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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由於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從而一舉克服中國落後狀態上麵，這無疑使毛對赫魯雪夫嘲笑公社並竭力利用中國的經濟困難撈取政治資本的作法更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中全會上，宣布了毛不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候選人的決定，這肯定不是偶然的，這次全會也是一個標誌，它向這樣一種認識邁出了勉強的一步：即承認不可能在一夜之間一舉躍入共產主義。……”
“誠然，毛澤東保留了黨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為中國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領袖的特殊地位。可是，從此以後，當北京的經濟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漸漸趨於合理化並更加謹慎時，毛則主要專心於外交事務。事實證明大自然和技術比他想像的更難屈從於他的意誌。現在，他要讓中國的敵人—公開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以及更為陰險的敵人‘現代修正主義’來服從他！……”
這就是當時的廬山會議前後的大背景，這時候，既需要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麵紅旗的偉大正確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為這是當時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維護毛澤東同誌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糾正工作中的失誤隻能在一定的場合和能夠承受的範圍裏進行。
政治鬥爭需要，這便是真理。該說假話的時候就應該說假話，彭德懷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林彪卻具有透視歷史縱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
林彪懂得：在領袖麵前，即使有獨到的卓見，也要造成這是從領袖的旨意中獲得啟發的印象，從而給領袖以無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論英雄”時的劉備，一聽曹操把他當英雄看待，嚇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林彪並不是沒有反對過毛澤東，而且公開地反對過。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均沒有穩固的確立，隻是進入了領導核心，代替博古負責中央領導的是張聞天，代替李德在軍事上有最後決定權的是周恩來。後來，由於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來全權指揮軍事，在渡烏江前，中央才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揮小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來之後。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3年3月15日，攻打魯板場失利，於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雖然後來把四渡赤水當成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傑作，但是當時的林彪並不滿意，他認為這種連打敗仗之後近似故弄玄虛式的把部隊拖來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為什麽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會不會有比四渡更好的擺脫敵人的辦法？如果不囿於傳統說法，那是可以展開爭論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換三人團的領導成員，由彭德懷來代替毛澤東、這裏邊應該說是稍有心機的；也許進入決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這種反對的時機，選得很是時候，此時毛澤東正曲高和寡最為民主容人，而且隻是從作戰指揮上提出意見，而不是從政治上否定，所以並沒有動搖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這種公開的用書信提出方式，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光明磊落不搞陰謀”的印象。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凡是對毛提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觀點。那個時候即使“左”得怕人，卻還懂得在某個問題上反對誰（即使反對錯了）是黨員應有的權利。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敢於直言是黨性原則。
林彪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提意見是允許的，某種情況下是不允許的；發表真知灼見，在某種情況下是受獎勵的，在某種情況下是要受懲罰的！如果你的意見提錯了，最終證明我對，以你的錯誤反襯我的正確，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歡迎；如果你的意見一針見血提對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確來襯托我的失誤是可以容忍的嗎？在特殊情況下，以不損害領導的威望為原則，而不是意見是否正確為原則。
建國以後，林彪由於身體虛弱，一直賦閑調養，他精心研究了中國的政治鬥爭史，在“文革”期間，大講宮庭政變，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時候，是可以反對的；當他是神的時候，就隻能是跪拜了！
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僅需要兵不厭詐，還要有遠、近、大、小之分，一切服從政治需要。在某種情況下，堅持真理便是謬誤；擁護謬誤。便是真理。
在中國有了編年史後，我們極為聰明的祖先，向後人提供了發人深思的實例。在眾望所歸的聖賢之家，男主人的不檢點使丫頭懷了孕（這在平常人家本來是尋常事），當這丫頭在嚴格守密的情況下，生下一個傳宗接代的貴子時，他們給這個丫頭一碗下了毒的人參湯。既得了貴子又保住了聖賢之家崇高的道德威嚴！死個丫頭算得了什麽？而動搖了聖賢倫理的根基，那就是事關千古興亡的大局。失小而保大。這樣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頭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惡。
為尊者諱過，為賢者諱恥，為親者諱疾。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誰也不敢說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把握的最為深刻。
“值得永遠信任的隻有自己。”這便是林彪的處世格言。
做人，也許應該像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所說：“要意誌堅強，要勤奮。要探索，要發現，並且永不屈服。珍惜我們前進道路上降臨的善，忍受我們之中和周圍的惡。……”
“誠然，毛澤東保留了黨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為中國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領袖的特殊地位。可是，從此以後，當北京的經濟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漸漸趨於合理化並更加謹慎時，毛則主要專心於外交事務。事實證明大自然和技術比他想像的更難屈從於他的意誌。現在，他要讓中國的敵人—公開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以及更為陰險的敵人‘現代修正主義’來服從他！……”
這就是當時的廬山會議前後的大背景，這時候，既需要糾正工作中的錯誤，更需要充分肯定三麵紅旗的偉大正確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因為這是當時反帝、反修的需要，是維護毛澤東同誌崇高威望的需要，而糾正工作中的失誤隻能在一定的場合和能夠承受的範圍裏進行。
政治鬥爭需要，這便是真理。該說假話的時候就應該說假話，彭德懷似乎忽略了這一點，林彪卻具有透視歷史縱深的政治眼光。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
林彪懂得：在領袖麵前，即使有獨到的卓見，也要造成這是從領袖的旨意中獲得啟發的印象，從而給領袖以無人比他更高明的安全感。“青梅煮酒論英雄”時的劉備，一聽曹操把他當英雄看待，嚇得筷子掉到地上，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林彪並不是沒有反對過毛澤東，而且公開地反對過。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均沒有穩固的確立，隻是進入了領導核心，代替博古負責中央領導的是張聞天，代替李德在軍事上有最後決定權的是周恩來。後來，由於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來全權指揮軍事，在渡烏江前，中央才決定以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成立三人指揮小組。毛的地位仍在周恩來之後。1935年1月28日，土城戰役失利。被迫一渡赤水；1933年3月15日，攻打魯板場失利，於3月16日又第三次西渡赤水。雖然後來把四渡赤水當成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傑作，但是當時的林彪並不滿意，他認為這種連打敗仗之後近似故弄玄虛式的把部隊拖來拖去未必高明，本可以搞得更好（為什麽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會不會有比四渡更好的擺脫敵人的辦法？如果不囿於傳統說法，那是可以展開爭論的）。所以林彪提出改換三人團的領導成員，由彭德懷來代替毛澤東、這裏邊應該說是稍有心機的；也許進入決策圈的不是彭而是他林彪。這種反對的時機，選得很是時候，此時毛澤東正曲高和寡最為民主容人，而且隻是從作戰指揮上提出意見，而不是從政治上否定，所以並沒有動搖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這種公開的用書信提出方式，更增加了人們對他“光明磊落不搞陰謀”的印象。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形成凡是對毛提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的“凡是”觀點。那個時候即使“左”得怕人，卻還懂得在某個問題上反對誰（即使反對錯了）是黨員應有的權利。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敢於直言是黨性原則。
林彪知道：在某種情況下提意見是允許的，某種情況下是不允許的；發表真知灼見，在某種情況下是受獎勵的，在某種情況下是要受懲罰的！如果你的意見提錯了，最終證明我對，以你的錯誤反襯我的正確，我可以哈哈大笑表示歡迎；如果你的意見一針見血提對了。恰中我的要害，以你的正確來襯托我的失誤是可以容忍的嗎？在特殊情況下，以不損害領導的威望為原則，而不是意見是否正確為原則。
建國以後，林彪由於身體虛弱，一直賦閑調養，他精心研究了中國的政治鬥爭史，在“文革”期間，大講宮庭政變，便是他研究的成果，他懂得。在他是人的時候，是可以反對的；當他是神的時候，就隻能是跪拜了！
林彪懂得，在政治舞台上不僅需要兵不厭詐，還要有遠、近、大、小之分，一切服從政治需要。在某種情況下，堅持真理便是謬誤；擁護謬誤。便是真理。
在中國有了編年史後，我們極為聰明的祖先，向後人提供了發人深思的實例。在眾望所歸的聖賢之家，男主人的不檢點使丫頭懷了孕（這在平常人家本來是尋常事），當這丫頭在嚴格守密的情況下，生下一個傳宗接代的貴子時，他們給這個丫頭一碗下了毒的人參湯。既得了貴子又保住了聖賢之家崇高的道德威嚴！死個丫頭算得了什麽？而動搖了聖賢倫理的根基，那就是事關千古興亡的大局。失小而保大。這樣做是被迫的，合理的！毒死了丫頭是行大善而不是作大惡。
為尊者諱過，為賢者諱恥，為親者諱疾。這就是最最道德的道德，誰也不敢說這是最不道德的道德。林彪把握的最為深刻。
“值得永遠信任的隻有自己。”這便是林彪的處世格言。
做人，也許應該像赫胥黎在《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所說：“要意誌堅強，要勤奮。要探索，要發現，並且永不屈服。珍惜我們前進道路上降臨的善，忍受我們之中和周圍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