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河西走廊之行的感觸。
另外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不管是西路軍還是馬家軍，他們每個人的命運與歸宿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沒有一個跟自己的願望是一致的。
有關西路軍的史料和作品已經很多了，怎麽能脫開千篇一律地在小說電影中看過千百遍的那種沖衝殺殺？怎麽能超越紅軍好，馬家軍壞，馬家軍殘暴，紅軍遭難受辱的盡人皆知的一般的簡單的是非判斷？怎麽改變幾個貫穿人物像幾根線扭成一股繩那樣的結構，來包容幾萬人（敵我雙方）的各自不同的命運呢？怎麽能把事件的總體，把歷史、社會、人生、道德、文化、物象、色彩的總體，總括在一部作品之中？我努力拓展審美視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層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靈窺探。
藝術不像物品，是不能重複的，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麵臨著另闢溪徑的艱辛，也冒著失敗的風險。
這部作品的樣式並不是銳意求新的結果，而是內容決定了形式。至於成敗得失，孩子已經生下來，是美是醜隻能由廣大讀者和評論家去評頭論足了。
說到這裏我想感嘆幾句，我在執筆過程中，老是這樣想：
凡是跟紅西路軍有關的人——西路軍自身二萬一千八百人也好，六萬多馬家軍官兵也好，當地各民族居民也好，不管是健在的或是離開了人世的也好。他們都是炎黃子孫，都有偉大的，渺小的；正確的，錯誤的；高尚的，卑劣的；清醒的，盲目的；幸運的，倒黴的；正義的，邪惡的；兇殘的，人道的；也好也壞不好不壞的。他們帶著各自的滿足和遺憾，帶著得意和委屈，帶著怨恨和自責，帶著欣慰與痛苦，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歷史深處走去，留下沉重的思索和無窮的哲理。
成功也罷，失敗也罷，凡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對後人都有同等的價值。
有的貪天之功，有的代人受過，唯有歷史誠實公正。正像古人所言：“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要錦上添花，也不要落井下石。沒有的不要硬加，已有的不要抹去。不要迎合一時所需失去永久的誠實，也不要翻燒餅式地今天捧煞明天打煞。對事業，要拚搏，對於人，要祥和，要實事求是，不要在歷史恥辱柱上留下罵名。
對於形式，我認為可以不拘形式。一般衣服的鈕扣都在胸前，也不妨把鈕扣放在背後；一般繪畫，側麵人隻能看到半邊臉，有時也可把那半邊扳過來給人看。
對稱和不對稱，自然景觀的缺陷和人工雕琢的完整，極美和極醜，大概是辯證的，審美情趣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案頭不擺天女散花，卻擺一個鞋兒破帽兒破的醜濟公。
七
問：
正如你上麵所說，小說既寫了馬家軍殘暴的一麵，也寫了馬家軍的士兵多數是良家子弟，也有的反對殺俘，還救援瀕臨死亡的女紅軍；既寫了馬家軍打紅軍的一麵，又寫了馬家軍也打國民黨馮玉祥、孫殿英，也打日本侵略者，甚至是抗日戰場上的英雄。這是不是從利於民族團結來考慮的？
答：
有這種因素，但不完全是如此，現實生活要實事求是，歷史就更應如此，隻講一麵理的歷史是片麵的歷史。正像我們寫抗戰史不能迴避國民黨淞滬抗戰和台兒莊血戰一樣，應該尊重歷史，應該有起碼的誠實。
我們共產黨人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胸懷應該是廣闊的，坦誠的，不應有農民式的狹隘心理。不敢正視歷史真實，是虛弱的表現，寫出歷史的複雜性，才能給人以智慧以哲理性的啟迪，這是符合兩點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
任何過分的溢美和醜化都是對歷史的褻瀆，都是對後人的欺瞞，都不可能經得住歷史的考驗，都會引起後人的擯斥和憎厭。寫真史寫信史是歷史的生命。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是文學的生命。說的是假的，人家也沒有當成真的，反而把真的也當成假的，連古人都懂得“假作真時真亦假”。效果是相反的，隻有真的才能使人心服。
八
問：
你對史料運用採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在大量的史料中你有哪些取捨？
答：
我把所見到的史料，集中起來，反覆比較，採用我認為最合理的更為接近真實的說法，有些對小說無大裨益的一些素材我捨棄了，比如：
一、甘肅省、張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印的《紅西路軍史料》第五輯104-105頁有這樣一段文字：
“過黃河以來，一直提‘有我無馬，有馬無我’的口號，經過一段戰鬥尤其古浪受損以後，出現過幾次違犯優待俘虜政策的事，在戰場上抓來幾個俘虜後在送解到上級單位途中，槍殺、刀砍俘虜兵，使之拚命地逃跑。這同時有重傷、輕傷、未傷的人跑回去，敵人便以此在他的部隊和地區作活教材，使之為他們拚命和不敢支持我們，從十二月初以後，就很少抓到俘虜了……
史料寫出來，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如果把殺俘付諸形象就不好處理。
二、《紅西路軍史料》第四輯93頁有這樣的記述：
由於上幾著“棋”失算，我軍西進的企圖未能實現，就走進了死胡同，完全失掉戰爭的主動權，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敵人占領了高台，打了“龍頭”，扼住我西去的咽喉，氣焰更加囂張，立即回馬大舉進攻臨澤。在此生死關頭，二十二日下午，我十四師師長兼四十三團團長郭錫山藉口去看陣地，不一會兒，他的警衛員跑回來說：“不好了，不好了。”我問：“出了什麽事？”“郭錫山跑了！”“跑到哪裏去了？”“敵人那邊。”“你幹嗎不打死他？”在戰爭年代，警衛員是負有隨即處決叛徒的責任的。警衛員邊哭邊說：“我們走到前麵戰壕，距敵人很近，他說‘把你的盒子槍給我，打個遠目標’。我給了他槍，他頂上子彈對準我‘你跟不跟我走？’我問‘到哪裏去？’他指著敵人的陣地‘那邊’。我不去，他就一個人跑了。我讓放哨的戰士開槍，他們開了幾槍，沒有打著……”他懊喪極了。
另外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不管是西路軍還是馬家軍，他們每個人的命運與歸宿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沒有一個跟自己的願望是一致的。
有關西路軍的史料和作品已經很多了，怎麽能脫開千篇一律地在小說電影中看過千百遍的那種沖衝殺殺？怎麽能超越紅軍好，馬家軍壞，馬家軍殘暴，紅軍遭難受辱的盡人皆知的一般的簡單的是非判斷？怎麽改變幾個貫穿人物像幾根線扭成一股繩那樣的結構，來包容幾萬人（敵我雙方）的各自不同的命運呢？怎麽能把事件的總體，把歷史、社會、人生、道德、文化、物象、色彩的總體，總括在一部作品之中？我努力拓展審美視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層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靈窺探。
藝術不像物品，是不能重複的，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麵臨著另闢溪徑的艱辛，也冒著失敗的風險。
這部作品的樣式並不是銳意求新的結果，而是內容決定了形式。至於成敗得失，孩子已經生下來，是美是醜隻能由廣大讀者和評論家去評頭論足了。
說到這裏我想感嘆幾句，我在執筆過程中，老是這樣想：
凡是跟紅西路軍有關的人——西路軍自身二萬一千八百人也好，六萬多馬家軍官兵也好，當地各民族居民也好，不管是健在的或是離開了人世的也好。他們都是炎黃子孫，都有偉大的，渺小的；正確的，錯誤的；高尚的，卑劣的；清醒的，盲目的；幸運的，倒黴的；正義的，邪惡的；兇殘的，人道的；也好也壞不好不壞的。他們帶著各自的滿足和遺憾，帶著得意和委屈，帶著怨恨和自責，帶著欣慰與痛苦，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歷史深處走去，留下沉重的思索和無窮的哲理。
成功也罷，失敗也罷，凡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對後人都有同等的價值。
有的貪天之功，有的代人受過，唯有歷史誠實公正。正像古人所言：“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要錦上添花，也不要落井下石。沒有的不要硬加，已有的不要抹去。不要迎合一時所需失去永久的誠實，也不要翻燒餅式地今天捧煞明天打煞。對事業，要拚搏，對於人，要祥和，要實事求是，不要在歷史恥辱柱上留下罵名。
對於形式，我認為可以不拘形式。一般衣服的鈕扣都在胸前，也不妨把鈕扣放在背後；一般繪畫，側麵人隻能看到半邊臉，有時也可把那半邊扳過來給人看。
對稱和不對稱，自然景觀的缺陷和人工雕琢的完整，極美和極醜，大概是辯證的，審美情趣是多種多樣的。有人案頭不擺天女散花，卻擺一個鞋兒破帽兒破的醜濟公。
七
問：
正如你上麵所說，小說既寫了馬家軍殘暴的一麵，也寫了馬家軍的士兵多數是良家子弟，也有的反對殺俘，還救援瀕臨死亡的女紅軍；既寫了馬家軍打紅軍的一麵，又寫了馬家軍也打國民黨馮玉祥、孫殿英，也打日本侵略者，甚至是抗日戰場上的英雄。這是不是從利於民族團結來考慮的？
答：
有這種因素，但不完全是如此，現實生活要實事求是，歷史就更應如此，隻講一麵理的歷史是片麵的歷史。正像我們寫抗戰史不能迴避國民黨淞滬抗戰和台兒莊血戰一樣，應該尊重歷史，應該有起碼的誠實。
我們共產黨人是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胸懷應該是廣闊的，坦誠的，不應有農民式的狹隘心理。不敢正視歷史真實，是虛弱的表現，寫出歷史的複雜性，才能給人以智慧以哲理性的啟迪，這是符合兩點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
任何過分的溢美和醜化都是對歷史的褻瀆，都是對後人的欺瞞，都不可能經得住歷史的考驗，都會引起後人的擯斥和憎厭。寫真史寫信史是歷史的生命。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是文學的生命。說的是假的，人家也沒有當成真的，反而把真的也當成假的，連古人都懂得“假作真時真亦假”。效果是相反的，隻有真的才能使人心服。
八
問：
你對史料運用採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在大量的史料中你有哪些取捨？
答：
我把所見到的史料，集中起來，反覆比較，採用我認為最合理的更為接近真實的說法，有些對小說無大裨益的一些素材我捨棄了，比如：
一、甘肅省、張掖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印的《紅西路軍史料》第五輯104-105頁有這樣一段文字：
“過黃河以來，一直提‘有我無馬，有馬無我’的口號，經過一段戰鬥尤其古浪受損以後，出現過幾次違犯優待俘虜政策的事，在戰場上抓來幾個俘虜後在送解到上級單位途中，槍殺、刀砍俘虜兵，使之拚命地逃跑。這同時有重傷、輕傷、未傷的人跑回去，敵人便以此在他的部隊和地區作活教材，使之為他們拚命和不敢支持我們，從十二月初以後，就很少抓到俘虜了……
史料寫出來，無疑，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如果把殺俘付諸形象就不好處理。
二、《紅西路軍史料》第四輯93頁有這樣的記述：
由於上幾著“棋”失算，我軍西進的企圖未能實現，就走進了死胡同，完全失掉戰爭的主動權，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敵人占領了高台，打了“龍頭”，扼住我西去的咽喉，氣焰更加囂張，立即回馬大舉進攻臨澤。在此生死關頭，二十二日下午，我十四師師長兼四十三團團長郭錫山藉口去看陣地，不一會兒，他的警衛員跑回來說：“不好了，不好了。”我問：“出了什麽事？”“郭錫山跑了！”“跑到哪裏去了？”“敵人那邊。”“你幹嗎不打死他？”在戰爭年代，警衛員是負有隨即處決叛徒的責任的。警衛員邊哭邊說：“我們走到前麵戰壕，距敵人很近，他說‘把你的盒子槍給我，打個遠目標’。我給了他槍，他頂上子彈對準我‘你跟不跟我走？’我問‘到哪裏去？’他指著敵人的陣地‘那邊’。我不去，他就一個人跑了。我讓放哨的戰士開槍，他們開了幾槍，沒有打著……”他懊喪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