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麽話來解釋這種熱情呢?托爾斯泰把它稱做“潛在的愛國主義熱忱”。而她們談起自己來倒簡單得很：“我們是什麽樣的人，又何必說呢?我們從小就受的這種教育：祖國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祖國。”但我們卻必須弄明白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為我們是她們的後代，她們的子孫!
我一邊聽錄音，一邊浮想聯翩……不，我不能設身處地地想問題。我怎麽有權在這裏談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們”，那就不能僅僅是記錄，而且還要體驗：當年這是怎麽回事?我想像著，仿佛親眼看到她們如何進入瀰漫著士兵菸草味的悶罐車一一這些姑娘，頭髮剪得象男孩子，穿著清一色的軍服，不合體的空落落的軍大衣，顯得那麽笨拙、難看。她們還不肯當著女伴的麵流眼淚，不好意思接受母親長時間的擁抱：要知道，她們這是在開赴前線哪!
據她們今天回憶，當時在火車上，年紀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聲，而她們年輕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問她們，她們上前線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麽，回答是一樣的：高唱心愛的歌曲。對此我覺得奇怪。她們當時哪懂什麽戰爭?十七八歲的姑娘怎麽可能懂得戰爭?
比如，醫士瑪利亞·瓦西裏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憶說，她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才從護校畢業，分配到列寧格勒地區的一家鄉村醫院。她剛剛到任，安頓下來，——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通知說：‘給您兩個鍾頭時間，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線。’我急忙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裏。”
“您打仗隨身帶的是什麽?”
“糖果。”
“什麽？”
“滿滿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農村工作時，發給了我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這錢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麵放了一張護校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員會報到。兵役委員問我：‘把您派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寧格勒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裏遠。兵役委員聽到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
明斯克地區貝列金諾中心區的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上士，司機)還記得這樣一件事：
“……我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間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我們訓練班裏有很多姑娘，能配備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那時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我采來後，把它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指揮員召集大家列隊，然後點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紮著一束紫羅蘭花。指揮員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採花女……’他弄不懂，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想到花兒。
“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夜裏兩點鍾，別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街道兩旁自動排起了圍觀的隊伍：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上前線了。’我們整整一營全是姑娘……我們坐上軍列向前開，那時我們的想法是什麽?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個姑娘站在車廂連接處。有幾個小夥子邀請我們過去坐：‘姑娘們，你們一定餓了。我們這兒有麵包幹。’但我們拒絕了：‘我們才不去呢。’我們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性……”
為什麽在大量的細節中，我隻挑選這樣兩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綁在槍刺上的紫羅蘭?也許是因為我想要了解的這個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為真實、最為親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正是這稚氣未脫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羅蘭所引起的三次額外勤務，極其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內心，遠勝於大批敵軍被炸毀的軍列、擊落的飛機，燒壞的機械化裝備，以及大量的戰利品。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消滅了足以奠定勝利基礎的敵軍軍列、飛機和機械化裝備。而今天使我最為激動和感奮的，卻不是軍事戰役的描寫，而是戰爭中人們生活的細微末節。戰爭強化了當時生活中每樁事實、每件瑣事的意義，在這兒，生活已改變了原來的麵目。
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樣變成了非凡軍人的呢?她們雖然時刻準備建立功勳，但她們並不適應軍隊。同樣，軍隊也不適應她們，因為姑娘們大多是自願參軍的。人們對她們估計不足，也沒思想準備。“我在兵役委員麵前又撒潑又撒嬌。兵役委員奇怪地問我：‘誰告訴你說要接收姑娘參軍啦？’要知道當時戰爭才開始沒幾天……在這一年中，我死活認定：我是能作出什麽貢獻的，可是什麽貢獻也沒讓我做，除了往前線寄去唯一的一雙暖手套。我的氈靴是三十四碼的，寄去也沒有用。於是我又接二連三地跑兵役委員會……”——柳鮑芙·伊萬諾夫娜·奧斯莫洛夫斯卡婭(列兵，偵察員)回憶說。
我一邊聽錄音，一邊浮想聯翩……不，我不能設身處地地想問題。我怎麽有權在這裏談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們”，那就不能僅僅是記錄，而且還要體驗：當年這是怎麽回事?我想像著，仿佛親眼看到她們如何進入瀰漫著士兵菸草味的悶罐車一一這些姑娘，頭髮剪得象男孩子，穿著清一色的軍服，不合體的空落落的軍大衣，顯得那麽笨拙、難看。她們還不肯當著女伴的麵流眼淚，不好意思接受母親長時間的擁抱：要知道，她們這是在開赴前線哪!
據她們今天回憶，當時在火車上，年紀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聲，而她們年輕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問她們，她們上前線時印象最深的是什麽，回答是一樣的：高唱心愛的歌曲。對此我覺得奇怪。她們當時哪懂什麽戰爭?十七八歲的姑娘怎麽可能懂得戰爭?
比如，醫士瑪利亞·瓦西裏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憶說，她在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才從護校畢業，分配到列寧格勒地區的一家鄉村醫院。她剛剛到任，安頓下來，——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員會，得到通知說：‘給您兩個鍾頭時間，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線。’我急忙整理行裝，把所有東西都裝進一隻小手提箱裏。”
“您打仗隨身帶的是什麽?”
“糖果。”
“什麽？”
“滿滿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農村工作時，發給了我安家費。一有了錢，我便用這錢統統買了巧克力糖，整整裝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麵放了一張護校同班同學的合影，上頭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員會報到。兵役委員問我：‘把您派到哪兒去呢？’我反問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兒?’——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寧格勒來的，她在鄰村工作，離我十五公裏遠。兵役委員聽到我的話笑了：‘她恰恰也是這樣說的。’”
明斯克地區貝列金諾中心區的塔瑪拉·伊拉利奧諾夫娜·達薇多維奇(上士，司機)還記得這樣一件事：
“……我是從司機訓練班出來的，學了六個月開車。我是個教師（戰前我讀過中等師範），但根本無人間津，戰場上誰需要教書的？需要的是軍人。我們訓練班裏有很多姑娘，能配備整整一個汽車營。
“有一天外出訓練……我一想起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淚。那時在春天。我們打完靶返回營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羅蘭花，很少的幾朵。我采來後，把它綁在槍刺上，就這樣一路走了回來。
“回到營地，指揮員召集大家列隊，然後點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來，可我忘記槍刺上還紮著一束紫羅蘭花。指揮員開始厲聲訓斥我：‘軍人就應該是軍人，而不是採花女……’他弄不懂，在這種嚴酷環境中我居然還有心思想到花兒。
“可我沒有把紫羅蘭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來，揣進了衣袋。為了這幾朵紫羅蘭，我被罰了三次額外勤務……
“還有一次，輪到我站崗。夜裏兩點鍾，別人來換我的崗，但我不想換。我對下一班的人說：‘你站白天的崗吧，現在再讓我站一班！’我自願站了一整夜的崗，一直到天亮。僅僅是想聽聽鳥叫。
“我們開赴前線，路過大街小巷，街道兩旁自動排起了圍觀的隊伍：有婦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淚：‘小姑娘上前線了。’我們整整一營全是姑娘……我們坐上軍列向前開，那時我們的想法是什麽?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個姑娘站在車廂連接處。有幾個小夥子邀請我們過去坐：‘姑娘們，你們一定餓了。我們這兒有麵包幹。’但我們拒絕了：‘我們才不去呢。’我們應當有自己的獨立性……”
為什麽在大量的細節中，我隻挑選這樣兩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綁在槍刺上的紫羅蘭?也許是因為我想要了解的這個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為真實、最為親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正是這稚氣未脫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羅蘭所引起的三次額外勤務，極其強烈地震撼了我的內心，遠勝於大批敵軍被炸毀的軍列、擊落的飛機，燒壞的機械化裝備，以及大量的戰利品。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消滅了足以奠定勝利基礎的敵軍軍列、飛機和機械化裝備。而今天使我最為激動和感奮的，卻不是軍事戰役的描寫，而是戰爭中人們生活的細微末節。戰爭強化了當時生活中每樁事實、每件瑣事的意義，在這兒，生活已改變了原來的麵目。
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樣變成了非凡軍人的呢?她們雖然時刻準備建立功勳，但她們並不適應軍隊。同樣，軍隊也不適應她們，因為姑娘們大多是自願參軍的。人們對她們估計不足，也沒思想準備。“我在兵役委員麵前又撒潑又撒嬌。兵役委員奇怪地問我：‘誰告訴你說要接收姑娘參軍啦？’要知道當時戰爭才開始沒幾天……在這一年中，我死活認定：我是能作出什麽貢獻的，可是什麽貢獻也沒讓我做，除了往前線寄去唯一的一雙暖手套。我的氈靴是三十四碼的，寄去也沒有用。於是我又接二連三地跑兵役委員會……”——柳鮑芙·伊萬諾夫娜·奧斯莫洛夫斯卡婭(列兵，偵察員)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