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軍事上的可行性也是一個問題。雖然伊朗會構成挑戰，它有七千萬人口，比伊拉克大得多，然而，要解決這些國家的常規武裝部隊，我們也許毫不費力。但是，我們進駐這些國家後又會發生什麽呢？戰後計劃是什麽呢？我們將如何管理和發展這些國家，為什麽會認為，與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西岸相比，我們在這裏能更好地防範恐怖分子活動呢？
1982年6月，以色列人在幾天之內就一路攻入貝魯特，但是最終陷於失敗，隨後是持續了18年的撤軍。我們已經設法解決了索馬利亞問題，但感覺並不令人愉快，在城市中，婦女、兒童和非正規武裝在戰鬥著，這讓人苦不堪言、舉步維艱。
如果我們想打擊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為什麽不先到聯合國，提交打擊基地組織的證據，並建立審判國際恐怖主義的特別法庭呢？為什麽不形成決議，它將使我們的反恐行動獲得國際法效力，使我們獲得反對任何可能支持恐怖分子國家的重要手段，然後，利用國際法並提供證據，支持我們的想法，說服有細微分歧的歐洲參與進來，並且，繼續保持與伊朗和其它國家公開的貿易往來呢？
那天下午，帶著深深的憂慮，我離開了五角大樓。我希望那位參謀弄錯了，或者政府會恢復理性。
2001年秋天，打擊伊拉克的軍事計劃顯然已在策劃之中，它與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政治傾向是完全一致的。到12月末，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已接受任務，要求“以一兩句話闡明我們打擊伊拉克最有力的論據”，為總統的國情谘文做好準備。而在總統發表了2002年度國情谘文後，政策便已牢牢地鎖定了。
總統說，“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阻止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威脅美國，或者我們的朋友和盟國。在9.11之後，其中一些國家非常老實，但是，他們的本性我們是清楚的。”總統也粗略地提到了北韓和伊朗，但是，嚴厲的指責是針對伊拉克的，按照總統的措辭，伊拉克繼續“炫耀其對美國的敵視，並且支持恐怖主義……密謀發展炭疽、神經毒劑和核武器……而且，曾使用毒氣殺害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平民……同意國際核查人員入境……後來，又將核查人員驅逐出境……它是一個對文明世界有所隱瞞的政權。”總統繼續說，“這樣的國家和它們的恐怖分子同夥，組成了一個邪惡的軸心，以武力威脅世界和平。他們可以把這些武器提供給恐怖分子……我不會袖手旁觀……美國將不會允許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權利用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來威脅我們。”
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將攻打伊拉克。
總統國情谘文的話語言簡意賅、咄咄逼人。布希總統所謂的“邪惡軸心”，伊拉克、伊朗和北韓之間並無明顯的聯繫，除了懷疑他們都有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運載手段的野心。伊拉克與伊朗仍然不合，技術上講，在他們之間的戰鬥已結束十多年後，仍然處於戰爭狀態。人們相信，北韓事實上會把它的軍事技術賣給任何買主，但是，它與伊拉克和伊朗之間都沒有供貨安排。盡管所有這些國家均一度把恐怖襲擊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之一，但是，隻有伊朗通過黎巴嫩真主黨擁有積極、有效的恐怖組織網絡。當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近期，伊朗與薩達姆政權以及基地組織有任何聯繫。所有聯繫似乎都是純粹理論上的，是一種最壞情況下的假設而已。
實際上，在核擴散問題上，與伊拉克相比，伊朗和北韓的威脅更大。幾年來，在俄羅斯的援助下，伊朗以和平的核能計劃為掩護，一直在積極尋求核武器。隨後，布希政府披露了一些信息，它們在授權使用武力打擊伊拉克的國會決議通過之前一直是保密的。其實，政府早已獲悉，北韓一直在積極從事一項新的鈾濃縮計劃，即使不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框架協定所要求封存的廢燃料棒進行提煉，最終，該計劃也會為北韓提供生產核武器所必須的裂變材料。
總統使用“邪惡”一詞也令許多歐洲人感到困惑。充其量，它使人們想起了前總統羅納德·裏根對蘇聯“邪惡帝國”的形容，在當時，這個詞引起了歐洲的關注。居住在同一大洲上的歐洲人信奉實用的、而非意識形態的觀點，他們尋求國家的生存、民主與繁榮。在極端的情況下，“邪惡軸心”的標籤似乎預示著一場反對君主製國家的宗教戰爭，這不僅會損害國際商業，而且，在擁有大量伊斯蘭民眾的歐洲國家也會引發國內問題。
演講的邏輯與措辭都是一種曲解。國際社會努力在9.11和伊拉克之間製造聯繫，而在美國和全世界重要盟友之間大部分的高層對話中，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決心成為主要話題。
當前，在古巴關塔那摩，美國關押了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俘虜，這一行為加重人們對美國的擔憂。在美國的基地，一個舊的難民營被重新啟用，並且準備了小的戶外牢房，很快，這個難民營就被500多名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武裝人員塞滿了。這些人沒有獲得戰犯身份，他們接受審訊以獲得相關信息。隨後，似乎可能被設立的“軍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來審判，後者或許會為被告提供權利，從而削弱了反恐戰爭力度。由於武裝人員來自不同國家，甚至包括美國的幾個盟國，國外的公開抗議此起彼伏。而且，拘禁政策本身不斷占用著美國稀缺的軍事警察部隊。
1982年6月，以色列人在幾天之內就一路攻入貝魯特，但是最終陷於失敗，隨後是持續了18年的撤軍。我們已經設法解決了索馬利亞問題，但感覺並不令人愉快，在城市中，婦女、兒童和非正規武裝在戰鬥著，這讓人苦不堪言、舉步維艱。
如果我們想打擊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為什麽不先到聯合國，提交打擊基地組織的證據，並建立審判國際恐怖主義的特別法庭呢？為什麽不形成決議，它將使我們的反恐行動獲得國際法效力，使我們獲得反對任何可能支持恐怖分子國家的重要手段，然後，利用國際法並提供證據，支持我們的想法，說服有細微分歧的歐洲參與進來，並且，繼續保持與伊朗和其它國家公開的貿易往來呢？
那天下午，帶著深深的憂慮，我離開了五角大樓。我希望那位參謀弄錯了，或者政府會恢復理性。
2001年秋天，打擊伊拉克的軍事計劃顯然已在策劃之中，它與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政治傾向是完全一致的。到12月末，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已接受任務，要求“以一兩句話闡明我們打擊伊拉克最有力的論據”，為總統的國情谘文做好準備。而在總統發表了2002年度國情谘文後，政策便已牢牢地鎖定了。
總統說，“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阻止那些支持恐怖主義的政權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威脅美國，或者我們的朋友和盟國。在9.11之後，其中一些國家非常老實，但是，他們的本性我們是清楚的。”總統也粗略地提到了北韓和伊朗，但是，嚴厲的指責是針對伊拉克的，按照總統的措辭，伊拉克繼續“炫耀其對美國的敵視，並且支持恐怖主義……密謀發展炭疽、神經毒劑和核武器……而且，曾使用毒氣殺害了成千上萬的本國平民……同意國際核查人員入境……後來，又將核查人員驅逐出境……它是一個對文明世界有所隱瞞的政權。”總統繼續說，“這樣的國家和它們的恐怖分子同夥，組成了一個邪惡的軸心，以武力威脅世界和平。他們可以把這些武器提供給恐怖分子……我不會袖手旁觀……美國將不會允許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權利用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來威脅我們。”
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將攻打伊拉克。
總統國情谘文的話語言簡意賅、咄咄逼人。布希總統所謂的“邪惡軸心”，伊拉克、伊朗和北韓之間並無明顯的聯繫，除了懷疑他們都有獲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運載手段的野心。伊拉克與伊朗仍然不合，技術上講，在他們之間的戰鬥已結束十多年後，仍然處於戰爭狀態。人們相信，北韓事實上會把它的軍事技術賣給任何買主，但是，它與伊拉克和伊朗之間都沒有供貨安排。盡管所有這些國家均一度把恐怖襲擊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之一，但是，隻有伊朗通過黎巴嫩真主黨擁有積極、有效的恐怖組織網絡。當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近期，伊朗與薩達姆政權以及基地組織有任何聯繫。所有聯繫似乎都是純粹理論上的，是一種最壞情況下的假設而已。
實際上，在核擴散問題上，與伊拉克相比，伊朗和北韓的威脅更大。幾年來，在俄羅斯的援助下，伊朗以和平的核能計劃為掩護，一直在積極尋求核武器。隨後，布希政府披露了一些信息，它們在授權使用武力打擊伊拉克的國會決議通過之前一直是保密的。其實，政府早已獲悉，北韓一直在積極從事一項新的鈾濃縮計劃，即使不對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框架協定所要求封存的廢燃料棒進行提煉，最終，該計劃也會為北韓提供生產核武器所必須的裂變材料。
總統使用“邪惡”一詞也令許多歐洲人感到困惑。充其量，它使人們想起了前總統羅納德·裏根對蘇聯“邪惡帝國”的形容，在當時，這個詞引起了歐洲的關注。居住在同一大洲上的歐洲人信奉實用的、而非意識形態的觀點，他們尋求國家的生存、民主與繁榮。在極端的情況下，“邪惡軸心”的標籤似乎預示著一場反對君主製國家的宗教戰爭，這不僅會損害國際商業，而且，在擁有大量伊斯蘭民眾的歐洲國家也會引發國內問題。
演講的邏輯與措辭都是一種曲解。國際社會努力在9.11和伊拉克之間製造聯繫，而在美國和全世界重要盟友之間大部分的高層對話中，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決心成為主要話題。
當前，在古巴關塔那摩，美國關押了基地組織和塔利班的俘虜，這一行為加重人們對美國的擔憂。在美國的基地，一個舊的難民營被重新啟用，並且準備了小的戶外牢房，很快，這個難民營就被500多名前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武裝人員塞滿了。這些人沒有獲得戰犯身份，他們接受審訊以獲得相關信息。隨後，似乎可能被設立的“軍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來審判，後者或許會為被告提供權利，從而削弱了反恐戰爭力度。由於武裝人員來自不同國家，甚至包括美國的幾個盟國，國外的公開抗議此起彼伏。而且，拘禁政策本身不斷占用著美國稀缺的軍事警察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