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什麽不去賣報，以便能掙錢來自己照顧自己呢？”
“他不讓我去，他想讓我繼續在學校念書，並說當他快去世時，我就可以像他那樣去參加工作了。”
這和那些突然離開紐約返回故國的清國男人們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他們無情地丟棄自己的孩子和孩子們的母親，獨自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隻偶爾有幾個男人會帶上他喜愛的兒子一起回國。
對於那些被留棄在唐人街的小流浪兒們來說，隻有一個希望，那就是他們哪天被某些機構設下的法網所捕獲。然後，他們就可以從那裏開始新生活，人們會教育他們“人類犯罪的傾向並非與生俱來”，並且，他們將會在那裏獲得麵對人生向上奮鬥的力量和勇氣。
再版後記
我出生的城市內江地處四川盆地。沱江為長江支流，像一條蜿蜒的玉帶，環抱著這個川中小城。李白詩讚為“青山橫北郭，綠水繞東城。”我家伯父鄭拾風少年出川，參加抗戰，當過《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後定居上海。他返鄉探親時，總要為我帶回幾期《兒童時代》雜誌。撲麵而來的書香，聞所未聞的故事，送來大上海那遙遠而神秘的氣息。拾風伯父還喜歡拉著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詩人李之儀的詞：“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受他的影響，我對上海也有了一種天然的情感。
近年來，我多次行走滬上。坐在金茂大廈的頂樓喝茶，外灘夢幻般的景象，總讓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覺到《帝國的回憶》原版在反映中國社會演變的方麵，似乎缺了上海這個主角。上海是牽引中國脫離封建帝製社會的火車頭。上海的變遷，不僅牽動整個長江流域，而且對於全中國的改變，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進修的機會，對《紐約時報》報導上海的電稿，有意識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個時間斷麵，組成一個專題序列，編入新版，供讀者觀察、剖析。
驅使我編纂《帝國的回憶》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長的城市與清末那段歷史有很深的牽連。內江地處成渝鐵路中段，是辛亥年間四川保路同誌會鬥爭最尖銳的地區。1911年8月，革命黨人會聚內江，召開了著名的“羅泉井會議”，共商起義大計。9月，他們把暴動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稱的“水電報”，召集各路英雄會攻成都。朝廷震動，急調“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湖北新軍精銳進川鎮壓，致使漢口兵力空虛，造成調虎離山之勢，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端方行軍入川後，也在內江境內被刺死。如果說武昌首義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卻開在內江。這一點也獲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內江還是黃花崗烈士、民國大將軍喻培倫的家鄉。喻培倫19歲離開內江，東渡日本留學，是革命黨中最有名的“爆破大王”。1911年4月27日，喻培倫參加廣州起義。他在胸前掛滿炸彈，率先衝進總督衙門，炸死、炸傷清兵無數。他為建立民權的中國流完了最後的血。民國政府為紀念他建立的“喻大將軍祠”，就坐落在我幼時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無數次懷著敬肅的心情走過將軍祠堂，對這位精忠報國的鄉黨充滿敬佩。那些做出驚天大事改變中國的人，常常不是什麽神仙皇帝，也不是裝模作樣的軍機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長，或一位怒髮衝冠的少年。
《帝國的回憶》自2001年由三聯書店首發後，獲得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同時也有各種建議和批評。該書於2002年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也獲得台灣學界的關注與評論。這次再版，我們吸收和採納了各方麵的意見，力求改進。為此，新版參考台灣版注釋內容，對舊版進行了修訂與補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學歷史係王曉秋教授的意見，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動的電稿。再者，追補了一篇記敘“大秦景教碑”的特稿。為核實細節，我還專程訪問了西安碑林。駐足碑前，仍能強烈感受到貞觀年間那“盛唐巨光，景風東扇”的宏大氣象，禁不住為我漢家文化之輝煌壯美而感慨萬千。最後，原版關於李鴻章在紐約接受記者採訪的內容，針對部分讀者的疑惑，拷貝了《紐約時報》原始片斷影印刊出，供讀者研究。這次再版，共刪減舊版8篇電稿，新增11篇，同時與出版社編輯一起選配了更多圖片。這些照片和圖片主要選自與文章同時代的西方國家報刊，出自西方記者之手的景像和現場實錄，更增加了該書的歷史感。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碩大無比的“銷金鍋”。任何從外部世界傳來的東西，一倒進鍋裏，都會有化學蝕變發生。1000年前，基督教來到長安，變成了景教；1000年後，英語進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涇浜，而西式法院則變成了會審公廨，甚至連美國公使也變成了大清皇上的欽差。中華文明5000年薪火相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有大海一樣寬闊而包容的胸懷。這樣的特質，對於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無疑具有十分珍貴的價值。
借再版之機，謹向台灣遠流出版社的陳穗錚女士表示特別的感謝。陳女士治學嚴謹，為責任編輯期間，曾與我反覆討論、印證有關譯文和史實，令我深受教益。同時，向支持本書再版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周五一社長和張永副總編輯，向為本書撰寫書評的陳克艱、周振鶴等前輩，向特別推薦本書的《南方周末》等報刊和趙啟正、段永基、池莉、徐靜蕾、趙原、陳文茜（台灣）、葉國華（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另外，外交部同事蔣書婉女士參與了部分新增電文的翻譯，也一併致謝。
“他不讓我去，他想讓我繼續在學校念書，並說當他快去世時，我就可以像他那樣去參加工作了。”
這和那些突然離開紐約返回故國的清國男人們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他們無情地丟棄自己的孩子和孩子們的母親，獨自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隻偶爾有幾個男人會帶上他喜愛的兒子一起回國。
對於那些被留棄在唐人街的小流浪兒們來說，隻有一個希望，那就是他們哪天被某些機構設下的法網所捕獲。然後，他們就可以從那裏開始新生活，人們會教育他們“人類犯罪的傾向並非與生俱來”，並且，他們將會在那裏獲得麵對人生向上奮鬥的力量和勇氣。
再版後記
我出生的城市內江地處四川盆地。沱江為長江支流，像一條蜿蜒的玉帶，環抱著這個川中小城。李白詩讚為“青山橫北郭，綠水繞東城。”我家伯父鄭拾風少年出川，參加抗戰，當過《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後定居上海。他返鄉探親時，總要為我帶回幾期《兒童時代》雜誌。撲麵而來的書香，聞所未聞的故事，送來大上海那遙遠而神秘的氣息。拾風伯父還喜歡拉著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詩人李之儀的詞：“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受他的影響，我對上海也有了一種天然的情感。
近年來，我多次行走滬上。坐在金茂大廈的頂樓喝茶，外灘夢幻般的景象，總讓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覺到《帝國的回憶》原版在反映中國社會演變的方麵，似乎缺了上海這個主角。上海是牽引中國脫離封建帝製社會的火車頭。上海的變遷，不僅牽動整個長江流域，而且對於全中國的改變，都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進修的機會，對《紐約時報》報導上海的電稿，有意識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個時間斷麵，組成一個專題序列，編入新版，供讀者觀察、剖析。
驅使我編纂《帝國的回憶》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長的城市與清末那段歷史有很深的牽連。內江地處成渝鐵路中段，是辛亥年間四川保路同誌會鬥爭最尖銳的地區。1911年8月，革命黨人會聚內江，召開了著名的“羅泉井會議”，共商起義大計。9月，他們把暴動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稱的“水電報”，召集各路英雄會攻成都。朝廷震動，急調“督辦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領湖北新軍精銳進川鎮壓，致使漢口兵力空虛，造成調虎離山之勢，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端方行軍入川後，也在內江境內被刺死。如果說武昌首義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卻開在內江。這一點也獲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內江還是黃花崗烈士、民國大將軍喻培倫的家鄉。喻培倫19歲離開內江，東渡日本留學，是革命黨中最有名的“爆破大王”。1911年4月27日，喻培倫參加廣州起義。他在胸前掛滿炸彈，率先衝進總督衙門，炸死、炸傷清兵無數。他為建立民權的中國流完了最後的血。民國政府為紀念他建立的“喻大將軍祠”，就坐落在我幼時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無數次懷著敬肅的心情走過將軍祠堂，對這位精忠報國的鄉黨充滿敬佩。那些做出驚天大事改變中國的人，常常不是什麽神仙皇帝，也不是裝模作樣的軍機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長，或一位怒髮衝冠的少年。
《帝國的回憶》自2001年由三聯書店首發後，獲得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同時也有各種建議和批評。該書於2002年由台灣遠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也獲得台灣學界的關注與評論。這次再版，我們吸收和採納了各方麵的意見，力求改進。為此，新版參考台灣版注釋內容，對舊版進行了修訂與補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學歷史係王曉秋教授的意見，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動的電稿。再者，追補了一篇記敘“大秦景教碑”的特稿。為核實細節，我還專程訪問了西安碑林。駐足碑前，仍能強烈感受到貞觀年間那“盛唐巨光，景風東扇”的宏大氣象，禁不住為我漢家文化之輝煌壯美而感慨萬千。最後，原版關於李鴻章在紐約接受記者採訪的內容，針對部分讀者的疑惑，拷貝了《紐約時報》原始片斷影印刊出，供讀者研究。這次再版，共刪減舊版8篇電稿，新增11篇，同時與出版社編輯一起選配了更多圖片。這些照片和圖片主要選自與文章同時代的西方國家報刊，出自西方記者之手的景像和現場實錄，更增加了該書的歷史感。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碩大無比的“銷金鍋”。任何從外部世界傳來的東西，一倒進鍋裏，都會有化學蝕變發生。1000年前，基督教來到長安，變成了景教；1000年後，英語進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涇浜，而西式法院則變成了會審公廨，甚至連美國公使也變成了大清皇上的欽差。中華文明5000年薪火相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有大海一樣寬闊而包容的胸懷。這樣的特質，對於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無疑具有十分珍貴的價值。
借再版之機，謹向台灣遠流出版社的陳穗錚女士表示特別的感謝。陳女士治學嚴謹，為責任編輯期間，曾與我反覆討論、印證有關譯文和史實，令我深受教益。同時，向支持本書再版的當代中國出版社周五一社長和張永副總編輯，向為本書撰寫書評的陳克艱、周振鶴等前輩，向特別推薦本書的《南方周末》等報刊和趙啟正、段永基、池莉、徐靜蕾、趙原、陳文茜（台灣）、葉國華（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誠摯的謝意！另外，外交部同事蔣書婉女士參與了部分新增電文的翻譯，也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