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黃金 “安全港計劃”及美國情報官員與納粹的勾結..
1944年秋，fea和國務院在如何對待中立國的問題上存在的長期矛盾終於爆發。fea要繼續保持對中立國的監管與控製，而國務院則主張在對峙局麵結束後就取消經濟封鎖。這次國務院占了上風。1944年10月，財政部長摩根索和顧問奧康奈爾就向設在中立國的使館增派訓練有素的財政部特工問題達成了一致。1944年12月6日，國務院向美國各外交使團發布了醞釀已久的關於“安全港行動”的指示。該行動的情報資料收集和評估工作主要由戰略情報局負責。其中x2分部（反情報部門）負責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這樣比較重要的中立國，特別是有關納粹將其掠奪資產轉至國外的活動。
在這種局麵下，“安全港計劃”能否順利地實施，完全取決於戰略情報局負責人的為人與品格。像駐西班牙大使一樣，戰略情報局在瑞士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1953年至1962年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是一個典型的親納粹美國人。他早在戰前便已涉嫌與納粹黨官員以及德國實業家有牽連。已解密的文件表明，斯洛維尼亞的主教羅茲曼在戰時曾試圖幫納粹秘密轉移保存在瑞士銀行的巨額納粹黃金和外匯，而且打的是幫盟國取得這筆財產的旗號。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幫助下來到了伯爾尼，通過盟國特工人員的協助取出了這筆資金。但羅茲曼隨即把這筆錢偷偷運給了在阿根廷的納粹朋友。
這次行動僅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國財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經參與匈牙利銀行和瑞士銀行之間的洗錢活動。他的手下吉斯維烏斯也受到了類似的指控。吉斯維烏斯曾經作為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德國國家銀行工作過。國務院馬上從財政部手裏接管了這個案子，隨後調查活動變得悄無聲息並很快終止了。事實上，“二戰”期間杜勒斯在伯爾尼的職業生涯可以概括為“數宗洗錢大案”。在納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銀行的帳號密碼已被盟國特工破解之後，他通過梵蒂岡駐日特使將其交易轉入了比利時、盧森堡和列支敦斯登的幾家銀行。戰後，這些國家的銀行都拒絕盟國調查員察看其銀行帳目。
長期以來，杜勒斯一直將德國看作是對抗蘇聯的“防疫地帶”。另一位年輕的戰略情報局特工凱西與杜勒斯有同樣的想法。法國和低地國家解放後，他在那裏為戰略情報局工作。在一篇發自巴黎的報告中，凱西稱“安全港行動”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日後它將對德國金融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凱西在成為裏根總統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之前，曾經在華爾街工作。
納粹黃金 鮑曼的“火場計劃”（1）
鮑曼的“火場計劃”
據英國戰時經濟部評估，默克斯的黃金寶藏僅占德國全部黃金的20%。根據1945年8月英格蘭銀行的估計，被占領國最多能從德國索回58%的被掠黃金。這還僅僅是中央銀行的索賠，不包括私人的黃金。那麽，其餘的被掠黃金在哪裏？
為了探尋那些丟失的黃金，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再看一下納粹德國的戰後復興計劃。
這個計劃的關鍵人物便是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他曾經爬到納粹黨第三號人物的地位。1944年8月10日，鮑曼召集黨衛軍和軍備部的領導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紅宮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與會者還有克虜伯、蒂森、西門子等財閥的代表，以及大眾汽車、梅塞施密特公司的領導人。雖然鮑曼本人並沒有出席，但是以希特勒的名義對該會議的討論內容做出了指示：為納粹的戰後復興做出安排。德國財政部事後收到了該會議的抄本。主持會議的黨衛軍將軍兼赫姆斯多夫-肖恩堡公司主管施義德博士下令，將法國境內所有工廠和工業原料立即疏散，運回德國，並承認在法國的戰鬥已經失敗。軍備部代表博斯博士則聲稱，納粹政府將投入大量資金來確保德國工業家海外資產的安全。博斯博士建議那些工業家用兩家瑞士銀行進行資本轉移：瑞士信貸銀行和巴塞爾商業銀行。他還建議德國工業家迅速拋售在國內的資產和馬克現金，進而通過瑞士工業家來購買外國的公司股份和債券（需向其支付5%的傭金）。從1944年8月到1945年6月，納粹黨及其工業巨頭利用這種方法在中立國購買了750家企業。這些企業遍布全球，領域寬廣，從鋼鐵、化工、電氣到食品、製藥和紡織，無所不包。企業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納粹黃金 鮑曼的“火場計劃”（2）
從盟國在諾曼第登陸的那一刻起，鮑曼便知道納粹必將戰敗。他花了9個月的時間來布置納粹流動資產的出逃計劃，並將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間諜以德國企業技術員和主管的身份安置在了中立國。他還命令德國的貿易商與其中立國的合作夥伴實施“雙價係統”——德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的商品在銀行業務結束時以低價結算，中立國進口商的帳冊上則以高價結算。德國進口的貨物則正好相反，德國銀行支付高價，外國出口商則以低價記帳。這裏麵的差價作為中立國欠德國的債務被存在當地的銀行。鮑曼靠這種方法積累了大約1800萬瑞典克朗和1200萬土耳其裏拉的現金。
鮑曼還用其他方法來轉移納粹資產。他使用納粹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提供的外交郵袋，每月兩次把黃金、鑽石、股票和債券送到瑞典，並用類似手法將更多貴重物品運至南美洲。除了他本人的“火場計劃”以外，他還允許其他納粹高官通過同樣的渠道來轉移自己的貴重物品。
1944年秋，fea和國務院在如何對待中立國的問題上存在的長期矛盾終於爆發。fea要繼續保持對中立國的監管與控製，而國務院則主張在對峙局麵結束後就取消經濟封鎖。這次國務院占了上風。1944年10月，財政部長摩根索和顧問奧康奈爾就向設在中立國的使館增派訓練有素的財政部特工問題達成了一致。1944年12月6日，國務院向美國各外交使團發布了醞釀已久的關於“安全港行動”的指示。該行動的情報資料收集和評估工作主要由戰略情報局負責。其中x2分部（反情報部門）負責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這樣比較重要的中立國，特別是有關納粹將其掠奪資產轉至國外的活動。
在這種局麵下，“安全港計劃”能否順利地實施，完全取決於戰略情報局負責人的為人與品格。像駐西班牙大使一樣，戰略情報局在瑞士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1953年至1962年為中央情報局局長）是一個典型的親納粹美國人。他早在戰前便已涉嫌與納粹黨官員以及德國實業家有牽連。已解密的文件表明，斯洛維尼亞的主教羅茲曼在戰時曾試圖幫納粹秘密轉移保存在瑞士銀行的巨額納粹黃金和外匯，而且打的是幫盟國取得這筆財產的旗號。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幫助下來到了伯爾尼，通過盟國特工人員的協助取出了這筆資金。但羅茲曼隨即把這筆錢偷偷運給了在阿根廷的納粹朋友。
這次行動僅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國財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經參與匈牙利銀行和瑞士銀行之間的洗錢活動。他的手下吉斯維烏斯也受到了類似的指控。吉斯維烏斯曾經作為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德國國家銀行工作過。國務院馬上從財政部手裏接管了這個案子，隨後調查活動變得悄無聲息並很快終止了。事實上，“二戰”期間杜勒斯在伯爾尼的職業生涯可以概括為“數宗洗錢大案”。在納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銀行的帳號密碼已被盟國特工破解之後，他通過梵蒂岡駐日特使將其交易轉入了比利時、盧森堡和列支敦斯登的幾家銀行。戰後，這些國家的銀行都拒絕盟國調查員察看其銀行帳目。
長期以來，杜勒斯一直將德國看作是對抗蘇聯的“防疫地帶”。另一位年輕的戰略情報局特工凱西與杜勒斯有同樣的想法。法國和低地國家解放後，他在那裏為戰略情報局工作。在一篇發自巴黎的報告中，凱西稱“安全港行動”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日後它將對德國金融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凱西在成為裏根總統時期的中央情報局局長之前，曾經在華爾街工作。
納粹黃金 鮑曼的“火場計劃”（1）
鮑曼的“火場計劃”
據英國戰時經濟部評估，默克斯的黃金寶藏僅占德國全部黃金的20%。根據1945年8月英格蘭銀行的估計，被占領國最多能從德國索回58%的被掠黃金。這還僅僅是中央銀行的索賠，不包括私人的黃金。那麽，其餘的被掠黃金在哪裏？
為了探尋那些丟失的黃金，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再看一下納粹德國的戰後復興計劃。
這個計劃的關鍵人物便是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他曾經爬到納粹黨第三號人物的地位。1944年8月10日，鮑曼召集黨衛軍和軍備部的領導人，在斯特拉斯堡的紅宮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與會者還有克虜伯、蒂森、西門子等財閥的代表，以及大眾汽車、梅塞施密特公司的領導人。雖然鮑曼本人並沒有出席，但是以希特勒的名義對該會議的討論內容做出了指示：為納粹的戰後復興做出安排。德國財政部事後收到了該會議的抄本。主持會議的黨衛軍將軍兼赫姆斯多夫-肖恩堡公司主管施義德博士下令，將法國境內所有工廠和工業原料立即疏散，運回德國，並承認在法國的戰鬥已經失敗。軍備部代表博斯博士則聲稱，納粹政府將投入大量資金來確保德國工業家海外資產的安全。博斯博士建議那些工業家用兩家瑞士銀行進行資本轉移：瑞士信貸銀行和巴塞爾商業銀行。他還建議德國工業家迅速拋售在國內的資產和馬克現金，進而通過瑞士工業家來購買外國的公司股份和債券（需向其支付5%的傭金）。從1944年8月到1945年6月，納粹黨及其工業巨頭利用這種方法在中立國購買了750家企業。這些企業遍布全球，領域寬廣，從鋼鐵、化工、電氣到食品、製藥和紡織，無所不包。企業分布如下：瑞士234家、瑞典233家、西班牙112家、阿根廷98家、葡萄牙58家、土耳其35家。
納粹黃金 鮑曼的“火場計劃”（2）
從盟國在諾曼第登陸的那一刻起，鮑曼便知道納粹必將戰敗。他花了9個月的時間來布置納粹流動資產的出逃計劃，並將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間諜以德國企業技術員和主管的身份安置在了中立國。他還命令德國的貿易商與其中立國的合作夥伴實施“雙價係統”——德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的商品在銀行業務結束時以低價結算，中立國進口商的帳冊上則以高價結算。德國進口的貨物則正好相反，德國銀行支付高價，外國出口商則以低價記帳。這裏麵的差價作為中立國欠德國的債務被存在當地的銀行。鮑曼靠這種方法積累了大約1800萬瑞典克朗和1200萬土耳其裏拉的現金。
鮑曼還用其他方法來轉移納粹資產。他使用納粹外交部長馮·裏賓特洛甫提供的外交郵袋，每月兩次把黃金、鑽石、股票和債券送到瑞典，並用類似手法將更多貴重物品運至南美洲。除了他本人的“火場計劃”以外，他還允許其他納粹高官通過同樣的渠道來轉移自己的貴重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