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法也削弱了美國的“硬力量”，因為同國內情況相比，我們在海外也不可能更強大。政府實行的兩類重要的減稅政策，每一項將價值幾千億美元，它極不相稱地使美國最富裕的家庭受益----由於債務膨脹，政府曾在十多年中努力重建財政紀律，但上述作法使這一方向發生了改變。在2001年初，計劃的十年預算盈餘超過5萬億美元。但在減稅、經濟蕭條和未預料的軍事支出增長的衝擊下，2003年的十年預算計劃卻是近5萬億美元的赤字，幾乎是9萬億美元的變動，這還沒有把繼續占領伊拉克每月40億美元的成本計算在內。自越南戰爭以來，沒有一屆美國政府做出同時追求“大炮加黃油”的錯誤決策，也沒有哪屆政府在危機時期這樣不徵求美國人的意見。
盡管創紀錄的低利率刺激了建築業和居民住房信貸的繁榮，但普通美國人能夠感覺到這個問題。自柯林頓政府的繁榮時期以來，失業率持續穩步攀升。自2001年1月起，失去了260萬個工作崗位，2003年7月，總體失業率達到6.4%，由於公司努力降低支出以保持利潤，失業以衝擊到美國的白領和中產階級。某些領域的失業率甚至更高：少數民族的2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13.0%；年輕成年人為10.3%；非洲裔美國男性為11.1%。若把那些已經完全退出勞動大軍，或者若有工作機會願意工作的人計算在內，實際失業率可能已經達到10%或者更高。特別是州與地方政府倍受打擊，因為經濟衰退使其收入減少，甚至聯邦政府也在考慮削減很多項目相應的份額。由於全國各州和城市都麵臨著平衡收支的問題，人們越來越明白，削減預算要麽導致服務減少、失業增加，要麽用增加州和地方稅收來彌補。
反恐戰爭極大地增加了我們所麵對的危險。從短期來看，國土安全部資金不足，在防止和回擊恐怖主義方麵，沒有配備必要的資源以確定輕重緩急、化解國內巨大的危險。而且，每一項完全由聯邦資助的國內項目也受到影響，除了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完善外，還包括教育、醫療、退休保障等，這些對未來保持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
要減少我們安全和繁榮所麵臨的這些危險，需要的不是誇誇其談，而是更清晰的思想。我們需要清晰地審視自我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把這種視野貫穿到我們的政策中。簡而論之，對於21世紀，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戰略，一個更廣泛、更全麵、更少單邊主義傾向的對外政策，並且與對健康的國內經濟和財政紀律的更多關注結合起來。
在《2002年度國家安全戰略》中，布希政府提出的先發製人戰略不過是一個為入侵伊拉克提供藉口的戰略。在國內，供給方麵的古老原則----為富人減稅以形成涓滴效應的經濟學---曾經是一種常規政策。現在，美國應回歸到那些能夠確保空前繁榮與穩定的基本概念，而且，應按照能更好地服務於當前需要的新戰略進行調整。
在這些基本基本原則中，首先應該是“包容性”，美國代表著人類尊嚴的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發展，這一思想已穩固地擴展至歐洲，並傳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區。我們正改變著他人的信仰，推行我們的價值觀，向海外提供援助，鼓勵新任領導人訪問美國並把他們的體驗帶回去。在冷戰時期，我們謹慎的穿透鐵幕，影響那裏的人民。當冷戰結束後，我們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民主製度的擴展。我們應當在全球尋找盟國與朋友。
第二，我們應當著手強化和利用國際機構，首先從聯合國和北約開始。這些機構能為美國外交提供至關重要的支持，可以與其它國家共同承擔重擔和風險，否則，我們隻能單獨承受。特別的聯合國，它能為美國的意圖和行動提供合法性。盡管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際法並不重要，但在國際事務中卻意義非凡。聯合國和北約都需要改進，尤其是聯合國，但是，這些改革隻有通過美國的建設性領導才能實現，因為我們是唯一超級大國，擁有改革的資源和動機。
最後，必須按照正確的構想，把武裝力量納入到我們的總體戰略之中。應當保證我們的武裝力量能夠對任何潛在敵人保持優勢。必須繼續保持軍隊的現代化，以便應付可預見的突發事件，包括可能先發製人地打擊任何對美國的威脅。但是，武力必須僅僅作為最後手段來使用，而且如有可能，還應採取多邊方式進行。
根據上述三條原則，我們應該修補跨大西洋的關係。當美國和歐洲站在一起時，他們擁有全世界大約一半的gdp，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占三個席位。它們是政治和文化上最能與美國結成聯盟的國家。在每個國家中，我們都是主要的投資者。我們應當拋棄19世紀英國人的觀點，即認為沒有永久的朋友，隻有永久利益。在西方，我們必須擁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國，然後努力確保我們利益達成一致。
如果把跨大西洋聯盟作為基礎，那麽，我們就應努力解決自身安全麵臨的挑戰----北韓和伊朗的核計劃，還有基地組織和其它恐怖集團的不斷威脅。我們應當同盟國一道，幫助解決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以及中東內部的爭議，它們足以引發致命的衝突。我們還應通過聯合國施壓並且提供援助，以緩解非洲正在發生的衝突。
在提出援助計劃之後，美國需要動員眾多的資源，承擔核心任務。美國需要一個內閣級別或者準內閣級別的機構，負責發展計劃、程序和人員構成，以協助海外政治、經濟領域的發展。我們可稱之為“國際發展部”。通過單一的、負有重要責任的部門，我們把人道主義和促進發展的各項努力集中起來，這將有助於我們對緩解剝削、痛苦、種族衝突和貧窮保持同樣的關注，我們能夠籍此來解決戰爭問題。我們需要進行認真研究和開展實驗性工作，提供科技、戰略、組織，培訓人員並派往不成熟的國家，同我們的盟國和朋友一起工作，促進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滿足人民大眾的需要，減少產生恐怖主義和各種衝突的根源。
盡管創紀錄的低利率刺激了建築業和居民住房信貸的繁榮，但普通美國人能夠感覺到這個問題。自柯林頓政府的繁榮時期以來，失業率持續穩步攀升。自2001年1月起，失去了260萬個工作崗位，2003年7月，總體失業率達到6.4%，由於公司努力降低支出以保持利潤，失業以衝擊到美國的白領和中產階級。某些領域的失業率甚至更高：少數民族的2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13.0%；年輕成年人為10.3%；非洲裔美國男性為11.1%。若把那些已經完全退出勞動大軍，或者若有工作機會願意工作的人計算在內，實際失業率可能已經達到10%或者更高。特別是州與地方政府倍受打擊，因為經濟衰退使其收入減少，甚至聯邦政府也在考慮削減很多項目相應的份額。由於全國各州和城市都麵臨著平衡收支的問題，人們越來越明白，削減預算要麽導致服務減少、失業增加，要麽用增加州和地方稅收來彌補。
反恐戰爭極大地增加了我們所麵對的危險。從短期來看，國土安全部資金不足，在防止和回擊恐怖主義方麵，沒有配備必要的資源以確定輕重緩急、化解國內巨大的危險。而且，每一項完全由聯邦資助的國內項目也受到影響，除了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完善外，還包括教育、醫療、退休保障等，這些對未來保持美國的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
要減少我們安全和繁榮所麵臨的這些危險，需要的不是誇誇其談，而是更清晰的思想。我們需要清晰地審視自我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把這種視野貫穿到我們的政策中。簡而論之，對於21世紀，美國需要一個新的戰略，一個更廣泛、更全麵、更少單邊主義傾向的對外政策，並且與對健康的國內經濟和財政紀律的更多關注結合起來。
在《2002年度國家安全戰略》中，布希政府提出的先發製人戰略不過是一個為入侵伊拉克提供藉口的戰略。在國內，供給方麵的古老原則----為富人減稅以形成涓滴效應的經濟學---曾經是一種常規政策。現在，美國應回歸到那些能夠確保空前繁榮與穩定的基本概念，而且，應按照能更好地服務於當前需要的新戰略進行調整。
在這些基本基本原則中，首先應該是“包容性”，美國代表著人類尊嚴的價值和個人價值的發展，這一思想已穩固地擴展至歐洲，並傳播到世界大部分地區。我們正改變著他人的信仰，推行我們的價值觀，向海外提供援助，鼓勵新任領導人訪問美國並把他們的體驗帶回去。在冷戰時期，我們謹慎的穿透鐵幕，影響那裏的人民。當冷戰結束後，我們努力支持世界各地民主製度的擴展。我們應當在全球尋找盟國與朋友。
第二，我們應當著手強化和利用國際機構，首先從聯合國和北約開始。這些機構能為美國外交提供至關重要的支持，可以與其它國家共同承擔重擔和風險，否則，我們隻能單獨承受。特別的聯合國，它能為美國的意圖和行動提供合法性。盡管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際法並不重要，但在國際事務中卻意義非凡。聯合國和北約都需要改進，尤其是聯合國，但是，這些改革隻有通過美國的建設性領導才能實現，因為我們是唯一超級大國，擁有改革的資源和動機。
最後，必須按照正確的構想，把武裝力量納入到我們的總體戰略之中。應當保證我們的武裝力量能夠對任何潛在敵人保持優勢。必須繼續保持軍隊的現代化，以便應付可預見的突發事件，包括可能先發製人地打擊任何對美國的威脅。但是，武力必須僅僅作為最後手段來使用，而且如有可能，還應採取多邊方式進行。
根據上述三條原則，我們應該修補跨大西洋的關係。當美國和歐洲站在一起時，他們擁有全世界大約一半的gdp，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占三個席位。它們是政治和文化上最能與美國結成聯盟的國家。在每個國家中，我們都是主要的投資者。我們應當拋棄19世紀英國人的觀點，即認為沒有永久的朋友，隻有永久利益。在西方，我們必須擁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國，然後努力確保我們利益達成一致。
如果把跨大西洋聯盟作為基礎，那麽，我們就應努力解決自身安全麵臨的挑戰----北韓和伊朗的核計劃，還有基地組織和其它恐怖集團的不斷威脅。我們應當同盟國一道，幫助解決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間以及中東內部的爭議，它們足以引發致命的衝突。我們還應通過聯合國施壓並且提供援助，以緩解非洲正在發生的衝突。
在提出援助計劃之後，美國需要動員眾多的資源，承擔核心任務。美國需要一個內閣級別或者準內閣級別的機構，負責發展計劃、程序和人員構成，以協助海外政治、經濟領域的發展。我們可稱之為“國際發展部”。通過單一的、負有重要責任的部門，我們把人道主義和促進發展的各項努力集中起來，這將有助於我們對緩解剝削、痛苦、種族衝突和貧窮保持同樣的關注，我們能夠籍此來解決戰爭問題。我們需要進行認真研究和開展實驗性工作，提供科技、戰略、組織，培訓人員並派往不成熟的國家，同我們的盟國和朋友一起工作，促進這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滿足人民大眾的需要，減少產生恐怖主義和各種衝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