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這場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戰爭，判定正義與非正義、侵略與反侵略並不困難，寫出戰爭的殘酷並在殘酷中發掘覆蓋敵我雙方的人性也不困難，困難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無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環，無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戀鮮血和死亡致使文學成為復仇殺戮的收藏器。而戰爭文學最大的忌諱便是陷入過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不能自拔。那麽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麽呢？這個困惑讓我一直漠視著這場我所熟知的著名戰爭，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倉庫裏漸漸冷卻了。直到00年我在寫作《伏藏》時無意中觸及到“佛光西漸”的事實——藏傳佛教寧瑪派和噶舉派在歐美多處建立禪坐中心以靜息煩躁焦慮的西方心情。與此同時，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當年被英國人搶走後因為遭到（也可能僅僅是懼怕）報應又還回來的法器，讓我想到基督教的懺悔意識和佛教的果報思想在“還回法器”這件事情上的天然統一。一個曾經多次思考過的問題復燃在即：為什麽英國人在占領拉薩七個星期後又主動撤離了呢？是信仰，是神與神的商議和妥協。信仰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善良、誠實。在信仰的頂端，既沒有基督教，也沒有佛教，隻有愛與慈悲在飄蕩。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為侵略者的英國十字精兵，現在又挽救了已然進入死胡同的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知。當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人類的多數戰亂都與宗教有關而且還在無休無止時，我看到了西藏的戰爭對當下世界和人類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啟示。
寫作是順利的。投入就是回到從前。還原歷史和還原生活，對我並沒有太大的難度。西藏並不神秘，隻要你有藏民的思維和信仰，一切都顯得稀鬆平常。
還是那種在路上的感覺，抵達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戰爭》並沒有讓我抵達什麽。在依然“不知道為什麽”的生活裏，我還是越來越藏民地一邊寫一邊讀，一邊哭一邊笑，一邊行走一邊居住，一邊低賤地吃飯，一邊高尚地信仰。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寫作是順利的。投入就是回到從前。還原歷史和還原生活，對我並沒有太大的難度。西藏並不神秘，隻要你有藏民的思維和信仰，一切都顯得稀鬆平常。
還是那種在路上的感覺，抵達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戰爭》並沒有讓我抵達什麽。在依然“不知道為什麽”的生活裏，我還是越來越藏民地一邊寫一邊讀，一邊哭一邊笑，一邊行走一邊居住，一邊低賤地吃飯，一邊高尚地信仰。日子就這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