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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汝清戰爭經典係列：湘江之戰 作者：黎汝清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荒野在呼嘯中變黑了，像是無底的深淵。一棵枝椏猙獰的老橡樹，這就是他在黑海之濱療養勝地索契公園裏見到的那一棵，“它怎麽到西伯利亞來了？”他忽然發現那不是橡樹，而是一頭北極熊，張牙舞爪地向他撲來。車窗玻璃“嘩啦”一聲碎了，一陣冷徹肌骨的寒風直透他的胸懷……
他被凍醒了，全身顫慄不止。在馬燈的昏黃色的微光裏，他看見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曲腿輾轉反側。
他感到奇冷，尾裏馬燈很暗。屋外的夜風捲起飛沙，“啪啪”地擊打著窗欞。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們一行60多人坐在奇冷無比的列車上，沿著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開始了無休無止的漫漫旅行，那對他的革命意誌和耐性是一種考驗，車上沒有暖氣，火車頭靠的是木柴做燃料來運行。他們從海參崴到莫斯科7400公裏，整整走了12個日夜，沒有餐車，隻能在火車停靠時下去買些冰冷的食品，車上連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悲慘的旅程，但革命的熱情並未因西伯利亞的奇冷而稍減。……”
人的感覺有時非常奇怪。他從撤離中央蘇區到目前隻有40來天，對中央蘇區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覺得那是十分遙遠的過去，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歲月。己經過去8年了，卻歷歷如在眼前，他很想把這種奇異的感受告訴李德，但又不願打斷夢似的回憶。
回想過去的一切，總是美好的。在立三路線時期，他和王明因反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後來，批判立三路線，他們兩人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王明赴蘇前，兩人回憶起這段鬥爭，興奮異常，在他的筆記本上，留下的一首詩：
痛苦留給你的一切，
請你細加回味；
苦難過去之後
苦味就變為甘美。……
博古每想到這首詩，總是懷著欣慰的心情進入哲理的沉思：“人，是要在苦難中磨鍊的，”他望著李德的蓬鬆的亂發，心想：“這個人經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裏？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博古繼續想道，“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9年，舊製度己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隻有蘇聯，是真誠的支持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克裏姆林官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散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麽？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裏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史達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史達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史達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鮑羅廷於1925年10月7日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布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消息傳遍全國，有誌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劄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的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裏，白雪重壓著棕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麵，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史達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這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爭奪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長：他熱情奔放，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就像一個普通人，他不修邊幅，穿著幾個月不換的深灰色的上衣，他身材矮小，戴著圓形的眼鏡，寬額頭，尖下巴，嘴裏習慣性地叼著一個褐色的菸鬥。他會七國語言，他的才華橫溢的演說使學生們為之傾倒。
博古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聽著，又從中山大學圖書館資料室裏補習了在他來之前已經講過的第一部分。他認為拉狄克是坦誠的，他首次從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證裏，了解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驚人的腐敗。
他被凍醒了，全身顫慄不止。在馬燈的昏黃色的微光裏，他看見李德在短小的竹床上躬腰曲腿輾轉反側。
他感到奇冷，尾裏馬燈很暗。屋外的夜風捲起飛沙，“啪啪”地擊打著窗欞。
博古想起那是1926年12月初，他們一行60多人坐在奇冷無比的列車上，沿著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開始了無休無止的漫漫旅行，那對他的革命意誌和耐性是一種考驗，車上沒有暖氣，火車頭靠的是木柴做燃料來運行。他們從海參崴到莫斯科7400公裏，整整走了12個日夜，沒有餐車，隻能在火車停靠時下去買些冰冷的食品，車上連一杯冷水也喝不到，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是一次悲慘的旅程，但革命的熱情並未因西伯利亞的奇冷而稍減。……”
人的感覺有時非常奇怪。他從撤離中央蘇區到目前隻有40來天，對中央蘇區的生活竟有恍如隔世之感。覺得那是十分遙遠的過去，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歲月。己經過去8年了，卻歷歷如在眼前，他很想把這種奇異的感受告訴李德，但又不願打斷夢似的回憶。
回想過去的一切，總是美好的。在立三路線時期，他和王明因反對立三路線受了處分，後來，批判立三路線，他們兩人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王明赴蘇前，兩人回憶起這段鬥爭，興奮異常，在他的筆記本上，留下的一首詩：
痛苦留給你的一切，
請你細加回味；
苦難過去之後
苦味就變為甘美。……
博古每想到這首詩，總是懷著欣慰的心情進入哲理的沉思：“人，是要在苦難中磨鍊的，”他望著李德的蓬鬆的亂發，心想：“這個人經過了多少人生患難啊！他現在的家在哪裏？他沒有任何親人了。一個真正的以革命為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對李德湧起一種崇敬與憐憫之情。
“那時的蘇聯，”博古繼續想道，“雖然十月革命已過去9年，舊製度己被推翻，新秩序時常遇到困難。但是，隻有蘇聯，是真誠的支持中國革命的唯一盟友。”克裏姆林官上空的紅星，從遙遠的北方向他播散著光芒！王明此時在幹什麽？也許在共產國際寬大的會議室裏高談闊論，也許在俄羅斯溫暖的壁爐旁拜讀列寧、史達林的著作。想到此處，博古對目前的一些議論深感委屈。他在毫無折扣地執行王明的指示。因為王明的指示就是米夫的指示、米夫的指示就是第三國際的指示，第三國際的指示也就是史達林的指示。
博古的邏輯推理是十分嚴格的：史達林不會有錯，因此，王明也不會有錯，而他執行國際路線也不會有錯。革命的挫折，帶有客觀的必然性，誰也沒有辦法。
鮑羅廷於1925年10月7日在廣州向國民黨中執委宣布中山大學在莫斯科正式成立之後。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消息傳遍全國，有誌於革命的廣大青年，踴躍應試，僅廣州一地就有一千多人報名。
那時候，連蔣介石在蘇聯考察時的手劄中，也用恭謹的正楷寫道：“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
中山大學的成立與關閉，反映了人世間的一切態勢的變幻無常。
博古還清楚地記得沃爾洪卡大街十六號那座四層樓房，房前廣大的校園裏，白雪重壓著棕樹、山毛櫸，中山大學的對麵，是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六個圓形金頂給他以輝煌神聖的印象。
博古聽說，主持中山大學開學典禮的是托洛茨基。他的演說，在第一批學員中留下了良好的鮮明的印象，那時，托洛茨基比史達林享有更高的國際威望。“威望”，這是一個可喜而又可怖的字眼，在嚴酷的權力爭奪中，它意味著：不清除別人就被別人清除。
蔣介石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中有這樣一段記述：
我同托洛茨基談話比同其他蘇聯領導人多，我發現在他們所有人當中，數他最開門見山，……他鄭重其事地說：‘除了蘇軍不直接參加之外，蘇俄將竭盡全力，幫助中國進行國民革命，積極提供武器和經濟援助。’……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的積極擁護者。
那時，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好校長：他熱情奔放，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就像一個普通人，他不修邊幅，穿著幾個月不換的深灰色的上衣，他身材矮小，戴著圓形的眼鏡，寬額頭，尖下巴，嘴裏習慣性地叼著一個褐色的菸鬥。他會七國語言，他的才華橫溢的演說使學生們為之傾倒。
博古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聽著，又從中山大學圖書館資料室裏補習了在他來之前已經講過的第一部分。他認為拉狄克是坦誠的，他首次從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證裏，了解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驚人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