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安全手段複合化。與安全要素綜合化的趨勢相適應，實現安全手段複合化的趨勢在新安全觀中也有了明顯的體現。在傳統的安全觀念中，維護安全的軍事手段一直是處於首要的地位。現在，在信息技術革命的作用下，一方麵，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改變了相互間在衝突過程中的行為方式、動機以及爭奪的內涵，對衝突所可能產生的複雜後果和利益得失也有更加全麵而謹慎的評估；另一方麵，隨著安全要素的日益增加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互動和滲透越來越複雜，單憑軍事手段再也保證不了國家的絕對安全。比如說經濟領域的安全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多的是利用國際通行的慣例、條約以及像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仲裁機構來進行鬥爭，而以武力來解決經濟衝突的現象已經很少見了。現在，除了傳統的軍事手段外，一個國家必須綜合運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及環境等手段來維護國家安全。
第五，安全問題國際化。近年來，安全問題越來越呈現出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家安全邊界的擴大、安全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民族國家對安全問題的關注超出了國界，而經濟、環境、跨國犯罪等領域的安全問題本身就與整個國際社會相聯繫。在資訊時代，一個國家的安全維護不可能隻求自身平安，它還得考慮到與自己有關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安全以及國際社會整體的安全，如果還是像以前那樣“各人隻顧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到頭來隻能是被動地應付來自外部的安全挑戰，從而也就沒有安全可言。
第六，安全關係多邊化。傳統的國家安全觀認為，國際社會中不存在所有國家的安全，隻存在某段時間某些國家的安全，國家可以通過單邊軍事實力或少數幾國的軍事聯盟來獲得。信息技術革命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製，國家間衝突的原因和領域大大複雜了(如環境惡化、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衝突也以非軍事方式為多，國家安全的要素呈現綜合化、跨國化的發展趨勢，單憑單個或少數幾個國家是難以對付這種安全局勢的。正因為如此，在資訊時代多邊安全合作已經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
三、資訊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選擇
我國現在麵臨的國內國際環境迫切要求製定國家安全戰略，製定我國國家安全戰略應該兼顧時代特點、國情和國際格局的發展走向，把安全理論和對國內外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所作的分析具體應用到中國的安全實踐上來，從而總結出我國製定國家安全戰略的一些基本原則。
1、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合作維護我國安全利益
多邊安全合作模式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條件下國家間政治、經濟等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是在國際安全環境發生變化、而原有的安全合作模式又不能滿足現實要求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多邊安全合作”，既指世界範圍內的國家所建立的、用以規範和處理國家之間相互安全關係的國際安全製度(主要是軍備控製體係)，也指地區性多邊國際安全合作安排，它通常以國際會議、協定、宣言或組織為表現形式。由此形成的規則體係，可以在國家間安全關係上“界定行為規範、製約國家活動、幫助國家的期望值趨同”。(註：秦亞青：《國際製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製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43頁。)
我國參與多邊安全合作，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又符合維護自身安全的利益，同時還是自身實力有限性所決定的戰略選擇。我國的多邊安全合作應該立足亞太，放眼全球。在全球範圍內，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係將長期存在，我們不可能徹底打碎現存的國際體係、建立另一套體製，所以理性的選擇是介入現存的國際體係，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來表明自己是一個“遵守規則”的大國，從而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避免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在實際的安全實踐中，我國政府對多邊安全合作的認識和態度越來越積極，在參與構建多邊安全合作機製、進行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方麵有很大的進展。我國近年來在多邊安全合作方麵所做出的積極努力，一方麵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也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安全提供了有益的參考、開拓了新的途徑。
2、拓展外交手段營造良好安全環境
資訊時代外交領域的一個突出的變化是，公眾對外交的興趣和影響越來越大，而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麵對公眾外交也有了新的需求。首先，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越來越強，對國家對外事務的興趣也日益濃厚。其次，公眾在外交領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與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公眾獲取及傳播信息和知識的渠道及參與國家外交事務的物質基礎已經遠遠超出了從前。第三，在資訊時代，一個國家為了增加外交的影響力，正在努力開拓新的外交途徑，而通過提供財政和組織服務使民間能夠進行有效的對外活動，以在國際上擴大本國的外交影響力，這是推動公眾外交發展的另一個因素。
現在一些西方國家仍在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實行分化和“西化”政策，表現為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領域，以人權、民主及自由等各種藉口對我國採取遏製政策。在這種形勢下，我國應該靈活運用外交謀略，把外交做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有力手段。同時，還應結合資訊時代的特點，除通過外交正規途徑進行鬥爭外，還要通過公眾外交靈活地開展鬥爭，以增加與各國之間的互信、互諒，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化解衝突和矛盾，從而對我國安全的維護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五，安全問題國際化。近年來，安全問題越來越呈現出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家安全邊界的擴大、安全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民族國家對安全問題的關注超出了國界，而經濟、環境、跨國犯罪等領域的安全問題本身就與整個國際社會相聯繫。在資訊時代，一個國家的安全維護不可能隻求自身平安，它還得考慮到與自己有關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安全以及國際社會整體的安全，如果還是像以前那樣“各人隻顧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到頭來隻能是被動地應付來自外部的安全挑戰，從而也就沒有安全可言。
第六，安全關係多邊化。傳統的國家安全觀認為，國際社會中不存在所有國家的安全，隻存在某段時間某些國家的安全，國家可以通過單邊軍事實力或少數幾國的軍事聯盟來獲得。信息技術革命打破了空間和時間的限製，國家間衝突的原因和領域大大複雜了(如環境惡化、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等)，衝突也以非軍事方式為多，國家安全的要素呈現綜合化、跨國化的發展趨勢，單憑單個或少數幾個國家是難以對付這種安全局勢的。正因為如此，在資訊時代多邊安全合作已經成為各國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
三、資訊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選擇
我國現在麵臨的國內國際環境迫切要求製定國家安全戰略，製定我國國家安全戰略應該兼顧時代特點、國情和國際格局的發展走向，把安全理論和對國內外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所作的分析具體應用到中國的安全實踐上來，從而總結出我國製定國家安全戰略的一些基本原則。
1、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合作維護我國安全利益
多邊安全合作模式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條件下國家間政治、經濟等關係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是在國際安全環境發生變化、而原有的安全合作模式又不能滿足現實要求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多邊安全合作”，既指世界範圍內的國家所建立的、用以規範和處理國家之間相互安全關係的國際安全製度(主要是軍備控製體係)，也指地區性多邊國際安全合作安排，它通常以國際會議、協定、宣言或組織為表現形式。由此形成的規則體係，可以在國家間安全關係上“界定行為規範、製約國家活動、幫助國家的期望值趨同”。(註：秦亞青：《國際製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製度主義》，《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43頁。)
我國參與多邊安全合作，既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客觀要求，又符合維護自身安全的利益，同時還是自身實力有限性所決定的戰略選擇。我國的多邊安全合作應該立足亞太，放眼全球。在全球範圍內，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係將長期存在，我們不可能徹底打碎現存的國際體係、建立另一套體製，所以理性的選擇是介入現存的國際體係，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來表明自己是一個“遵守規則”的大國，從而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避免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在實際的安全實踐中，我國政府對多邊安全合作的認識和態度越來越積極，在參與構建多邊安全合作機製、進行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方麵有很大的進展。我國近年來在多邊安全合作方麵所做出的積極努力，一方麵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同時也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安全提供了有益的參考、開拓了新的途徑。
2、拓展外交手段營造良好安全環境
資訊時代外交領域的一個突出的變化是，公眾對外交的興趣和影響越來越大，而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麵對公眾外交也有了新的需求。首先，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越來越強，對國家對外事務的興趣也日益濃厚。其次，公眾在外交領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與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得公眾獲取及傳播信息和知識的渠道及參與國家外交事務的物質基礎已經遠遠超出了從前。第三，在資訊時代，一個國家為了增加外交的影響力，正在努力開拓新的外交途徑，而通過提供財政和組織服務使民間能夠進行有效的對外活動，以在國際上擴大本國的外交影響力，這是推動公眾外交發展的另一個因素。
現在一些西方國家仍在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實行分化和“西化”政策，表現為在政治、經濟、安全等各領域，以人權、民主及自由等各種藉口對我國採取遏製政策。在這種形勢下，我國應該靈活運用外交謀略，把外交做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有力手段。同時，還應結合資訊時代的特點，除通過外交正規途徑進行鬥爭外，還要通過公眾外交靈活地開展鬥爭，以增加與各國之間的互信、互諒，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化解衝突和矛盾，從而對我國安全的維護起到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