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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既可以把主觀失誤說成客觀困難，也嗬把客觀困難說成主觀失誤。順我者升，逆我者降，這便是權力的法則。
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辭，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誌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那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衝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吶喊，那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
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的可以乘機扶搖直上，有的則被捲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1927年初夏，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因中國國共兩黨分裂，而更加激烈了。
政治路線鬥爭，必然和權力鬥爭聯在一起。那時，凱豐、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學識才華備受歡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因為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丟掉了校長的職位的！
在兩派激烈的鬥爭中，任何人都要考慮自己在鬥爭中要站在什麽位置上，有的考慮堅持正義和真理，有的考慮對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是否有利。
那時，副校長巴維爾·米夫正在中國執行特別使命，學校的管理權力出現了真空，聯共中央任命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他力圖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為一個正式的校長屹立在革命歷史舞台上，便極力爭取一些有影響的學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後集結了一大批學生，根本不把聯共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放在眼裏，這種拉幫結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敵對營壘。
以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以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開了“血戰”式的互相攻擊。許多學生不願參加這種互相詆毀、攻訐以達爭權的鬥爭，這就形成了學校中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又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學校成了“不似流血，勝似流血”的戰場。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學，兩敗俱傷的內耗戰仍在繼續進行。
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國而沒有捲入，所以他對學校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建議米夫把握住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搞垮阿古爾的教務派，從而為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鋪平道路。
在米夫看來，這是一個很高的策略：因為互相指責的兩派，並無嚴格的是非，第三勢力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會取勝。如果米夫把第三勢力投到阿古爾一方，把謝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穩固了阿古爾代理校長的地位，後來的正式校長就是阿古爾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決學校混亂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勢力的爭取者組織者，他成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凱豐那時並不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由米夫、王明組織起來的第三勢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後來“反對派”稱之為28個布爾什維克（這28個人是哪幾個，說法不一，帶有某些隨意性和流動性）這一同盟式的集體，無論對於中山大學、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豐便是28個布爾什維克之一（注），他和博古一樣，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產國際的無比正確。
（註：28個布爾什維克一般是指：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王稼樣、朱阿根、朱子純（女）、孫濟民、宋潘民、杜作樣（陳昌浩之妻）、陳紹禹（王明）、陳昌浩、陳原道、何克全（凱豐）、何子述、李竹聲、李元傑、沈澤民、汪盛荻、肖特甫、張琴秋（沈澤民之妻） 、張聞天（洛甫）、孟慶樹（王明之妻〕、夏曦、秦邦憲（博古）、殷鑑、袁家庸、盛忠亮等人。這28個人中，約20人受過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說一兩種外語，隻有5個人是工人階級成份。）
凱豐幾乎經歷了歷次派別和路線鬥爭。米夫、王明取得了對阿古爾教務派的鬥爭勝利後，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隨之而起。這場鬥爭的爆發點，是1927年11月7日慶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遊行中出現的騷亂。
凱豐每當想起那場騷亂，歷歷如在目前：當浩蕩的遊行隊伍走進紅場入口處即將到達檢閱台時，遊行隊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揮起早已備好的旗幟高喊反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挑釁性的舉動，在這樣的場合，就顯得加倍嚴重，遭到史達林的擁護者的反擊是必然的。
這場鬥毆，在遊行隊伍的嚴密組織下，限製在不太大的範圍，就象河流的奔瀉中出現的一個漩渦。
當中山大學的隊伍接近列寧墓時，包括史達林在內的蘇聯領導人舉手向革命的中國青年致敬，並高喊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在學員隊伍中、竟然有人衝破“烏啦”喊聲，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
這種當眾侮辱史達林的舉動，使聯共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來賓都感到震驚。
反擊當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當時所謂的“托季聯盟”）便被開除出黨，盛怒之下的史達林，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托派活動進行徹查，當然也是必然的。這一費力的徹查繼續了數月之久。
在這種時候，一切過激的言辭，一切過分的舉動。一切的無限上綱，都是革命鬥誌高昂的表現，都是被鼓勵的，那是造轟轟烈烈聲勢之必須，那是衝鋒陷陣時威懾敵膽的吶喊，那是邁向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化的腳步聲，越過頭越好。
理論的伸縮性是無限的，運用之妙是無窮的。隨意性是可怕的：願意跟你握手，可叫與人為善，願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調和的鬥爭。說它輕，則輕如鵝毛；說它重。則重如泰山。
凱豐是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仔細思考過了，他懂得政治鬥爭的嚴酷性，在路線鬥爭的風暴中，有的可以乘機扶搖直上，有的則被捲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1927年初夏，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鬥爭，因中國國共兩黨分裂，而更加激烈了。
政治路線鬥爭，必然和權力鬥爭聯在一起。那時，凱豐、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學識才華備受歡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因為公開擁護托洛茨基而丟掉了校長的職位的！
在兩派激烈的鬥爭中，任何人都要考慮自己在鬥爭中要站在什麽位置上，有的考慮堅持正義和真理，有的考慮對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是否有利。
那時，副校長巴維爾·米夫正在中國執行特別使命，學校的管理權力出現了真空，聯共中央任命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他力圖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為一個正式的校長屹立在革命歷史舞台上，便極力爭取一些有影響的學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後集結了一大批學生，根本不把聯共黨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放在眼裏，這種拉幫結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學形成了兩大敵對營壘。
以阿古爾為首的教務派，以謝德尼可夫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開了“血戰”式的互相攻擊。許多學生不願參加這種互相詆毀、攻訐以達爭權的鬥爭，這就形成了學校中的第三勢力。第三勢力又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學校成了“不似流血，勝似流血”的戰場。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學，兩敗俱傷的內耗戰仍在繼續進行。
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國而沒有捲入，所以他對學校的形勢看得比較清楚，他建議米夫把握住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搞垮阿古爾的教務派，從而為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鋪平道路。
在米夫看來，這是一個很高的策略：因為互相指責的兩派，並無嚴格的是非，第三勢力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會取勝。如果米夫把第三勢力投到阿古爾一方，把謝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穩固了阿古爾代理校長的地位，後來的正式校長就是阿古爾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決學校混亂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勢力的爭取者組織者，他成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凱豐那時並不處在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這場鬥爭的來龍去脈。由米夫、王明組織起來的第三勢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後來“反對派”稱之為28個布爾什維克（這28個人是哪幾個，說法不一，帶有某些隨意性和流動性）這一同盟式的集體，無論對於中山大學、對於中國共產黨本身，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豐便是28個布爾什維克之一（注），他和博古一樣，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產國際的無比正確。
（註：28個布爾什維克一般是指：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王稼樣、朱阿根、朱子純（女）、孫濟民、宋潘民、杜作樣（陳昌浩之妻）、陳紹禹（王明）、陳昌浩、陳原道、何克全（凱豐）、何子述、李竹聲、李元傑、沈澤民、汪盛荻、肖特甫、張琴秋（沈澤民之妻） 、張聞天（洛甫）、孟慶樹（王明之妻〕、夏曦、秦邦憲（博古）、殷鑑、袁家庸、盛忠亮等人。這28個人中，約20人受過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說一兩種外語，隻有5個人是工人階級成份。）
凱豐幾乎經歷了歷次派別和路線鬥爭。米夫、王明取得了對阿古爾教務派的鬥爭勝利後，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隨之而起。這場鬥爭的爆發點，是1927年11月7日慶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遊行中出現的騷亂。
凱豐每當想起那場騷亂，歷歷如在目前：當浩蕩的遊行隊伍走進紅場入口處即將到達檢閱台時，遊行隊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揮起早已備好的旗幟高喊反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這種挑釁性的舉動，在這樣的場合，就顯得加倍嚴重，遭到史達林的擁護者的反擊是必然的。
這場鬥毆，在遊行隊伍的嚴密組織下，限製在不太大的範圍，就象河流的奔瀉中出現的一個漩渦。
當中山大學的隊伍接近列寧墓時，包括史達林在內的蘇聯領導人舉手向革命的中國青年致敬，並高喊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在學員隊伍中、竟然有人衝破“烏啦”喊聲，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
這種當眾侮辱史達林的舉動，使聯共和來自世界各國的來賓都感到震驚。
反擊當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當時所謂的“托季聯盟”）便被開除出黨，盛怒之下的史達林，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托派活動進行徹查，當然也是必然的。這一費力的徹查繼續了數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