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門口掛出"日本人不得人內"的招牌,拒絕日本人前來消費。該酒吧經理說,這是為了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等行為。
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以德報怨"。國人過去受過"華人與狗不得人內"的欺淩,心裏是什麽滋味?難道我們今天強大了,就要用同樣手段對付別人?再說,我們歷來不提倡把政治與經濟混為一談。修改教科書是日本極少數人所為,怎能讓普通日本消費者代為受過?
類似現象,都是民族主義的崛起在對外關係中的反映。
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聲報》發表文章說:"911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有的大學是一片歡呼聲:炸得好!我覺得,這種人格非常不健全,價值判斷失衡了,為最醜阻的東西叫好。"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吳思敬在同一期《湘聲報》上說:"現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有很多人把狹隘民族主義混同於愛國主義。"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由於長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懷狹窄,缺乏博大而悲憫的心靈。雜文家鄢烈山說,那些煽動情緒化的"愛國者",其實是愛國賊,實為一語中的。
上世紀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義,有兩個突出的負麵因素。
一是自大。宣傳改革開放的成就鼓舞國民士氣是必要的,但如果過了頭,就變成升虛火、發高燒。我們在歷史上常常犯這個毛病。近年來一位著名學者的話到處被引用:"到了今天,這個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強弩之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將是東方的世紀。"更有許多人幹脆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話,有如《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預言美國將在2010年崩潰,而"世界一切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這些說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後一一未經充分論證就武斷地做出結論。這種無知妄說還被某些人打扮為"愛國主義",足見思想的混亂。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專門寫了"光榮孤立論"一節。該書作者認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國無法利用其間的矛盾,因此應該建立獨立自主的封閉經濟體係,自己與自己(不同地區)做貿易。該書甚至編造說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從人種上滅絕中國人,為此正在研製基因武器,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打壓之下,中國逃脫不了亡國滅種的命運。《碰撞》一書指責全球化是美國的惡毒陰謀,美國企圖通過全球化達到奴役各國的目的。該書作者認為,中國國內布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過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己。作者還說,中國國有企業之所以出現困境,並非由於體製和經營方麵存在問題,而是引進外資造成的惡果。《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國發動的"軟戰爭"。"軟戰爭"的結果足以摧毀中國,使中國陷入癱瘓狀態,落入西方控製之中。
這些小農思想家的片麵不實之詞,頗贏得了一些喝采。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強盛的中國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義和團卻再度還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鎖國鬧劇,令人痛心。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回憶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時說,在談判中,對中國代表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外國談判對手,而是來自國內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的輿論。
民族主義狂熱,與某些媒介不負責任煽風點火有很大關係。一些媒介為了商業利益,迎合情緒化的低俗市場要求,墮落到良知與是非的底線之下,不辨寂麥,一哄而起,熱炒"猛料",吸引眼球,導致虛火高燒,惡化了輿論環境。一些媒介在趙薇及薑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鮮明例證。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曾指出現代媒介的功能退化,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消費主義取代了批判意識"。教訓啟發我們,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眾形成良性互動,努力維繫民主與法治。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賂升,也給中日關係蒙上了陰影。趙薇、薑文等事件的發生,難道不是警示麽?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內閣總理府的下屬機構有一項連續多年的民意調查,主題是"對中國的親近感"。從1978年至今,每年隨機向2000多個不同年齡的日本人進行問卷調查。20多年的調查結果,以1980年最好,在調查對象中,對中國有親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後到2000年下滑到48.8%。
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國民對一些中國人的行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舉一個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檢察院起訴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陳文樹為首的團夥,在兩年多時間裏動用9艘遠洋輪,在國內10個沿海城市的19個港口與日本之間對開,瘋狂組織偷渡730人。目前僅東京一地,就有10萬中國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組織黑社會,偷盜、搶劫、兇殺,製造和使用偽鈔,大規模組織中國婦女賣淫。在東京新宿,中國黑社會與日本黑社會搶奪地盤甚至占了上風。香港《太陽報》2002年3月7日說:"華人在日犯案數量飆升"。日本電視報導說,2001年每天有25個中國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眾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誡說:"中國人來了,趕快搬走!"我在大阪訪問時,市政府官員對我說,不知為什麽,每個月都有100個的中國姑娘嫁給第二次或第三次結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後又破裂,在大阪留下來不回去了。
中國古話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以德報怨"。國人過去受過"華人與狗不得人內"的欺淩,心裏是什麽滋味?難道我們今天強大了,就要用同樣手段對付別人?再說,我們歷來不提倡把政治與經濟混為一談。修改教科書是日本極少數人所為,怎能讓普通日本消費者代為受過?
類似現象,都是民族主義的崛起在對外關係中的反映。
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聲報》發表文章說:"911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有的大學是一片歡呼聲:炸得好!我覺得,這種人格非常不健全,價值判斷失衡了,為最醜阻的東西叫好。"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吳思敬在同一期《湘聲報》上說:"現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有很多人把狹隘民族主義混同於愛國主義。"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由於長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懷狹窄,缺乏博大而悲憫的心靈。雜文家鄢烈山說,那些煽動情緒化的"愛國者",其實是愛國賊,實為一語中的。
上世紀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義,有兩個突出的負麵因素。
一是自大。宣傳改革開放的成就鼓舞國民士氣是必要的,但如果過了頭,就變成升虛火、發高燒。我們在歷史上常常犯這個毛病。近年來一位著名學者的話到處被引用:"到了今天,這個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強弩之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21世紀將是東方的世紀。"更有許多人幹脆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些話,有如《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預言美國將在2010年崩潰,而"世界一切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這些說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後一一未經充分論證就武斷地做出結論。這種無知妄說還被某些人打扮為"愛國主義",足見思想的混亂。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專門寫了"光榮孤立論"一節。該書作者認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國無法利用其間的矛盾,因此應該建立獨立自主的封閉經濟體係,自己與自己(不同地區)做貿易。該書甚至編造說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從人種上滅絕中國人,為此正在研製基因武器,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打壓之下,中國逃脫不了亡國滅種的命運。《碰撞》一書指責全球化是美國的惡毒陰謀,美國企圖通過全球化達到奴役各國的目的。該書作者認為,中國國內布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不過是少數人挾持多數人的意識形態而己。作者還說,中國國有企業之所以出現困境,並非由於體製和經營方麵存在問題,而是引進外資造成的惡果。《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書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國發動的"軟戰爭"。"軟戰爭"的結果足以摧毀中國,使中國陷入癱瘓狀態,落入西方控製之中。
這些小農思想家的片麵不實之詞,頗贏得了一些喝采。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強盛的中國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義和團卻再度還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鎖國鬧劇,令人痛心。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回憶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時說,在談判中,對中國代表最大的壓力不是來自外國談判對手,而是來自國內罵他們是漢奸、賣國賊的輿論。
民族主義狂熱,與某些媒介不負責任煽風點火有很大關係。一些媒介為了商業利益,迎合情緒化的低俗市場要求,墮落到良知與是非的底線之下,不辨寂麥,一哄而起,熱炒"猛料",吸引眼球,導致虛火高燒,惡化了輿論環境。一些媒介在趙薇及薑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鮮明例證。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曾指出現代媒介的功能退化,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消費主義取代了批判意識"。教訓啟發我們,現代法治國家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眾形成良性互動,努力維繫民主與法治。
毫無疑問,民族主義賂升,也給中日關係蒙上了陰影。趙薇、薑文等事件的發生,難道不是警示麽?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內閣總理府的下屬機構有一項連續多年的民意調查,主題是"對中國的親近感"。從1978年至今,每年隨機向2000多個不同年齡的日本人進行問卷調查。20多年的調查結果,以1980年最好,在調查對象中,對中國有親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後到2000年下滑到48.8%。
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國民對一些中國人的行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舉一個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檢察院起訴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陳文樹為首的團夥,在兩年多時間裏動用9艘遠洋輪,在國內10個沿海城市的19個港口與日本之間對開,瘋狂組織偷渡730人。目前僅東京一地,就有10萬中國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組織黑社會,偷盜、搶劫、兇殺,製造和使用偽鈔,大規模組織中國婦女賣淫。在東京新宿,中國黑社會與日本黑社會搶奪地盤甚至占了上風。香港《太陽報》2002年3月7日說:"華人在日犯案數量飆升"。日本電視報導說,2001年每天有25個中國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鐵逃票、垃圾不分類、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隨手丟棄東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眾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誡說:"中國人來了,趕快搬走!"我在大阪訪問時,市政府官員對我說,不知為什麽,每個月都有100個的中國姑娘嫁給第二次或第三次結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後又破裂,在大阪留下來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