在歷史真實的枝梗上開出藝術虛構的花朵。
史料隻記載事件經過，人物說了什麽，做了什麽，隻有藝術真實才能寫出他在想什麽，為什麽如此說，為什麽如此做，是真心還是假意，是被迫還是自願。藝術真實可以從現象真實達到本質真實。“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藝術真實才是心靈奧秘的透視鏡。
問：我同意有些作家的看法，在多方製約的情況下，中國作家的確工作得太累，猶如走在充滿荊棘的道路上。我也同意《中國文化報》記者王晉軍在去年6月29日訪問你時說的那段話：“文學和史學畢竟是兩種屬性，把小說當作歷史來研究，可以；當作歷史來要求，則不可以。因為文學需要虛構，不虛構則沒有藝術，而虛構則不被史家所容忍。”更何況史家的觀念和歷史結論並不一定公允平等地進行爭鳴，我想是有好處的。
答：爭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的確不是壞事。世上任何哲學、任何主義、任何藝術、求同則死，求異則活，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哲學飛速發展，兩千年後仍光彩灼灼。到了漢代董仲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的哲學也就死了！正像一個球隊，獨此一家，不準別人與其對打，這個球隊也就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