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星期三晚上，形勢業已明朗，納傑夫的局麵應該已經得到控製。太多的第3步兵師部隊已偏離了自己的使命，這也是有可能在巴格達出現的恐怖場景的一個預兆，城市戰是最糟糕的。封鎖線不是解決的辦法。
至於孤注一擲的伊拉克人，他們鹵莽的戰術無法取代堅強的部隊、有效的指揮控製係統和出色的領導能力。伊拉克人實際上無法阻止美國的推進，但是，他們可以讓美軍的推進更為艱難、付出更高的代價。無論是出於對薩達姆的恐懼，還是出於愛國主義精神，他們的抵抗延緩了美軍的進攻，造成美軍士兵的傷亡。
事先並未預料到，在進軍巴格達的路上會有如此強度的抵抗。自稱是流亡政府的伊拉克國民大會曾經信誓旦旦地預言，什葉派穆斯林將把美軍當作解放者來歡迎，一些人還說，美軍將不費一槍一彈就能抵達巴格達外圍。他們錯了。美軍指揮官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計劃：必須徹底全麵地考慮對戰場形勢的應對策略，部隊的任務和時間安排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美軍調整了地麵指揮官，由陸軍中將戴維.麥克科爾南指揮所有地麵部隊；海軍陸戰隊指揮官詹姆斯.肯維中將指揮第1海軍陸戰遠征部隊；斯科特.華萊士中將為第4軍指揮官。這類決策沒有慣例可循，這大概是見識廣博的職業判斷。其效果將通過部隊的勝利和蒙受的損失表現出來。在美軍中，這些指揮官有長達三十年以上的軍事經歷，此類任命是對其長期軍旅生涯的肯定。他們研究了武器、戰術和所領導的指戰員和敵人；他們精通軍事史；他們都擁有很高的軍銜；如果沒有選擇軍裝，他們本可以在政府或商界居於高位。他們正在“領會”大量的信息，同步的無線電通訊、現場報導、十幾個監視器的畫麵。他們能夠想像到前麵的戰役將如何展開。他們能夠權衡各種備選方案並做出正確選擇。技術是遠遠不夠的，正是這些身經百戰、富有能力的軍事領導人，還有其背後各個層麵數以千計的指揮員，賦予美國軍隊以超強的作戰能力。他們的奉獻、才幹和決斷將對戰役最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為保持部隊的重點和相互協同，美軍開展了諸多方麵的努力，其中之一是，華萊士中將為他的指揮和參謀人員辯解說：“正在跟我們作戰的敵人與我們在戰爭演習中的敵人是不同的。”這無意中被人聽到，媒體得知後公開了他的評論。由於媒體的介入，引發了一場小小的危機。
華萊士的評論除強調已由新聞界和評論員泄露的軍事行動時間表外，還強調了對軍隊部署日益增多的關注和批評。輿論宣傳猛烈轉向華萊士同華盛頓高級軍方人士及國防部官員的爭吵，新聞界曾得到保證，一切都是按計劃和時間表進行的。這是“友軍的火力”，是戰略層麵的自相殘殺，高級領導人正在努力，以確保伊拉克最終戰敗，並且在新聞戰中保持對伊拉克的壓力。他們的反應是強烈和及時的。
布希政府堅持認為一切正常。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裏查德.邁爾斯將軍說：“無論計劃多麽完美，在與敵人首次交火後，沒有一個計劃能倖存下來……但計劃是合理的，它正在實施過程之中，而且它是對頭的。”但是，行政當局的確認識到，需要向戰場派遣額外的部隊，總數約為10萬人，這一直是計劃的一部分。
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不僅為戰爭行為辯解，而且緊接著發表了另一篇講話：對敘利亞和伊朗提出警告，如果向伊拉克提供軍事物資，或者幹擾聯軍的軍事行動，這將被看作是“敵對行動”。
敘利亞和伊朗的幹涉成為聯軍的難題，這一問題在整個計劃製定過程中都值得認真考慮。對敘利亞人和伊朗人提出警告，要他們不要插手伊拉克戰爭，這是一個好辦法。我不禁注意到發出警告的最佳時機，強硬的聲明使媒體的關注從對戰爭的批評中轉移開來，我懷疑，拉姆斯菲爾德部長的評論是不是有意通過警告國外以擾亂國內的視線。當然，這無從證實。
但是，這提醒我們，戰爭時期的民主政治必須保持微妙的平衡，政治領導人必須承擔特殊的職責，在通過必要手段保護機密信息或處理外交事務時，不要濫用對民眾他們的信任，操縱國內輿論。因為在這種環境下，和平時期正常的相互協商、製衡的機製可能失效。與民眾對其政府的極度信賴相匹配，同樣，對於與民主政治息息相關的信息渠道、爭論甚至批評，也必須特別的關注。不同於古代的羅馬人，在戰爭時期，我們美國人沒有一種製度來停止民主政治，選舉出一個暫時的獨裁者，而且，至今尚未發現這樣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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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隊內部引發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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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也在美國軍隊內部引發了問題，因為五角大樓也許認為，華萊士已經失去了信心。此時此刻，陸軍領導層顯示了其勇氣，私下裏為華萊士的評論和卓越的領導能力辯護，危機很快平息了。但是，當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在簡報中直截了當地強調：“戰爭計劃是湯米.弗蘭克斯的戰爭計劃”時，這裏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在軍事行動中，文職政治領導人製定和形成計劃的權力和威信無關緊要，軍隊將負最終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麽軍方高級指揮官必須足夠地強硬，做到思路清晰，這是任何軍事行動中必須堅持的基本軍事要素。
至於孤注一擲的伊拉克人，他們鹵莽的戰術無法取代堅強的部隊、有效的指揮控製係統和出色的領導能力。伊拉克人實際上無法阻止美國的推進，但是，他們可以讓美軍的推進更為艱難、付出更高的代價。無論是出於對薩達姆的恐懼，還是出於愛國主義精神，他們的抵抗延緩了美軍的進攻，造成美軍士兵的傷亡。
事先並未預料到，在進軍巴格達的路上會有如此強度的抵抗。自稱是流亡政府的伊拉克國民大會曾經信誓旦旦地預言，什葉派穆斯林將把美軍當作解放者來歡迎，一些人還說，美軍將不費一槍一彈就能抵達巴格達外圍。他們錯了。美軍指揮官不得不調整自己的計劃：必須徹底全麵地考慮對戰場形勢的應對策略，部隊的任務和時間安排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
美軍調整了地麵指揮官，由陸軍中將戴維.麥克科爾南指揮所有地麵部隊；海軍陸戰隊指揮官詹姆斯.肯維中將指揮第1海軍陸戰遠征部隊；斯科特.華萊士中將為第4軍指揮官。這類決策沒有慣例可循，這大概是見識廣博的職業判斷。其效果將通過部隊的勝利和蒙受的損失表現出來。在美軍中，這些指揮官有長達三十年以上的軍事經歷，此類任命是對其長期軍旅生涯的肯定。他們研究了武器、戰術和所領導的指戰員和敵人；他們精通軍事史；他們都擁有很高的軍銜；如果沒有選擇軍裝，他們本可以在政府或商界居於高位。他們正在“領會”大量的信息，同步的無線電通訊、現場報導、十幾個監視器的畫麵。他們能夠想像到前麵的戰役將如何展開。他們能夠權衡各種備選方案並做出正確選擇。技術是遠遠不夠的，正是這些身經百戰、富有能力的軍事領導人，還有其背後各個層麵數以千計的指揮員，賦予美國軍隊以超強的作戰能力。他們的奉獻、才幹和決斷將對戰役最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為保持部隊的重點和相互協同，美軍開展了諸多方麵的努力，其中之一是，華萊士中將為他的指揮和參謀人員辯解說：“正在跟我們作戰的敵人與我們在戰爭演習中的敵人是不同的。”這無意中被人聽到，媒體得知後公開了他的評論。由於媒體的介入，引發了一場小小的危機。
華萊士的評論除強調已由新聞界和評論員泄露的軍事行動時間表外，還強調了對軍隊部署日益增多的關注和批評。輿論宣傳猛烈轉向華萊士同華盛頓高級軍方人士及國防部官員的爭吵，新聞界曾得到保證，一切都是按計劃和時間表進行的。這是“友軍的火力”，是戰略層麵的自相殘殺，高級領導人正在努力，以確保伊拉克最終戰敗，並且在新聞戰中保持對伊拉克的壓力。他們的反應是強烈和及時的。
布希政府堅持認為一切正常。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裏查德.邁爾斯將軍說：“無論計劃多麽完美，在與敵人首次交火後，沒有一個計劃能倖存下來……但計劃是合理的，它正在實施過程之中，而且它是對頭的。”但是，行政當局的確認識到，需要向戰場派遣額外的部隊，總數約為10萬人，這一直是計劃的一部分。
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不僅為戰爭行為辯解，而且緊接著發表了另一篇講話：對敘利亞和伊朗提出警告，如果向伊拉克提供軍事物資，或者幹擾聯軍的軍事行動，這將被看作是“敵對行動”。
敘利亞和伊朗的幹涉成為聯軍的難題，這一問題在整個計劃製定過程中都值得認真考慮。對敘利亞人和伊朗人提出警告，要他們不要插手伊拉克戰爭，這是一個好辦法。我不禁注意到發出警告的最佳時機，強硬的聲明使媒體的關注從對戰爭的批評中轉移開來，我懷疑，拉姆斯菲爾德部長的評論是不是有意通過警告國外以擾亂國內的視線。當然，這無從證實。
但是，這提醒我們，戰爭時期的民主政治必須保持微妙的平衡，政治領導人必須承擔特殊的職責，在通過必要手段保護機密信息或處理外交事務時，不要濫用對民眾他們的信任，操縱國內輿論。因為在這種環境下，和平時期正常的相互協商、製衡的機製可能失效。與民眾對其政府的極度信賴相匹配，同樣，對於與民主政治息息相關的信息渠道、爭論甚至批評，也必須特別的關注。不同於古代的羅馬人，在戰爭時期，我們美國人沒有一種製度來停止民主政治，選舉出一個暫時的獨裁者，而且，至今尚未發現這樣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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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隊內部引發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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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也在美國軍隊內部引發了問題，因為五角大樓也許認為，華萊士已經失去了信心。此時此刻，陸軍領導層顯示了其勇氣，私下裏為華萊士的評論和卓越的領導能力辯護，危機很快平息了。但是，當拉姆斯菲爾德部長在簡報中直截了當地強調：“戰爭計劃是湯米.弗蘭克斯的戰爭計劃”時，這裏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即在軍事行動中，文職政治領導人製定和形成計劃的權力和威信無關緊要，軍隊將負最終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麽軍方高級指揮官必須足夠地強硬，做到思路清晰，這是任何軍事行動中必須堅持的基本軍事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