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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在上帝麵前懺悔還是辯解，他不能在這種夢幻似的境界中對現實生活作冷靜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鮮空氣，使自己清醒過來。
他從教堂走出來時，又有幾個乞丐向他伸出手來，有的竟攔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啞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爺！”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這叫聲是乞求還是詛咒，也搞不清他施捨是作惡還是行善，他也分不清這些乞丐是應該可憐還是可恨，他也辨認不出其中有沒有剛剛拿到他的鈔票的兩個人。……
“醜惡！醜惡！”他怒沖沖地衝出乞丐的重圍，他聽見背後揚起一片咒駕和猙獰的調笑聲。
端納回到寓所，他不覺餓，隻覺得一塊灰色的巨石壓在心頭。他貪婪地喝著不加糖的苦味的咖啡，直覺得他的尊嚴受到了嘲弄和玷汙。窗外，便是一個花園，他平時喜歡晚飯後到花園的彎曲的甬道上漫步，……他喜歡仰望明淨的夜空，而後是浮想聯翩。今天，他對漫步失去了興趣，寫字檯上精緻而古老的座鍾的“嘀嗒”聲，反而比高山巨裸和峽穀狂風更能喚起他的感覺。
那雖不宏偉卻莊嚴肅穆的教堂和教堂外那一群可憐又可惡的乞丐，使他陷入人生善惡的沉思。
他原來認為什麽是善什麽是惡，一向是涇渭分明的。他本無非分的欲求，無須棄善行惡，可是，現在忽然成了問題，自己也陷入善惡難分的魔潭之中。
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殺人如麻，謂之善，而北洋軍閥卻為之惡；上海“四·一二清黨”，國民黨謂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產黨人卻謂之惡；在蔣介石征服各地方實力派時，互相爭權奪利，使中國大地沉入戰亂的血海，各認為自己是善而對方是惡；現在，蔣介石全力投入對共產黨的作戰，共產黨謂之作惡，而蔣則認為行善。
那麽善惡的界限在哪裏？
假如端納知道毛澤東和羅自勉那場善惡之爭時，他又作何感想？兩個世界觀人生觀絕不相同的人，在善惡的思辯上是同工異曲還是殊途同歸呢？
他，端納，以多年在中國獲得的知識和才華為蔣介石出力，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盡職盡力，到底是在為善還是為惡？如果像國民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給中國帶來的是幸福，那麽，他端納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產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的血腥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是黑暗的地獄，那麽，他端納就是在作惡了。
端納跟馮·賽克特有所不同。後者是極端仇視共產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頭腦裏不存在善惡的觀念。隻存在法西斯主義的信仰！他隻知遵用“鐵與血”實現他的信仰，不分是非。
端納卻不同，他是記者，編輯，他的財富是他的學問。他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他不是那種不問是非的死硬派。
端納的思索很容易陷進自相矛盾中，如果共產黨有共產黨的善惡是非，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善惡是非，那麽，善惡是非的客觀準則是什麽呢？
蔣介石認為一切派別和各種勢力都服從他才是善，而各派勢力卻認為是惡。如果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祟禧等人，他們也想稱王稱霸，當他們的力量能夠力挫群雄時，他們不也要消滅異己嗎？那時，他們就跟蔣介石一樣，把吞併異己統一中國為之善了。
端納終於想到了“立場”。看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中國歷史上講春秋無義戰，何止春秋時代？那隻能各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團利益而奮戰，各為其主，而無是非可言了！
難道真無是非？他想起國民黨殺進蘇區時，見到一個個蘇維埃政府門上的一幅對聯：
豪紳不入地獄
窮人難進天堂
這就是共產黨的真理，這就是共產黨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進地獄；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進地獄。”那麽，你死我活的階級拚殺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這也許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劇吧？
那麽，誰入地獄，誰入天堂，就看誰是強者誰地弱者了？
端納又陷入弱肉強食的法則。
端納的思索，不可能達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國的統治集團，善惡是非因人而異飄忽不定，像夢幻一樣瞬息萬變。一切道德、準則都是統治集團製造出來的，都是他們的利益、權力、意誌的表現。弱肉強食的法則，就是把殘忍、瘋狂、犯罪合理化、製度化的專製主義的法則；我去侵略別人，那是因為我有力量；我被別人侵略，那是因為我是弱者，並不是因為我的善良。
端納的眼前又出現了教堂門前那兩個乞丐。他們本來是同類的人。他們向他乞討時是共同的，可是當他們兩人隻有一張鈔票時，那就互為敵人了。他為了那個弱者的委屈，又給了他第二張鈔票。可是，如果這個弱者是身強力壯而對方是年老力衰時，會不會也去搶奪那個乞丐呢？
端納陷入深沉的內省：我現在盡可以作善人，作施捨者，那是因為我有錢，如果我沒有錢呢，我是不是也要去作乞丐而求別人施捨呢？
端納的思緒的指針自然向叔本華和尼采傾斜過去：
他從教堂走出來時，又有幾個乞丐向他伸出手來，有的竟攔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啞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爺！”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這叫聲是乞求還是詛咒，也搞不清他施捨是作惡還是行善，他也分不清這些乞丐是應該可憐還是可恨，他也辨認不出其中有沒有剛剛拿到他的鈔票的兩個人。……
“醜惡！醜惡！”他怒沖沖地衝出乞丐的重圍，他聽見背後揚起一片咒駕和猙獰的調笑聲。
端納回到寓所，他不覺餓，隻覺得一塊灰色的巨石壓在心頭。他貪婪地喝著不加糖的苦味的咖啡，直覺得他的尊嚴受到了嘲弄和玷汙。窗外，便是一個花園，他平時喜歡晚飯後到花園的彎曲的甬道上漫步，……他喜歡仰望明淨的夜空，而後是浮想聯翩。今天，他對漫步失去了興趣，寫字檯上精緻而古老的座鍾的“嘀嗒”聲，反而比高山巨裸和峽穀狂風更能喚起他的感覺。
那雖不宏偉卻莊嚴肅穆的教堂和教堂外那一群可憐又可惡的乞丐，使他陷入人生善惡的沉思。
他原來認為什麽是善什麽是惡，一向是涇渭分明的。他本無非分的欲求，無須棄善行惡，可是，現在忽然成了問題，自己也陷入善惡難分的魔潭之中。
蔣介石擔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殺人如麻，謂之善，而北洋軍閥卻為之惡；上海“四·一二清黨”，國民黨謂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產黨人卻謂之惡；在蔣介石征服各地方實力派時，互相爭權奪利，使中國大地沉入戰亂的血海，各認為自己是善而對方是惡；現在，蔣介石全力投入對共產黨的作戰，共產黨謂之作惡，而蔣則認為行善。
那麽善惡的界限在哪裏？
假如端納知道毛澤東和羅自勉那場善惡之爭時，他又作何感想？兩個世界觀人生觀絕不相同的人，在善惡的思辯上是同工異曲還是殊途同歸呢？
他，端納，以多年在中國獲得的知識和才華為蔣介石出力，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盡職盡力，到底是在為善還是為惡？如果像國民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給中國帶來的是幸福，那麽，他端納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產黨的宣言那樣，蔣介石的血腥統治給中國帶來的是災難是黑暗的地獄，那麽，他端納就是在作惡了。
端納跟馮·賽克特有所不同。後者是極端仇視共產黨的法西斯分子，他的頭腦裏不存在善惡的觀念。隻存在法西斯主義的信仰！他隻知遵用“鐵與血”實現他的信仰，不分是非。
端納卻不同，他是記者，編輯，他的財富是他的學問。他也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他不是那種不問是非的死硬派。
端納的思索很容易陷進自相矛盾中，如果共產黨有共產黨的善惡是非，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善惡是非，那麽，善惡是非的客觀準則是什麽呢？
蔣介石認為一切派別和各種勢力都服從他才是善，而各派勢力卻認為是惡。如果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祟禧等人，他們也想稱王稱霸，當他們的力量能夠力挫群雄時，他們不也要消滅異己嗎？那時，他們就跟蔣介石一樣，把吞併異己統一中國為之善了。
端納終於想到了“立場”。看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中國歷史上講春秋無義戰，何止春秋時代？那隻能各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團利益而奮戰，各為其主，而無是非可言了！
難道真無是非？他想起國民黨殺進蘇區時，見到一個個蘇維埃政府門上的一幅對聯：
豪紳不入地獄
窮人難進天堂
這就是共產黨的真理，這就是共產黨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進地獄；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進地獄。”那麽，你死我活的階級拚殺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這也許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劇吧？
那麽，誰入地獄，誰入天堂，就看誰是強者誰地弱者了？
端納又陷入弱肉強食的法則。
端納的思索，不可能達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國的統治集團，善惡是非因人而異飄忽不定，像夢幻一樣瞬息萬變。一切道德、準則都是統治集團製造出來的，都是他們的利益、權力、意誌的表現。弱肉強食的法則，就是把殘忍、瘋狂、犯罪合理化、製度化的專製主義的法則；我去侵略別人，那是因為我有力量；我被別人侵略，那是因為我是弱者，並不是因為我的善良。
端納的眼前又出現了教堂門前那兩個乞丐。他們本來是同類的人。他們向他乞討時是共同的，可是當他們兩人隻有一張鈔票時，那就互為敵人了。他為了那個弱者的委屈，又給了他第二張鈔票。可是，如果這個弱者是身強力壯而對方是年老力衰時，會不會也去搶奪那個乞丐呢？
端納陷入深沉的內省：我現在盡可以作善人，作施捨者，那是因為我有錢，如果我沒有錢呢，我是不是也要去作乞丐而求別人施捨呢？
端納的思緒的指針自然向叔本華和尼采傾斜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