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成功後，以宗教領袖取代國王，以神權製代替世俗製，從歷史發展角度上講，無疑是一種社會政治製度的倒退，談不上任何先進性，但革命卻贏得了民眾的熱烈擁護，直到現在，大多數民眾仍然擁護宗教神權統治。這是伊朗宗教政權與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最大不同。由此可見，民意不能代表民心，民心也不能代表真理，大多數群眾的意見不一定是對的。但是，既然伊朗人民選擇了宗教神權製度，世界人民就應當尊重他們的選擇。列寧說，“用棍子不能把民眾趕入天堂”，任何國家企圖從外部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伊朗現政權的行為，都應當受到譴責，也是很難得逞的，因為在*政權的背後，是難以征服的廣大伊朗民眾。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用戰爭手段有時並不一定能夠解決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外交，以及其他各種手段爭取人心。戰爭是迅猛的、短暫的，爭取人心的工作是春風化雨的、長期的。就伊朗問題而言，不管美國如何仇視這個宗教政權，但企圖用戰爭這種野蠻粗暴的方法，一下子解決世界上最棘手的人心民意問題，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伊朗不是伊拉克，宗教領導人不是薩達姆，伊朗人民也不是伊拉克人民，如果美國企圖用伊拉克模式，夢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問題，實現戰爭目的，那麽美軍在伊朗的前途註定是危險的，伊朗必將成為美國第二個越南夢魘。
選擇是一個哲學問題，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結果，選擇的過程中可以修正方案，但無法重來，因為時間無法逆流。三種戰爭模式，慎重者選擇利比亞模式，穩健者選擇科索沃模式，激進者選擇伊拉克模式，視美國霸權需要、資產階級內部爭吵的結果以及總統政治感情的好惡而定。由於美國占據絕對優勢，戰爭準備過程中，美國需要多手準備，更要重點準備，一旦定下戰爭模式，就要腳踏實地完成戰爭準備，不能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原因，腳踩兩隻船、三隻船。就有利於達成戰爭目的而言，毫無疑問，美國戰爭準備的基點應當是科索沃戰爭模式。
三、說服自己
全球化時代，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信息網絡空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掌握著世界輿論的話語權，傳播著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在全世界構建了一個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思想框架。這個思想框架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愛、*、繁榮。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框架，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即使在西方國家，也隻有20%的人能夠享受，因為他們是富人，占有80%的國家財富，而其他80%的人，隻占有20%的國家財富，他們隻能披著這個思想框架華麗的外衣，而不能享受其實質的好處。可悲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民眾，總以為西方國家是天堂，把20%的人能夠享受到的美事，當作是全體民眾都享受的美事。
在這個思想框架下，美國儼然以道德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動輒對他國事務說三道四、指手劃腳，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甘心俯首順耳，聆聽教誨，而是選擇與美國進行對抗，首先他要麵對的並不是美國這個國家，而是不利於己的這個思想框架，在沒有更好的思維框架之前，這個思想框架限製了一般民眾思考的方向和深度。但世界總是要進步的，西方世界一手打造的世界輿論標準，也遭到了世界上智者的懷疑和質問，包括美國人民自身。
有一種政治度量，叫做民眾主導政府度。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政府為所欲為，*專製，視民眾為無物。這種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為零。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政府過於鬆散，易受民眾輿論左右，動輒領導人引咎辭職。這種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為1，日本就是這樣的國家。由於頻繁的政府更迭，日本事實上沒有政府，在此慎重建議世界各國不要和日本政府打交道，因為你今天接見的總理，明天就可能下台，他所做出的承諾，基本上是沒有用的廢話。除此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介於零和1之間，隻不過有的國家左偏向零，有的國家右偏向1。
美國是一個民眾主導政府度右偏向1的國家。從美國歷史看，在重大問題上，民眾對政府有很強的影響力。美國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民眾的輿論影響著政府的戰爭決策，沒有民眾的贊同，統治者很難發動一場戰爭，即使出於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發動了戰爭，但民眾總有力量製止它，迫使政府退出戰爭。二戰後的韓戰、越南戰爭，美國之所以灰溜溜地停戰，就是民眾力量爆發的結果。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剛剛發起的時候，美國民眾都是支持的。阿富汗戰爭，由於進行得不盡如人意，美國國內現在出現了響亮的反戰聲音，已經影響到了政府的戰爭決策，可以預見，如果阿富汗戰爭戰況繼續惡化的話，美國無疑會選擇某種形式的退出。
在戰爭決策問題上，美國政府往往處於“國家道德”與“民眾利益”交織的困境之中。一方麵，美國構建了世界思想框架，它以美國的價值觀為依據，在全世界營造出一種西方主導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極大影響了世界人民的思考方向，由於潛意識的作用，這種思考方向使世界民眾在無意識中傾向於支持美國政府；另一方麵，與美國政府的“美好理想”相對，美國民眾是極其現實的，他們眼裏隻有錢，在美國國內輿論中，民眾往往以利益為判斷依據，根據利益得失決定自己對戰爭的態度。這樣就導致出現了一種可笑的局麵，即在戰爭事務上，好戰的美國政府往往以自由*的名義輕易說服了全世界，要求進行戰爭，但在利益麵前，卻往往不能說服本國民眾，是美國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經常對美國政府說“不”。在四場局部戰爭中，人們常常會發現，反戰示威最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拉克、南聯盟、喀布爾，而是出現在紐約街頭。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用戰爭手段有時並不一定能夠解決政治問題，政治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外交，以及其他各種手段爭取人心。戰爭是迅猛的、短暫的，爭取人心的工作是春風化雨的、長期的。就伊朗問題而言，不管美國如何仇視這個宗教政權，但企圖用戰爭這種野蠻粗暴的方法，一下子解決世界上最棘手的人心民意問題，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伊朗不是伊拉克，宗教領導人不是薩達姆，伊朗人民也不是伊拉克人民，如果美國企圖用伊拉克模式，夢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朗問題，實現戰爭目的，那麽美軍在伊朗的前途註定是危險的，伊朗必將成為美國第二個越南夢魘。
選擇是一個哲學問題，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結果，選擇的過程中可以修正方案，但無法重來，因為時間無法逆流。三種戰爭模式，慎重者選擇利比亞模式，穩健者選擇科索沃模式，激進者選擇伊拉克模式，視美國霸權需要、資產階級內部爭吵的結果以及總統政治感情的好惡而定。由於美國占據絕對優勢，戰爭準備過程中，美國需要多手準備，更要重點準備，一旦定下戰爭模式，就要腳踏實地完成戰爭準備，不能由於國際國內政治原因，腳踩兩隻船、三隻船。就有利於達成戰爭目的而言，毫無疑問，美國戰爭準備的基點應當是科索沃戰爭模式。
三、說服自己
全球化時代，無論在傳統媒體還是信息網絡空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掌握著世界輿論的話語權，傳播著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在全世界構建了一個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思想框架。這個思想框架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愛、*、繁榮。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框架，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即使在西方國家，也隻有20%的人能夠享受，因為他們是富人，占有80%的國家財富，而其他80%的人，隻占有20%的國家財富，他們隻能披著這個思想框架華麗的外衣，而不能享受其實質的好處。可悲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民眾，總以為西方國家是天堂，把20%的人能夠享受到的美事，當作是全體民眾都享受的美事。
在這個思想框架下，美國儼然以道德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動輒對他國事務說三道四、指手劃腳，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甘心俯首順耳，聆聽教誨，而是選擇與美國進行對抗，首先他要麵對的並不是美國這個國家，而是不利於己的這個思想框架，在沒有更好的思維框架之前，這個思想框架限製了一般民眾思考的方向和深度。但世界總是要進步的，西方世界一手打造的世界輿論標準，也遭到了世界上智者的懷疑和質問，包括美國人民自身。
有一種政治度量，叫做民眾主導政府度。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政府為所欲為，*專製，視民眾為無物。這種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為零。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政府過於鬆散，易受民眾輿論左右，動輒領導人引咎辭職。這種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為1，日本就是這樣的國家。由於頻繁的政府更迭，日本事實上沒有政府，在此慎重建議世界各國不要和日本政府打交道，因為你今天接見的總理，明天就可能下台，他所做出的承諾，基本上是沒有用的廢話。除此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民眾主導政府度介於零和1之間，隻不過有的國家左偏向零，有的國家右偏向1。
美國是一個民眾主導政府度右偏向1的國家。從美國歷史看，在重大問題上，民眾對政府有很強的影響力。美國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民眾的輿論影響著政府的戰爭決策，沒有民眾的贊同，統治者很難發動一場戰爭，即使出於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發動了戰爭，但民眾總有力量製止它，迫使政府退出戰爭。二戰後的韓戰、越南戰爭，美國之所以灰溜溜地停戰，就是民眾力量爆發的結果。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剛剛發起的時候，美國民眾都是支持的。阿富汗戰爭，由於進行得不盡如人意，美國國內現在出現了響亮的反戰聲音，已經影響到了政府的戰爭決策，可以預見，如果阿富汗戰爭戰況繼續惡化的話，美國無疑會選擇某種形式的退出。
在戰爭決策問題上，美國政府往往處於“國家道德”與“民眾利益”交織的困境之中。一方麵，美國構建了世界思想框架，它以美國的價值觀為依據，在全世界營造出一種西方主導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極大影響了世界人民的思考方向，由於潛意識的作用，這種思考方向使世界民眾在無意識中傾向於支持美國政府；另一方麵，與美國政府的“美好理想”相對，美國民眾是極其現實的，他們眼裏隻有錢，在美國國內輿論中，民眾往往以利益為判斷依據，根據利益得失決定自己對戰爭的態度。這樣就導致出現了一種可笑的局麵，即在戰爭事務上，好戰的美國政府往往以自由*的名義輕易說服了全世界，要求進行戰爭，但在利益麵前，卻往往不能說服本國民眾，是美國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經常對美國政府說“不”。在四場局部戰爭中，人們常常會發現，反戰示威最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拉克、南聯盟、喀布爾，而是出現在紐約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