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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他們“最高三人團”都負有責任，盡管程度略有不同。他們必須在反敗為勝的情況下，才能重建威望。
可是，也許和期望勝利的意願相反，後麵的征程會比目前更糟！
從八一南昌起義失敗的遠征中，周恩來很容易看到這次遠征的危險。本來，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險灘和暗礁！要越過這些艱難險阻，達到勝利的彼岸，這就要求這支部隊的全體指戰員，去完成看來難以完成的任務，去承受難以想像的犧牲，使人類的求解放求生存在欲望發揮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歷史上有多少脫離後方的遠征是勝利的？不可一世的風雲英傑拿破崙1812年的遠征莫斯科，失敗得多慘？
那麽，在“最高三人團”中，誰能夠統帥這支大軍走向勝利？在周恩來看來，博古是無能為力的，即使是一個小的戰鬥決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麽，李德行不行呢？顯然也不行，他雖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雖然有街壘戰的實踐經驗，也有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得到的軍事理論和知識。但卻缺乏駕馭大兵團作戰的把握全局的那種能力。
廣昌戰役，李德的內在的眼力就失靈了。他那種認識事物的程序的連貫性被四個因素破壞了：一個來自敵方，一個來自國際，一個來自內部，一個來自自己。
將帥五德：“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誰能具備這些德能？誰在歷次戰役中，顯露過過人的才智與膽魄？
周恩來的審視的目光落在了毛澤東身上，他了解他。
資水河邊傳來歡快的歌聲。這是宣傳鼓動隊在教唱：
我們人人心中有一團火，
要把紅旗插遍全中國；
我們的勝利有把握，
殺敵立功莫錯過：
突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
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
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周恩來心頭湧起一陣酸楚。
在紅軍的中高層幹部中，這些歡快的歌聲並沒有引起心靈的振奮，而是血戰後的思考：這種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來這樣，從失敗的根本原因和未來的更換統帥上著眼的人並不很多，這樣想的無非是中央隊裏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來一樣，是來自對毛澤東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則是來自毛澤東直接對他們的影響。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卻注視著這次嚴重挫折的客觀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後果。
失敗的直接原因並不難找，那就是後人所說的那頂沉重的轎子。
“兵貴神速”，這是班排連長都懂得的起碼的軍事常識。西征路上集中了紅軍所有的精英：戰略家、軍事家、謀略家，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德到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葉劍英，怎麽沒有能夠防患於未然？
也許後人會說：那是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拒不聽從正確的意見。
那麽，當時轎子是怎麽抬起來的？是誰讓抬起來的？誰提過不能抬轎子的意見？誰拒絕這個意見而一定要抬轎子？抬轎子或不抬轎子在這樣一個軍事行為上，就一定體現了執行左傾右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線嗎？今天打了勝仗歸之於正確路線，若是明天又打了個敗仗呢？是不是把路線鬥爭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敗仗都是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結果。那麽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麵軍在1933年春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又相繼粉碎了川軍20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多人，紅軍發展到8萬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傾路線統治下又執行了正確路線？那麽，在遵義會議之後，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在土城又打了敗仗怎麽說？
也許歷史結論的隨意性就在這裏，看最後的解釋權落在誰手。1959年的廬山會議既可以把左說成右，10年浩劫，也可以解釋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甚至七八年就應該再來一次，而且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
這就應了中國那句極富哲理的俗話：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悲的是歷史不給他們平等的辯論機會，人們隻能聽到一個原告者或是當家人的聲音，缺席審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麵之詞，歷史原案也就這麽暫時定了，當然也隻能是暫時。物質不滅，真情難死，當人們從蒙昧中歷盡磨難甦醒過來，重新思索、重新認識、重新審理、重新反思，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歷史的畫頁再翻回湘江兩岸。
那麽，使西征大軍遭受大難的這頂轎子是怎麽樣的一頂轎子呢？它有多麽沉重？
從中央蘇區出發時，僅就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就有1萬4千多人，還有兩千多副挑子和擔架，另外是大批的馱騾馱馬。這樣一個龐大的軍事機關和後方人員，既是這次戰略轉移的沉重負擔，又是絕對不能丟棄的領導核心。
他們的行進方式必然有前鋒後衛和兩翼的掩護，這支龐大的機關被保護在50多公裏長的狹長的甬道裏，緩緩地按部就班地向著湘江前移。
部隊為保護任務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戰場的機動性和主動權。像前後左右四個轎夫那樣抬著轎子去應付敵人的圍追堵截。
這種狀態隻要有起碼的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後來人們指責部隊有逃跑避戰思想。可是抬著轎子去攻擊敵人怎麽可能？要攻擊，那就必須摔轎子！
可是，也許和期望勝利的意願相反，後麵的征程會比目前更糟！
從八一南昌起義失敗的遠征中，周恩來很容易看到這次遠征的危險。本來，在歷史的長河中，總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激流險灘和暗礁！要越過這些艱難險阻，達到勝利的彼岸，這就要求這支部隊的全體指戰員，去完成看來難以完成的任務，去承受難以想像的犧牲，使人類的求解放求生存在欲望發揮到最大限度，提高到崇高的境界！
歷史上有多少脫離後方的遠征是勝利的？不可一世的風雲英傑拿破崙1812年的遠征莫斯科，失敗得多慘？
那麽，在“最高三人團”中，誰能夠統帥這支大軍走向勝利？在周恩來看來，博古是無能為力的，即使是一個小的戰鬥決策，他也是依靠李德。
那麽，李德行不行呢？顯然也不行，他雖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雖然有街壘戰的實踐經驗，也有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得到的軍事理論和知識。但卻缺乏駕馭大兵團作戰的把握全局的那種能力。
廣昌戰役，李德的內在的眼力就失靈了。他那種認識事物的程序的連貫性被四個因素破壞了：一個來自敵方，一個來自國際，一個來自內部，一個來自自己。
將帥五德：“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能果斷，嚴能立威。”誰能具備這些德能？誰在歷次戰役中，顯露過過人的才智與膽魄？
周恩來的審視的目光落在了毛澤東身上，他了解他。
資水河邊傳來歡快的歌聲。這是宣傳鼓動隊在教唱：
我們人人心中有一團火，
要把紅旗插遍全中國；
我們的勝利有把握，
殺敵立功莫錯過：
突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
粉碎了國民黨的烏龜殼，
我們真快樂。我們真快樂。
周恩來心頭湧起一陣酸楚。
在紅軍的中高層幹部中，這些歡快的歌聲並沒有引起心靈的振奮，而是血戰後的思考：這種思考，各自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
像周恩來這樣，從失敗的根本原因和未來的更換統帥上著眼的人並不很多，這樣想的無非是中央隊裏的王稼祥、洛甫、徐特立等人。徐特立跟周恩來一樣，是來自對毛澤東的了解，而王稼祥和洛甫，則是來自毛澤東直接對他們的影響。
李德和博古的目光，卻注視著這次嚴重挫折的客觀原因和它可能引起的後果。
失敗的直接原因並不難找，那就是後人所說的那頂沉重的轎子。
“兵貴神速”，這是班排連長都懂得的起碼的軍事常識。西征路上集中了紅軍所有的精英：戰略家、軍事家、謀略家，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德到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葉劍英，怎麽沒有能夠防患於未然？
也許後人會說：那是當時的“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們拒不聽從正確的意見。
那麽，當時轎子是怎麽抬起來的？是誰讓抬起來的？誰提過不能抬轎子的意見？誰拒絕這個意見而一定要抬轎子？抬轎子或不抬轎子在這樣一個軍事行為上，就一定體現了執行左傾右傾或是不左不右的路線嗎？今天打了勝仗歸之於正確路線，若是明天又打了個敗仗呢？是不是把路線鬥爭庸俗化了？
如果一切敗仗都是錯誤路線指導下的結果。那麽張國燾領導下的四方麵軍在1933年春粉碎川軍三路圍攻之後，又相繼粉碎了川軍20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多人，紅軍發展到8萬多人。是不是他在王明的“左”傾路線統治下又執行了正確路線？那麽，在遵義會議之後，正確路線戰勝了錯誤路線，在土城又打了敗仗怎麽說？
也許歷史結論的隨意性就在這裏，看最後的解釋權落在誰手。1959年的廬山會議既可以把左說成右，10年浩劫，也可以解釋成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甚至七八年就應該再來一次，而且收穫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
這就應了中國那句極富哲理的俗話：公公婆婆吵架，自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悲的是歷史不給他們平等的辯論機會，人們隻能聽到一個原告者或是當家人的聲音，缺席審判，自然也就成了一麵之詞，歷史原案也就這麽暫時定了，當然也隻能是暫時。物質不滅，真情難死，當人們從蒙昧中歷盡磨難甦醒過來，重新思索、重新認識、重新審理、重新反思，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歷史的畫頁再翻回湘江兩岸。
那麽，使西征大軍遭受大難的這頂轎子是怎麽樣的一頂轎子呢？它有多麽沉重？
從中央蘇區出發時，僅就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就有1萬4千多人，還有兩千多副挑子和擔架，另外是大批的馱騾馱馬。這樣一個龐大的軍事機關和後方人員，既是這次戰略轉移的沉重負擔，又是絕對不能丟棄的領導核心。
他們的行進方式必然有前鋒後衛和兩翼的掩護，這支龐大的機關被保護在50多公裏長的狹長的甬道裏，緩緩地按部就班地向著湘江前移。
部隊為保護任務框死了，完全失去了戰場的機動性和主動權。像前後左右四個轎夫那樣抬著轎子去應付敵人的圍追堵截。
這種狀態隻要有起碼的軍事常識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後來人們指責部隊有逃跑避戰思想。可是抬著轎子去攻擊敵人怎麽可能？要攻擊，那就必須摔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