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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後傳給項英。
項英看後，又加了一句：“而且準備東山再起，日後反撲。”又傳回顧作霖，顧作霖又交給凱豐。
凱豐又加了一句：“可見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是對的！”又傳給另外幾個後方的委員。
人們疑惑的目光都隨著紙條來去，但心情都沒有一個是平靜的。
“既然毛澤東同誌己經表示聽候中央處理。”項英說得很緩很慢，”我想會議沒有必要延長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我想，毛澤東同誌在目前的情況下，留在紅軍領導崗位上是不合適的！”
敵方既已舉起降旗。戰場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轟鳴，吶喊也就停息。
“解除毛澤東同誌的軍內職務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舉手表決吧！”
“我不同意這種倉促結論的作法，”周恩來盡量和緩地說。“至於如何處理，要經過充分醞釀再說。陳毅同誌為我們安排了翠微峰之遊，盛情難卻，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弦繃得太緊不行。我的意見下午休會，舒鬆舒鬆，明天再開。”
項英反對，認為這種中斷會議的做法是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的，這是袒護毛澤東的作法。
顧作霖和凱豐附議項英的意見，並作補充。
“會議結束後再去翠微峰不更好嗎？可以玩個痛快。”
任弼時認為“休息半夭，算不上中斷會議。”
後方委員們自忖，半天休息，也許並無大害，或恐有利，也就同意了。
午休後二時騎馬出發，陳毅假託軍區有急事處理，派秘書長陪同。
第十一章 1932年10月 江西寧都北郊李園村
一 紅色十字架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次會議主要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斯基向國際各支部宣告：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右傾始終都是主要危險。這樣一來，便把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絕對化定型化了！這對王明左傾路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依據！
即使有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左傾的洪流下，任何個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蘆葦，不彎腰即折斷，無法阻擋洪流的奔瀉，甚至連個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不僅認為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碼為“在中國的特殊條件內，右傾機會主義緊接著公開背叛革命，同時，他們更及其採用了最可恥最濡怯的機會主義的兩麵派的態度。”
這樣，就把黨內鬥爭不同意見，與背叛革命聯繫起來，視同誌為敵人。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過火鬥爭製造了理論根據。
在肅反擴大化中，就有這樣一件事例：一個戰士夜行軍掉了顆手榴彈，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損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幫助了敵人！假使被敵人揀去，襲擊了我們的指揮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幫凶了嗎？”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邏輯，一直延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領導機構之後，又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團，去貫徹“反右傾”鬥爭，“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書記；派中央代表團至中央蘇區；派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邊區；派曾洪易到贛東北）。為了把權力奪到王明路線推行者的手中，採用多麽殘酷的手段都是允許的、值得的。1931年5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張國燾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主席，為了取得黨政軍的領導地位，清除異己，進行了殘酷的肅反，使許多優秀的領導人及優秀的黨員蒙冤死去。這種奪權，不是明命撤換，而是用莫須有的種種罪名，搞倒、搞臭、搞死。這種方式的向後延續，在10年浩劫中，導致那些本該有個幸福晚年的革命家們的慘死。
1931年8月，中央發出了《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指責“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於消滅地主階級與抑製富農政策，還持有動搖的態度。”這封信是在蘇區開展“反右傾”鬥爭的動員令，也是王明路線向蘇區大舉貫徹的一個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即9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用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來證明共產國際對形勢估計的完全正確，又一次給動搖、悲觀、失望、消極的立三主義殘餘以致命的打擊。決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從這種過頭的估計出發，提出蘇區的黨必須更堅決地貫徹執行國際與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複勝利後休息”的錯誤，要“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他們的一方麵，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認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加深與組織上的鞏固，是實現上述任務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
項英看後，又加了一句：“而且準備東山再起，日後反撲。”又傳回顧作霖，顧作霖又交給凱豐。
凱豐又加了一句：“可見山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是對的！”又傳給另外幾個後方的委員。
人們疑惑的目光都隨著紙條來去，但心情都沒有一個是平靜的。
“既然毛澤東同誌己經表示聽候中央處理。”項英說得很緩很慢，”我想會議沒有必要延長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我想，毛澤東同誌在目前的情況下，留在紅軍領導崗位上是不合適的！”
敵方既已舉起降旗。戰場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轟鳴，吶喊也就停息。
“解除毛澤東同誌的軍內職務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舉手表決吧！”
“我不同意這種倉促結論的作法，”周恩來盡量和緩地說。“至於如何處理，要經過充分醞釀再說。陳毅同誌為我們安排了翠微峰之遊，盛情難卻，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弦繃得太緊不行。我的意見下午休會，舒鬆舒鬆，明天再開。”
項英反對，認為這種中斷會議的做法是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的，這是袒護毛澤東的作法。
顧作霖和凱豐附議項英的意見，並作補充。
“會議結束後再去翠微峰不更好嗎？可以玩個痛快。”
任弼時認為“休息半夭，算不上中斷會議。”
後方委員們自忖，半天休息，也許並無大害，或恐有利，也就同意了。
午休後二時騎馬出發，陳毅假託軍區有急事處理，派秘書長陪同。
第十一章 1932年10月 江西寧都北郊李園村
一 紅色十字架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不久，1931年3月25日至4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次會議主要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曼努伊斯基向國際各支部宣告：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右傾始終都是主要危險。這樣一來，便把反對右傾主要危險絕對化定型化了！這對王明左傾路線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依據！
即使有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左傾的洪流下，任何個人都是一棵脆弱的蘆葦，不彎腰即折斷，無法阻擋洪流的奔瀉，甚至連個浪花也不起！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的決議》。不僅認為黨內主要危險，依然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灰心、失望、消沉。”而且加碼為“在中國的特殊條件內，右傾機會主義緊接著公開背叛革命，同時，他們更及其採用了最可恥最濡怯的機會主義的兩麵派的態度。”
這樣，就把黨內鬥爭不同意見，與背叛革命聯繫起來，視同誌為敵人。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過火鬥爭製造了理論根據。
在肅反擴大化中，就有這樣一件事例：一個戰士夜行軍掉了顆手榴彈，被推演成反革命；“你損失了革命武器就是幫助了敵人！假使被敵人揀去，襲擊了我們的指揮部，你不成了反革命的幫凶了嗎？”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邏輯，一直延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
王明等人改造了中央領導機構之後，又係統地向全國各地派出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團，去貫徹“反右傾”鬥爭，“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派夏曦至洪湖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任書記；派中央代表團至中央蘇區；派張國燾，陳昌浩到鄂豫皖邊區；派曾洪易到贛東北）。為了把權力奪到王明路線推行者的手中，採用多麽殘酷的手段都是允許的、值得的。1931年5月1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張國燾任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主席，為了取得黨政軍的領導地位，清除異己，進行了殘酷的肅反，使許多優秀的領導人及優秀的黨員蒙冤死去。這種奪權，不是明命撤換，而是用莫須有的種種罪名，搞倒、搞臭、搞死。這種方式的向後延續，在10年浩劫中，導致那些本該有個幸福晚年的革命家們的慘死。
1931年8月，中央發出了《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指責“中央蘇區現時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於消滅地主階級與抑製富農政策，還持有動搖的態度。”這封信是在蘇區開展“反右傾”鬥爭的動員令，也是王明路線向蘇區大舉貫徹的一個信息。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即9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用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來證明共產國際對形勢估計的完全正確，又一次給動搖、悲觀、失望、消極的立三主義殘餘以致命的打擊。決議認為“目前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從這種過頭的估計出發，提出蘇區的黨必須更堅決地貫徹執行國際與中央的一切指示，“不要再重複勝利後休息”的錯誤，要“集中力量追擊敵人退卻部隊，消滅他們的一方麵，在政治軍事順利的條件下，取得一兩個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文件認為“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加深與組織上的鞏固，是實現上述任務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險還是右傾機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