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之交時期，是中國蒙受屈辱、歷盡劫難的悲慘歲月。新老帝國主義列強接二連三的侵華戰爭割裂了中國的國土，損耗了中國的元氣，後起的日本則在甲午戰爭中全殲了北洋水師和中國陸軍主力，粉碎了中國復興的希望。那個曾用海軍紋銀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的慈禧太後，在甲午戰敗後也不得不嘆息：中國的衰弱受欺，在於無強大水師。新的世紀的來臨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任何光明和希望，隨之而來的是八國聯軍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和中華民族更深重的災難。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狂潮之中。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的祖國、我們中華民族在本世紀曆盡滄桑，終於再度開始崛起，盡管尚未達到輝煌，但卻像美好的晨曦一樣，驅散著積壓在中華兒女心坎上的陰霾，溫暖著中華兒女期待中國崛起的赤誠之心。然而，在中國處於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切不可陶醉其中而飄然，對新世紀所麵臨的不利戰略環境和挑戰掉以輕心，而應善謀對策，迎接挑戰。
在新世紀來臨之前，在戰略態勢方麵，中國已經完成了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戰略調整：
穩定陸界。經過近年來的努力，中國在幾乎全部陸地邊界實現了空前的穩定，與過去曾經交戰或大軍對峙的鄰國，如俄國、與中國接壤的中亞國家、印度以及越南、蒙古等均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消除了邊境地區軍事對峙，數萬公裏的陸地邊界成為和平交往的紐帶。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背靠歐亞大陸、瀕臨太平洋的國家來說，這一戰略變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經濟等意義。因為，它基本上消除了中國麵臨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兩麵夾擊的戰略困境的可能性；解除了陸地方向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和軍事壓力；為中國沿邊內陸的經濟發展和開展經貿往來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除這些之外，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它使中國有可能騰出主要戰略注意力和資源，實施麵向海洋的海洋戰略。實施海洋戰略，不僅是世界強國發展的成功戰略，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選擇，而且是中國所處戰略環境的需要，更是中國國脈所係和崛起之必然。
在戰略範疇內，既有總體性的大戰略(grandstrategy)，又有各類別的戰略。在此，僅就中國在海洋方向的戰略環境和新世紀的海洋戰略目標做一些探討。
新中國成立之初，其戰略注意力和資源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韓戰，失去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為新中國完整的海防奠基的歷史性機會。從此，中國在海洋方向麵臨封鎖，美海軍協防台灣海峽，控製著製海權，中國的海防僅限於近岸沿海區域。60年代越戰期間，中國周邊沿海主要由美國艦隊控製，以便提供越戰海空戰鬥支援和保障海上運輸航道。因此，可以說，從建國起到70年代初這一時期內，且不論中國的內部條件，僅海洋方向的外部條件就極為險惡，中國海軍在此階段期間難以有大的作為和發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長期困在近海所形成海洋意識淡薄的後遺症則是令人遺憾的。
70年代中期是中國海洋戰略環境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重要時期。在南中國海、北部灣，美軍從越南撤退出現了該海區製海權的“真空”；中美關係開始緩和，美軍逐漸退出台灣海峽；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海上衝突也已停息。在這歷史性的轉折關頭，可喜的是，在已故著名戰將、當時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指揮下，南海艦隊和海南軍區官兵，抓住了這一歷史性機會，在1974年1月護航護漁的巡航中，以精悍的海軍小編隊和陸軍小分隊，擊退南越海軍編隊，並成功地實施海陸協同登陸戰鬥，一舉收復西沙群島，為伸張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權建立了名垂青史的歷史性功績。
可悲的是，處於“文革”內亂中的中國，在“批林批孔”、“唯此為大”的迷茫中，半途而廢，未能乘勝收復當時處於海權“真空”狀態的南沙群島。而隨著美軍撤離越南海域，越南翻臉不認人，詭稱由於需要中國援助抗美戰爭，所以作為權宜之計承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美國人撤走了，其對中國主權的承認就拋進了南中國海，於是，開始搶占“真空”狀態中的南沙群島。其他周邊國家也不甘落後，紛紛加入了搶占南沙群島、建立實際控製的行列中。就在這段不長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南沙群島被迅速瓜分、占領，形成了多國占領、主權要求交叉的錯綜複雜局麵，嚴重損害了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周邊海域的主權，留下了無窮的後患。稍微令人感到寬慰的是，中國在1988年3月的一次軍事與外交密切配合的典範性行動中，成功地收復永暑、華陽、東門、南薰、渚碧、赤瓜礁共6個南沙島礁，建立了伸張中國主權和海權的南沙前進陣地。從此，中國海軍陸戰隊官兵們以吃大苦、耐大勞的意誌和報效祖國的獻身精神，守衛著中國在南沙群島的神聖海洋國土。然而，形勢不容樂觀，南中國海蘊藏的資源令早已侵占南沙的外國垂涎三尺，不僅加緊掠奪南海資源，而且變本加利，以驅趕、槍殺等強硬手段對付這片海域的本來主人－－中國漁民。迄今為止，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善良、忍讓主張並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而那些侵蝕中國海權的國家卻我行我素，貪婪地加緊掠奪中國的南海資源。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我們的祖國、我們中華民族在本世紀曆盡滄桑，終於再度開始崛起，盡管尚未達到輝煌，但卻像美好的晨曦一樣，驅散著積壓在中華兒女心坎上的陰霾，溫暖著中華兒女期待中國崛起的赤誠之心。然而，在中國處於近代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切不可陶醉其中而飄然，對新世紀所麵臨的不利戰略環境和挑戰掉以輕心，而應善謀對策，迎接挑戰。
在新世紀來臨之前，在戰略態勢方麵，中國已經完成了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戰略調整：
穩定陸界。經過近年來的努力，中國在幾乎全部陸地邊界實現了空前的穩定，與過去曾經交戰或大軍對峙的鄰國，如俄國、與中國接壤的中亞國家、印度以及越南、蒙古等均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消除了邊境地區軍事對峙，數萬公裏的陸地邊界成為和平交往的紐帶。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背靠歐亞大陸、瀕臨太平洋的國家來說，這一戰略變化具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經濟等意義。因為，它基本上消除了中國麵臨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兩麵夾擊的戰略困境的可能性；解除了陸地方向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和軍事壓力；為中國沿邊內陸的經濟發展和開展經貿往來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和條件。
除這些之外，更具戰略意義的是，它使中國有可能騰出主要戰略注意力和資源，實施麵向海洋的海洋戰略。實施海洋戰略，不僅是世界強國發展的成功戰略，也不僅是地緣政治的選擇，而且是中國所處戰略環境的需要，更是中國國脈所係和崛起之必然。
在戰略範疇內，既有總體性的大戰略(grandstrategy)，又有各類別的戰略。在此，僅就中國在海洋方向的戰略環境和新世紀的海洋戰略目標做一些探討。
新中國成立之初，其戰略注意力和資源不得不主要集中於韓戰，失去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為新中國完整的海防奠基的歷史性機會。從此，中國在海洋方向麵臨封鎖，美海軍協防台灣海峽，控製著製海權，中國的海防僅限於近岸沿海區域。60年代越戰期間，中國周邊沿海主要由美國艦隊控製，以便提供越戰海空戰鬥支援和保障海上運輸航道。因此，可以說，從建國起到70年代初這一時期內，且不論中國的內部條件，僅海洋方向的外部條件就極為險惡，中國海軍在此階段期間難以有大的作為和發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長期困在近海所形成海洋意識淡薄的後遺症則是令人遺憾的。
70年代中期是中國海洋戰略環境發生歷史性變化的重要時期。在南中國海、北部灣，美軍從越南撤退出現了該海區製海權的“真空”；中美關係開始緩和，美軍逐漸退出台灣海峽；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海上衝突也已停息。在這歷史性的轉折關頭，可喜的是，在已故著名戰將、當時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指揮下，南海艦隊和海南軍區官兵，抓住了這一歷史性機會，在1974年1月護航護漁的巡航中，以精悍的海軍小編隊和陸軍小分隊，擊退南越海軍編隊，並成功地實施海陸協同登陸戰鬥，一舉收復西沙群島，為伸張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海權建立了名垂青史的歷史性功績。
可悲的是，處於“文革”內亂中的中國，在“批林批孔”、“唯此為大”的迷茫中，半途而廢，未能乘勝收復當時處於海權“真空”狀態的南沙群島。而隨著美軍撤離越南海域，越南翻臉不認人，詭稱由於需要中國援助抗美戰爭，所以作為權宜之計承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美國人撤走了，其對中國主權的承認就拋進了南中國海，於是，開始搶占“真空”狀態中的南沙群島。其他周邊國家也不甘落後，紛紛加入了搶占南沙群島、建立實際控製的行列中。就在這段不長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南沙群島被迅速瓜分、占領，形成了多國占領、主權要求交叉的錯綜複雜局麵，嚴重損害了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周邊海域的主權，留下了無窮的後患。稍微令人感到寬慰的是，中國在1988年3月的一次軍事與外交密切配合的典範性行動中，成功地收復永暑、華陽、東門、南薰、渚碧、赤瓜礁共6個南沙島礁，建立了伸張中國主權和海權的南沙前進陣地。從此，中國海軍陸戰隊官兵們以吃大苦、耐大勞的意誌和報效祖國的獻身精神，守衛著中國在南沙群島的神聖海洋國土。然而，形勢不容樂觀，南中國海蘊藏的資源令早已侵占南沙的外國垂涎三尺，不僅加緊掠奪南海資源，而且變本加利，以驅趕、槍殺等強硬手段對付這片海域的本來主人－－中國漁民。迄今為止，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善良、忍讓主張並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而那些侵蝕中國海權的國家卻我行我素，貪婪地加緊掠奪中國的南海資源。